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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的消极影响

coolhzh 2017-06-19 15:53:07 范文大全 0 评论
浅析围栏放牧的消极影响

浅析围栏放牧的消极影响

——以蒙内古草原为例 张大成 当我们谈到围栏放牧时,总是首先想到其带来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围栏放牧可以使草场得以休养生息,保护牧草免遭过度采食,提高牧草的质量,从而遏制草场退化,减轻土地沙化的趋势,实现草原的可持续利用。但是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像硬币一样具有两面性,围栏放牧同样不可避免的有其消极的一面。

围栏放牧政策实施的理论基础是“公地悲剧”,公地悲剧由英国哈丁教授于1968年在其论文《公地悲剧》中首次提出,背景是在一片公共牧场里,牲畜是牧民的私有财产,每个牧民都可以自由进入牧场,放牧收入归个人所有,但是每个牧民都是理性经济人,尽力使个人利益最大化,当有一个牧民为提高收入而增加牧群时,其他牧民纷纷效仿,可是一片牧场的自然承载力是有限的,随着牲畜数量不断增加,草场的载畜量逐渐达到极限,牧草无法得到及时的休养再生,出现草场退化。此时,为了个人收益的最大化,牧民的扩大牧群的行为并没有停止,草场生态环境急剧恶

化最终沦为荒漠。他由此得出结论,产权不明确的公地是这场悲剧的根源,要想保持整个牧场有序和持续开发利用,需要明确产权制度,把牧场分给牧民,牧民为了使草场不退化,必定会控制牧群规模,以免牧场退化。于是我国便于七八十年代吸纳了这一理论,在内蒙古实行围栏放牧,使每户牧民的牧场范围确定下来。

紧接着问题随之而来,为限制牧群活动范围,牧民不得不围起栅栏,使原来连片的草场被人为地分割为一座座“孤岛”。大家不要忘了,内蒙古草原可是我国草原类野生动物的乐园,大批黄羊、旱獭、草原狼等生活于此。特别是人口的增加,对草原的开发力度不断扩大,已经极大地挤占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

(1)围栏堵住了黄羊等动物的迁徙之路:很多黄羊由于沿循以前的路,在草原季节性迁移,却被铁丝网拦住,于是很多困死在铁丝网的网眼中,这也阻断了大型陆地动物的正常繁衍生息,破坏了草原生态链的平衡。

(2)由于牲畜被圈养在一片固定的区域,牧群不能像以前散养状态下,吃到各种牧草,而每种牧草含的矿元素养分又不尽相同,于是牧群出现了营养不良,许多牧民家里的羊变的又瘦又黄,羊肉的品质下

降。再加上羊群活动范围小,运动量小,吃过草往往就躺下休息了,羊群健康情况恶化。

(3)由于很多牧民为获得短期的经济利益,盲目扩大牲畜规模,草场上单位牲口密度变大,牧群在活动中范围受限,反复踩踏牧草,使牧草退化,草场沙化

(4)围栏也意味着牧民要定居或短期定居,那必然涉及饮水问题,在没天然河流的地方,需要打井取水,可是内蒙古草原年降水量不足200mml地下水得不到及时补充,持续开采地下水饮用或灌溉,就会出现地下水水位下降,紧接着就是牧草因干旱而死,在强风的侵蚀下,形成沙尘暴,并留下裸露的沙荒地,最终演化为沙漠。

(5)围栏后为提高自己的牧场载畜量,牧民大量施用化肥和农药,使大量昆虫和植被被消灭殆尽,草原植被类型逐渐单一化,草场生态系统的稳态的根基被动摇。

因此,当围栏放牧的好处被无限放大时,危机也就随之而来,我们需要反思长期推行的围栏放牧制,探索新的草原可持续发展之路。

浅论科举废除后的消极影响

编号:201000501018

毕业论文(设计)

略论清末科举停废后的消极影响 姜朝晖 刘立弟 201000501018 历史学 历史与社会管理学院(盖章)

指导教师 学生姓名 学 专 号 业

教学单位

二〇一四年六月

1.目录„„„„„„„„„„„„„„„„„„„„„„„„„„„„1 2.德州学院毕业论文(设计)课题说明书„„„„„„„„„„„„„2 3.德州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书„„„„„„„„„„„„„3 4.德州学院毕业论文(设计)中期检查表„„„„„„„„„„„„„6 5.正文:略论清末科举停废后的消极影响„„„„„„„„„„„„„7 一、社会整合能力的弱化„„„„„„„„„„„„„„„„„„„7 二、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10 三、中国近代教育的畸形发展„„„„„„„„„„„„„„„„„12 四、结语„„„„„„„„„„„„„„„„„„„„„„„„„„14 参考文献„„„„„„„„„„„„„„„„„„„„„„„„„„15 英文摘要„„„„„„„„„„„„„„„„„„„„„„„„„„17 6.谢辞„„„„„„„„„„„„„„„„„„„„„„„„„„„„18 7.德州学院毕业论文(设计)评语(指导教师)„„„„„„„„„„ 19 8.德州学院毕业论文(设计)评语(评阅人)„„„„„„„„„„„ 20 9.德州学院毕业论文(设计)评语(答辩小组)„„„„„„„„„„ 21 10.德州学院毕业论文(设计)最终成绩„„„„„„„„„„„„„„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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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学院毕业论文(设计)课题说明书

论文题目 指导教师 研究方向 选题的主要目的和意义

选题目的:在古代社会,科举制度同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相联系,并成为封建统治者进 行文化专制,排斥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可否认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 史上乃至世界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在近代其平等、公开和择优录用政府官员的方式为欧美乃 至世界上多数国家所效仿,至今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它的魅力所在。在激烈而盲目的批判后, 关于废科举的争议也越来越大,许多学者开始对科举有所慎思,有所吸纳。本文本着历史主义 态度,以清末科举制废除的社会影响为切入点,对其作出公正的评价。 选题意义:科举制度的废除既是中西文化撞击的产物,也是新旧文化冲突的结果。它的废 除加剧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和转型,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但是科举制 度的骤废,也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些问题,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混乱。因此研究科举

废除的消极影响,具有一定的历史研究价值,又可以认识到科举的精华所在,促进现代化精神 文明的建设。

略论清末科举停废后的消极影响 姜朝晖 职称 中国近现代史 教授

国内外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研究现状: 关于废科举所引发的社会影响, 目前中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二类: 一 种是现代化史观范畴内的制度分析,尤以教育制度近代化的论述为多。第二类属于传统政治史 的研究内容,从不同方向论述了废科举后中国政治的演进方式。对于废除科举的评价尽管褒贬 不一,但基本上沿用了一种长时段的视野,将废科举事件置于中国传统统治秩序、社会结构近 代转型。如:刘海峰和李兵的《中国科举史》 ;沈其新的《清末科举制度废止评述》 ;罗志田的 《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和《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等。 发展趋势: 对科举制度的评价我们应该一分为二, 实事求是。 不能以偏概全, 一棒子打死, 而应该还它一个真实的面目,也应该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目。科举制度的废除,已经是历史的 必然。我们不但应该看到其内容已经不合时宜了,同时更应该充分肯定其合理性的内核,即公 开、公正、公平,还历史以真实面目。

教学单位领导小组审批意见

组长签名(签章) : 2014 年 1 月

注:本表由拟担任毕业论文(设计)指导任务的教师填写,教学单位存档。 2

德州学院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书

(2014 年 3 月) 院(系) 姓名 论文题目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选题目的:在古代社会,科举制度同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相联系,并成为封建统治者进 行文化专制,排斥多元文化的一个重要手段。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可否认科举制度在中国古代 史上乃至世界上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在近代其平等、公开和择优录用政府官员的方式为欧美乃 至世界上多数国家所效仿,至今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它的魅力所在。在激烈而盲目的批判后, 关于废科举的争议也越来越大,许多学者开始对科举有所慎思,有所吸纳。本文本着历史主义 态度,以清末科举制废除的社会影响为切入点,对其作出公正的评价。 选题意义:科举制度的废除既是中西文化撞击的产物,也是新旧文化冲突的结果。它的废 除加剧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和转型,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巨大而深刻的影响,但是科举制 度的骤废,也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些问题,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混乱。因此研究科举 废除的消极影响,具有一定的历史研究价值,又可以认识到科举的精华所在,促进现代化精神 文明的建设。

历史与社会管理学院 刘立弟

专业

学号

历史学 201000501018

略论清末科举停废后的消极影响

二、本选题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研究现状:关于废科举所引发的社会影响,目前中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二类: 一 种是现代化史观范畴内的制度分析,尤以教育制度近代化的论述为多。第二类属于传统政治史 的研究内容,从不同方向论述了废科举后中国政治的演进方式。对于废除科举的评价尽管褒贬 不一,但基本上沿用了一种长时段的视野,将废科举事件置于中国传统统治秩序、社会结构近 代转型。如:刘海峰和李兵的《中国科举史》 ;沈其新的《清末科举制度废止评述》 ;罗志田的 《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和《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等。 发展趋势:对科举制度的评价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实事求是。不能以偏概全,一棒子打死, 而应该还它一个真实的面目,也应该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目。科举制度的废除,已经是历史的 必然。我们不但应该看到其内容已经不合时宜了,同时更应该充分肯定其合理性的内核,即公 开、公正、公平,还历史以真实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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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题设计方案(基本内容、基本观点、研究途径)

基本内容:科举制度自隋唐以来,发展至明清已不适应近代社会的变迁,1905 年清廷宣布 废除科举。然而,科举制度的骤然停废也给当时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些问题,文章主要从社会整 合能力弱化,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新式教育畸形化发展等几个方面来论述科举废除后产生的 消极影响。 基本观点:近几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关于废科举的争议很大。本文本着历史唯物主义态 度,以清末科举制废除的历史反思为切入点,对其作出公正的评价,从而进一步认识科举制度 的废除。从废科举所引发的学制、学堂和学生数量以及教育内容和宗旨的改革,对社会整合的 影响,社会文化发生的变化,从而对废科举事件做出正确的评价。 研究途径:首先虚心向指导老师请教,提出相关问题及参考题目,请老师最终确定论文题 目。其次,确定题目广泛参考相关资料,阅读有关论文、专著、期刊等,筛选出有用信息。再 次,在广泛阅读,大量搜集材料的基础上分析、综合提炼,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自 己的观点。

四、计划进度安排(起止时间及分阶段的进度安排)

起止时间: 2014 年 1 月-2014 年 6 月 进度安排: (1)2014 年 1 月-2014 年 3 月,参考指导教师提供的课题说明书,确定论文题目并进行 课题的资料搜集。 (2)2014 年 3 月-2014 年 4 月,分析、整理、加工所搜集的材料,提炼论点,撰写写作 大纲和论文初稿,提交指导教师,接

受毕业论文中期检查。 (3)2014 年 5 月-2014 年 6 月,根据指导教师意见进行修改,补充材料,修正论点、格 式并对语言文字进行加工润色。 (4)2014 年 6 月 10 前,对论文进行修改、完善,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最后定稿,向指导 教师和评阅老师提供电子版文稿和打印稿。 (5)2014 年 6 月 10 日,论文答辩。 (6)2014 年 6 月 12 日,向指导教师提供定稿(电子版和打印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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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要参考文献(只列出最重要的 5~6 种)

[1]李涛. “失去重心的传统” ·略论清季科举制度废除的社会影响[J]. 《中共浙江省委党 校学报》2002 年第 4 期. [2]刘江船.论民初军阀割据的文化原因[J]. 《民国档案》1994 年第 3 期. [3]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J]. 《科举制与中国社会文化》2011 年第 4 期. [4]美·吉·罗兹曼主编“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中国的现代化》[M].江苏:江苏人民 出版社 1995 年 8 月版. 五、主要参考文献 [5]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M].北京:北京学林出版社 1995 年版.

六、指导教师意见及建议(电子版)

刘立弟同学的选题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对清末废科举问题的现有研究状况和 发展趋势具有比较准确的把握,论文框架结构设计基本合理,研究途径也比较恰当。 因此,同意刘立弟同学以科举制废除后的消极影响作为毕业论文题目。 建议刘立弟同学广泛搜集资料,认真研读文献,提炼观点,在与老师和同学的 交流中顺利完成论文。

指导老师签名: 2014 年 3 月 12 日

七、教学单位领导小组审批意见

指导教师签名(手写) : 2013 年 3 月 10 日

组长签名(签章) : 2014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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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学院毕业论文(设计)中期检查表

(2014 年 4 月) 院(系) 姓名 论文题目 历史与社会管理学院 刘立弟 专业 学号 历史学 201000501018

略论清末科举停废后的消极影响 姜朝晖 职称 教授 传统文化的血色残阳 -论科举废除后的缺失

指导教师

毕业论文(设计)的计划进度

2014 年 1 月-2014 年 3 月,进行课题的资料搜集,确定论文题目,写出开题报告。 2014 年 3 月-2014 年 4 月,分析、整理、加工资料,撰写论文,提交初稿。 2014 年 5 月-2014 年 6 月,根据指导教师意见进行修改,补充材料,修正格式,校对文字 和参考资料。 2014 年 6 月,修改、完善论文,最后定稿。

完成情况

到现在为止,论文资料的搜集工作已经完成,论文初稿也已初步完成并提交指导老师接受 老师指导。 在这段时期里,我深切得体会到从事学术研究的艰辛,但我同时有体会到了收获的快乐。 感谢姜朝晖老师的帮助和指导! 刘立弟 2014 年 4 月 30

指导教师评议(电子版)

刘立弟同学对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读比较认真,论文初稿的基本脉络比较清 晰。论文初稿还需进一步整理。

指导教师签名(手写) : 2014 年 5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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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清末科举停废后的消极影响

刘立弟

(德州学院历史与社会管理学院 山东德州 253023)

要:科举制度自隋唐产生以来,发展至晚晴,已不适应时代的变迁。1905年,清廷宣布

废除科举,然而科举制度的骤然停废也给当时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废科举致使社会整 合能力弱化, 导致清王朝最终覆灭; 以儒学为支柱的传统文化独尊地位倒塌, 造成社会文化断层; 新式教育畸形化发展等问题。 关键词:科举废除;消极影响;近代教育

在中国行至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始于隋,完备于唐宋,衰落于明清。经过短暂的鼎 盛发展期后,陈旧的科举制度已经极不适应近代不断变动的国际环境、日益变化的经 济状况和社会结构。1905 年(光绪三十一年) ,清廷奉上谕,宣布废除科举: “著即 自丙午科(1906 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1]科 举的废除是合理的,必要的,但是旧制即去,代替科举的新制度尚不能起多大作用, 把全国的文化、教育作成了一锅热气腾腾的夹生饭,在除旧而未立新的过程中出现了 一系列的问题,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整合能力的弱化

科举的骤然停废打破了传统社会的高度整合,致使王朝权威体系崩溃,传统社会 结构不能进行有效的认同、沟通、调整和反馈功能,社会流动遭到中断与阻塞,最终 延缓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一)王朝权威体系的崩溃 科举制度的废除使王朝权威体系崩溃,造成社会分崩离析,整合能力弱化。这里 权威体系崩溃的含义主要是民众和士人对皇权的抛弃及因此造成的军阀混战、 政权下 移的政治影响。近代中国的中央政权始终不具备应有的政治信仰权威,控制社会和整 合社会的功能和主导地位也被严重削弱,虽然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晚清,但促使其发 生决定性变化的事件则是科举制度的骤然废除。 在没有采取任何过渡性措施的前提下停罢科举制度, 皇权与职业官僚系统渐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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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皇权权威失去存在的基础。此后在短期内没有新的阶层或群体来代替和填补这个 空白。传统仕途随着科举的停废被堵塞以后, “一筹莫展的知识分子中很多人纷纷弃 文从武,大批有识有志青年投笔从戎,于是形成一股从军热„„成为军阀割据混战最 有生命力的源源不断的人力基础”[2],军阀割据混战持续几十年的局面,国家权威中 心进一步削弱。 同时, 接受

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和整合,整个社 会长期运行在失范状态下。 第二,士农工商四维社会结构迅速瓦解。随着停废科举,士大夫阶层以此为契机 逐渐成为新式知识分子群体,日益趋向边缘化,远离社会中心。士绅阶层的分裂为商 人群体和军人群体提供参予政治的机会,但是商人群体缺乏社会根基与地位;新兴的 学生群体基础薄弱;军人群体存在“新式军人,新于制服已耳”[8]等一系列的问题, 他们无法担当整合社会的责任,进而社会的向心力分化。另外,下层民众,甚至土匪 对社会的参予力度加大,造成更多的冲击与破坏。社会整合过程困难重重,清代的刘 大鹏写到“世困民穷,四民均失其业„„四民失业将欲夭下治安,得乎”[9]旧社会结 构已瓦解,新社会结构未建立,社会陷入一片混乱当中。 传统中国的四维社会结构,虽有明显的社会分层,但各层次之间允许多种方式的 流动和变更。科举的停废使该社会结构解体,社会各阶层之间允许流动和变更的中介 消失,实质上是一种更脆弱的冲突性结构的形成,而这种变化“有降低社会整合度、 引发社会冲突、妨碍社会良性运行的消极作用” 。[10] (三)社会流动的中断与阻塞 社会流动与社会整合度密切相关,社会动态存在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两种类型, “水平流动指的是人们在同一社会垂直分化阶层内部的位置转移; 垂直流动是指人们 在同一分层结构层面中的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 。[11]下面将分别以士绅城乡间的水平 流动和精英垂直流动为例,考察科举制度的废除对社会流动及社会整合产生的影响。 首先,士绅城乡间的水平流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有很多种类型的水平流动, 其中以“士人于乡村一城市—乡村间”的流动模式为代表。科举制的发展,促成了中 国古代的城乡互动格局, 城乡一体同步发展的模式。科举制度的停废打破了原先的 城乡互动格局,读书人不再返归乡村,而是更多的留居城市,城市有了显著性变化和 发展,但其代价是乡村文化和乡村经济的急剧衰落。这种城市化的方式阻碍了中国的 近代化进程,其影响至今依稀可见。 科举制度的废除使这种水平流动中断, 乡村社会中道德与精神力量象征绅士的来 源逐渐发生变化。读书人留城不归意味着乡绅道义的约束日益放松,乡绅中出现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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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豪劣绅”的可能大为增加。刘大鹏在1926年就敏锐的察觉到乡村社会秩序长期动 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民国之绅士多系钻营奔竞之绅士, 非是劣拎、 土棍, 即为败商、 村蠢。而够绅士之资格者,各县皆寥寥无几。 ”[12]这又是乡村社会秩序长期动荡的一 个重要

原因。 其次,精英间的垂直流动。中国古代社会分层结构是半封闭式体系,科举制为平 民向官员的垂直流动提供了较为畅通的途径,实现了精英从非执政层向执政层的流 动,并保持了政治与社会的活力。根据何炳棣先生的总结, “1371年至1904年间有42% 来源于平民家庭的人获取进士功名” ,[13]这表明社会流动的频率和速度较快。科举制 度的废除堵塞了,致使执政者平均质量降低,社会从而处于涣散与动荡之中,整合无 法有效进行。 科举制的废停标志着这种垂直流动的途径被堵塞了,社会阶层固态化,执政阶层 中的蜕化和庸才分子数量激增,执政者平均质量降低,同时平民中的精英失去上升机 会而不断累积增长,社会随之失去了原存的平衡和稳定。

二、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

在中国历史上科举制度具有维系社会内部文化生态平衡的功能, 科举的废除从根 本上动摇了传统文化的统治地位, 面对中国的主流文化一时陷入混乱状态和西方文化 又很难被认同的局面,社会文化积累的各种矛盾终于总爆发了,其具体表现是原有儒 学传播体系解体速度加快和中国近代农村文化生态失衡。 (一)儒学信仰的崩溃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儒家学说的独尊地位被打破。科举的创设和长期稳定的施 行,在制度上解决了意识形态和政治中心两个中心一体化的问题。儒家学说在传统中 国社会中是构建社会整合与控制体系的秩序、价值和规则的渊源,科举考试不但将儒 家经典作为主要内容,而且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也将传授儒家经典作为主要内容,于是 儒家思想中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一方面由教育与管理传播到了平民,一方面由制 度与文本渗透到了法律” ,于是“世俗化与道德化作为一种荣誉与象征,向社会垂范” 最终出现了“整顿风俗与生活的教官”[14]的现象。因此,儒家思想从隋唐至明清时期 借助科举制度,得到了社会成员的广泛认可和自觉尊崇,科举制度成为了社会整合的 中心, 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整合过程中担负着上通官方政教, 下达士人耕读的中介作用。 19世纪下半叶,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表明国人信仰,即社会整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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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还未颓废衰落,国人期盼将“中学”作为中心,谋求中国发展的自强和求富,从而 进行新的社会整合。 科举考试以儒学为基本内容,科举制度废除后,儒家学说越来越找不着自己的位 置,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丧失。钱玄同提出:“我 们今天该用古文家的话来批今文家,又该用今文家的话来批评古文家,把他们的假面 目一齐撕破。 ”[15]20世纪初人们猛烈抨击儒

的贡献, 今天书法艺术能成为 国粹,和古代的书法教育密不可分。书法以官方教育和家族传承的方式在古代得到普 及,科举的废除意味着中断了官方书法教育,古代传统书法教育的终结不利于书法艺 术的传承与传播。 总之,清末科举的停废打破了儒学上千年来的独尊地位,却打开了中国社会摆脱 传统和否定传统文化的大门;促进了近代农村文化的转型与发展,却产生了传统农村 文化生态失衡的后果;推动了近代书法的发展,却阻碍了书法艺术的传播。

三、中国近代教育的畸形发展

科举制度的停废为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创造了无限的生 机,推动了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变。然而,传统文化是规范和建立道德信念 的精神藩篱,是一个民族的精魂所在,而教育制度则是文化赖以传递的载体,在对教 育制度的改革中应当慎之又慎,科举制度的骤然停废,给近代教育的发展带来了一些 不利影响。 首先, 科举制度的废除导致了社会整体文化水平的下降, 阻碍了教育的普及。 1905 年后,学堂的绝对数量虽有惊人增长,但对应当时有着4 亿人口的中国,仍是杯水车 薪。据统计, “1906年中国学龄儿童至少5000万,而实际就学率6%。1903年至1908年 直隶的学生数以平均每年5%的速度增长,从6000人增加到18万余人,但相对于570万 学龄儿童是杯水车薪的,至1908年就学率也仅仅是3.2%。据研究表明,1880年清代识 字率平均识字率在20%左右,女性为2-10%,男性为30-45%,同日本和英国在现代化以 前的识字率相比只高不低。但从1895年到1930年代,全国平均识字率却一直在下降, 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17%, 以至于梁启超曾在1915年批评新政时说, 20年来办现代教育使得全民不识字。 ”[21]康有为激烈的批评新教育使得举国上下人才 衰弱,志节衰颓, “昔有科举之时„„其贤者以道德节行化其乡里,其中才以下,亦 复有文才风流之美,以诗文书画润色其地,学道之风未辍焉„„今民国科举既绝从非 执政层向执政层„„无讲学者,无谈道者,无研经者,无读书者,甚至无赋诗者,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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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者,更无藏书者” 。[22] 学堂对教育的促学力不及科举。科举功名观念的深远影响,科举竞争机制己深得 人心,清末的新式学堂则处于混乱状态,在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上新学堂的毕业生无法 与科举功名获得者相比。为促进学堂的发展“清廷出台一些学堂奖励章程促进学堂的 发展,规定依学生等级高下和程度优劣,分别实行科举虚拟和职官实授的双重褒奖, 直到宣统三年,各学堂的‘实官奖励’政策才被停罢。这种以科举功名和出

身奖励学 堂毕业生的做法,其实质是新式学堂教育与传统科举教育之间的一种妥协,同时也说 明在科举被废之初,其对教育的促学力仍远大于已然蓬勃发展的学堂,亦反衬出废科 举对教育普及的消极影响。 ”[23]清朝末年特别是民国初年,新教育已开始显现后劲不 足的情况,以至于到辛亥革命后,晚清新政时期创办教育的新气象消失不见,那些以 前所谓的新人物大半变成旧官僚,以前的新教育机构业变成敷衍公事的衙门。 其次,学堂教育中扩张的学生数量不等于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数量增加。科举停 废阻断了文化精英补充上层的渠道,上层统治者与文化精英之间出现了断层,新式教 育人才的社会地位远远比不上通过科举获得功名的举人、秀才。新教育要求学生毕业 后,多数的人才在城市求职定居、甚至死后于城市安葬,不在像以前那样回归故里, 落叶归根,这完全打破了传统的风俗习惯和人们的固有观念,科举制度的停废意味着 传统的整个社会大循环流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中止。留在城市中的“新人才”自居 于知识精英,认为自己处于社会阶级的最高层面,进而轻视乡野,读书人渐趋脱离农 业生产,脱离乡野,是社会产生了“城乡文化之中梗”[24]的现象。读书人失去乡村基 础,变成了真正的无用之人,这也就是新式学堂培养出的读书人社会地位不断下降的 真正原因。 “新瓶装旧酒”的教育内容使新学堂培养的许多新人物为变成“新学人” ,教育 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手段, 作为存在已上千年的封建科举制度和数千年的传统教育心态 不可能在顷刻间消失。因而新式学堂的教学内容并未采用适合时代要求的教材,依旧 采用儒家经学典籍,学堂聘用的教师多为当时的儒学大家,他们依然采用旧的教育方 式。 最后,学堂未有验证,而科举突然停废,出现旧制度已经废除而新的制度多停留 于理论的现象。 清政府已考虑到用兴办新式学堂的方法来填补科举制度废除后形成教 育功能的空白,但是一种新教育体制并不能通过一两纸诏书便可以在短期内奏效。清 朝末年内忧外患,当时政府当权者都有些急迫的情绪,从1901年到1905年年间,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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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袁世凯等人的奏折几乎是几个月一变化,每一个变化都向前跃进一大步,前面所 提到的措施还未实施,后面奏折的建议已接踵而至,最后在学堂建成比较完备的规模 前,急匆匆地将科举制度废除。诏书颁布后,人人皆言开办学堂,但在科举制度废除 之前并没有人进行充分的物质准备,以至于在科举改革后的考试中,不只是学生不会 应试,甚至都大为缺乏合格的阅卷者。在《南学会章程

》中湖南维新人士提议“添愿 阅课卷者一条” ,[25]来解决新学师资匮乏的问题。不只是湖南出现这种师资不足的现 象,在全国各地是极为常见的,甚至在北京、上海、南京等最著名大学中出现“陆师 学堂派充师范,八股专家支持讲席”[26]的奇怪现象。 旧人才无法使用,新式人才又不堪大用,刚刚出任时教育工作困难重重,在很长 一段时期内人才紧缺。严复对当时全国人才状况作过如是评价: “晚清旧式人才既不 相合,而新者则培养太迟,不成气候,即有一二,而独弦独张,亦无为补。 ”[27]这种 涉及改进方式和观念转变过渡期的弊端,通过温良渐进的改革方式,是可以避免的。 然而,在激烈而持久的政治动荡中,温和的“教育救国”已完全“不合时宜” 。于是 怪局面出现了“他国学生出全力以求学问尚恐不及,中国学生则分心于政治,几无一 事不劳学生问津,学校几改为政社。 ” [28]教师支持学生不力学于校,而致力于时艰, “在变态社会中,学生干政是不可避免的” ,学校培养出来的政治人才并没有比科举 选拔出来的士人更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新旧人才都不能满足时代需要,近代中国 社会政治人才真正出现了断层期。

四、结语

科举制的废除加剧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和转型,为新式教育开辟了广阔的前 景,它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的进步作用是巨大而深刻的。但同时也由于其仓促的废 除而无对应的替代制度,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些问题,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社会 混乱。 “科举制度的激进改革,斩断了两千多年来经过许多步骤而加强起来的社会整 合制度的根基,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

[29] 盲目漂流的时代。 ” 科举制度的骤然废除打破了传统社会在政治体制、经济生活和

精神价值领域及伦理规范之间的高度整合,造成社会整合能力弱化,近代以来的社会 文化断裂,近代教育机制畸形化发展,最终导致社会关系长期对立与无序,大大延缓 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我们应认识到废除科举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但是也应该看到科 举停废造成的社会危机。因此我们不仅要充分肯定其合理性的内核,也应该承认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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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过程中一些不合时宜措施,实事求是,还历史一个真实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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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gative Influence of The Aboli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Liu Lidi

(History and Society Management College of Dezhou University Dezhou Shandong 253023)

Abstrac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since the Sui and Tang Dynasties to the Qing Dynastie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has not adapted to the changes of modern society. In 1905, the Qing court announced the aboli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Howeve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was suddenly stopped to Chinese society brings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aboli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causes the social integration ability weakened, leading to the eventual demise of Qing Dynasty. Confucianism as the collapse pillar traditional cultural domination, social and cultural issues caused by fault. The abolition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

n system has a series of problems of modern education deformity development. Key words : Abolition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 Negative Effect ; Moder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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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半年的忙碌和工作,我的毕业论文写作已接近尾声„„ 本论文的完成,得益于历史系各位老师传授的知识,使本人有了完成论文所要求 的知识积累, 更得益于导师姜教授从选题的确定、 论文资料的收集、 论文框架的确定、 开题报告准备及论文初稿与定稿中对字句的斟酌倾注的大量心血, 在此对导师姜朝晖 教授表示感谢! 感谢和我一起生活四年的室友,是你们让我们的寝室充满快乐与温馨, “君子和 而不同”,我们正是如此!愿我们以后的人生都可以充实、多彩、快乐! 感谢我的同学们。是你们让我感受到大学生活的多姿多彩! 回首我的求学生涯,父母的支持是最大的动力。父母不仅在经济上承受了巨大的 负担,在心里上更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待。忆往昔,每次回到家时父母的欣喜 之情,每次离家时父母的依依不舍,电话中的殷殷期待和思念之语,皆使本人刻苦铭 心, 目前除了学习成绩尚可外无以为报, 希望以后的学习、 工作和生活能使父母宽慰。 非常感谢姜朝晖老师在我大学的最后学习阶段——毕业设计阶段给自己的指导, 从最初的定题,到资料收集,到写作、修改,到论文定稿,她给了我耐心的指导和无 私的帮助。为了指导我的毕业论文,她放弃了自己的休息时间,她的这种无私奉献的 敬业精神令人钦佩,在此我向她表示我诚挚的谢意。同时,感谢所有任课老师和所有 同学在这四年来给自己的指导和帮助, 是他们教会了我专业知识, 教会了我如何学习, 教会了我如何做人。正是由于他们,我才能在各方面取得显著的进步,在此向他们表 示我由衷的谢意,并祝所有的老师能培养出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桃李满天下!

刘立弟 2014 年 6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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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学院毕业论文(设计)评语(指导教师)

院(系) 姓名 论文题目 评语: 清末废科举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文化改革事件, 而科举制的废除 对中国近代教育转型、乃至社会转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刘立弟同学选 择这个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题目很有学术价值。 “略论清末科举停废后的消极影响” 这篇论文主要从废科举对中国 近代社会转型、近代文化转型和近代教育改革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入手, 深入探析了废科举这一历史巨变在中国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复杂作用。 中 心内容包括废科举致使社会整合能力弱化、 以儒学为支柱的传统文化独 尊地位倒塌、新式教育畸形化发展等问题。 全文框架结构合理、论述思路清晰、语言流

畅;其结论为“废除科 举既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同时科举停废也造成社会危机” ,这种观点恰 当明确,逻辑论述严谨,资料充分,做到了论从史出,是一篇比较有意 义的学术论文。 成绩(手写) 历史与社会管理学院 刘立弟 专业 学号 历史学 201000501018

略论清末科举停废后的消极影响

指导教师签名(手写) : 2014 年 6 月 10 日

注:表中成绩分为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四个等级,优秀率不超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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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学院毕业论文(设计)评语(评阅人)

院(系) 姓名 论文题目 评语: 清末废科举是中国近代教育和文化史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刘立弟 同学的论文主要从废科举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 近代文化转型和近代教 育改革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入手, 深入探析了废科举这一历史巨变在中国 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复杂作用。这是一个很有学术价值的选题。 论文的内容与题目基本相符,结构完整,格式规范,层次清楚,条 理分明,语言通顺流畅,内容丰富。文献材料收集丰富详实,基本涵盖 了本学科相关的主要文献。论述过程严谨,思路清晰,综合运用了所学 知识解决问题,分析方法选用得当,结果可信。论文撰写严肃认真,推 理符合逻辑,结论具有现实意义,是一篇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学术论文。 历史与社会管理学院 刘立弟 专业 学号 历史学 201000501018

略论清末科举停废后的消极影响

同意答辩。

成绩(手写)

评阅人签名(手写) : 2014 年 6 月 10 日

注:表中成绩分为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四个等级,优秀率不超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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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学院毕业论文(设计)评语(答辩小组)

院(系) 姓名 论文题目 历史与社会管理学院 刘立弟 专业 学号 历史学 201000501018

略论清末科举停废后的消极影响

选题具有一定创新性;论点正确, 论据充分,语言通顺,层次清晰; 文章具有一定的学术性;答辩准备较充分,回答问题也比较到位。

答辩成绩(手写)

答辩小组组长签名(手写) : 2014 年 6 月 10 日

最终成绩(手写)

答辩委员会主任(签章) : 2014 年 6 月 15 日

注:表中成绩分为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四个等级,优秀率不超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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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游戏的消极影响及争议(1)

心理科学进展 2011, Vol. 19, No. 12, 1788–1797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DOI: 10.3724/SP.J.1042.2011.01788

电子游戏的消极影响及争议*

赵永乐1,2 何 莹2 郑 涌1,3

(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重庆 4000715) (红河学院, 蒙自 661100)

1

2

(3西南大学心理学院, 重庆 4000715)

摘 要 国内外的心理学者对暴力与非暴力电子游戏的消极影响做了大量研究, 随着一般学习模型的出现, 电子游戏的积极影响研究开始兴起, 同时也产生了对电子游戏消极影响的激烈争议。通过对近年来电子游戏消极影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认为争议的原因主要在于相关研究未能与真实社会情境结合, 研究设计与方法存在异议, 研究范围狭窄, 研究结果相互矛盾等。将研究领域扩展至电子游戏积极影响方面, 以及大范围的纵向研究将是解决这一争议的关键和这一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 电子游戏; 理论模型; 消极影响 分类号 B849:R395

1 引言

对电子游戏的影响的实证研究源于对人类攻击性的研究。上世纪80年代起, 研究者开始使用电子游戏作为刺激材料, 研究其对人类攻击性的影响。这些研究结果不仅增加了人们对电子游戏的认识, 也促进了人类攻击性理论的发展。基于暴力游戏研究结果提出的一般攻击模型(general aggression model, GAM) (Anderson & Bushman, 2002)即是其中代表。Buckley和Anderson (2006)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出了一般学习模型(general learning model, GLM), 这一模型不仅限于解释暴力游戏的影响, 其适用领域扩展到所有电子媒体, 特别是在解释电子游戏的长期影响上更具优势。从研究方法看, 在继续传统的调查法的同时, 实验研究近年来大量涌现, 所采用的手段和工具也更加先进, 包括生物学、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手段都备受研究者青睐(Carnagey, Anderson, & Bartholow, 2007)。虽然很多研究认为电子游戏对游戏者的影响是消极的, 但近年来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异议, 这

收稿日期:2010-12-06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文化变迁中的西南民族价值传承研究” (06JJD720013); 西南大学国家重点学科基础心理学211工程重点课题(NSKD11010)。

通讯作者:郑涌, E-mail: zhengy@sw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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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促进了电子游戏研究的拓展和完善。

2 理论的发展:从一般攻击模型到一般

学习模型

一般攻击模型是为解释暴力电子游戏如何影响人类行为而构建, 包括短时效和长时效两个模型。由于该模型建立在严格的实证研究基础上, 因此自出现以来即成为电子游戏研究领域内的标准心理模型, 国内学者已对其进行了详细介绍(郑宏明, 孙延军, 2006)。至于在一般攻击模型基础上发展出的一般学习模型, 则从结构上对长时效模型进行了扩充, 从适用领域上增加了对非暴力的媒体内容的支持, 且可用于研究各种人格变化, 而不仅限于攻击性研究。

同一般攻击模型一样, 一般学习模型也包括短时效和长时效两个模型(见图1, Buckley & Anderson, 2006; Gentile et al., 2009)。短时效模型描述了与当前状态有关的学习过程循环, 包括个体和情境两个主要的输入变量。其中个体变量更加关键, 因为它部分的决定了个体所接触的情境, 以及个体内部状态受情境影响的程度。当前内部状态包括了三个相互强化的要素, 即认知、情感和生理唤醒。这为研究者寻找研究的测量指标提供了方向。之后个体通过一个评估和决策过程,

第12期 赵永乐等: 电子游戏的消极影响及争议 1789

图1 一般学习模型的短时效与长时效模型(资料来源:Gentile et al., 2009)

产生行为, 而行为的结果—— 强化或惩罚则继续影响两个输入变量, 形成一个循环。

长时效模型反映长期接触某种媒体所导致的人格变化。对媒体内容的反复学习, 接触以及练习, 会改变个体的前认知与认知建构—— 包括期望与知觉图式、信念、认知脚本等; 认知-情绪建构—— 包括态度和刻板印象; 情绪建构—— 包括条件性情绪和情感特质。由此产生的人格变化则作为个体因素, 进入短时效模型发生作用。长时效模型提供了从人格角度测量和检验媒体影响的方向。

根据一般学习模型的预期, 电子游戏的影响既可能是消极的—— 如增加攻击性, 也可能是积极的—— 如增加亲社会性, 区别关键在于游戏本身提供的内容、情景、场景、反馈机制以及游戏者的游戏方式(Gentile & Stone, 2005)。与一般攻击模型相比, 一般学习模型最大的进展在于适用范围的扩展, 为各类媒体的影响, 包括积极的影响, 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此框架下, 一些研究者开始探索电子游戏的积极影响问题, 这进一步催生了关于电子游戏消极影响研究的争议。

游戏研究的先驱与主要人物。他与合作者将一般攻击模型的理论和暴力游戏的影响结合起来, 并且使二者相互印证, 证明了接触暴力游戏对攻击认知、情感和行为的促进作用(Anderson & Dill, 2000)。这一结论与若干针对电子游戏长期影响的调查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即长期接触暴力游戏与高攻击性密切相关(Anderson et al., 2004; Bartholow, Sestir, & Davis, 2005; Gentile, Lynch, Linder, & Walsh, 2004)。之后10年间, Anderson及其合作者不但对游戏内各种影响攻击性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和验证, 而且在研究范式、攻击性测量工具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借鉴和建议(Anderson & Bushman, 2001; Carnagey et al., 2007)。

在研究中, Anderson特别关注游戏中那些引起攻击性的暴力内容。之后, 一些研究者进一步分析了这些内容的具体效果。例如对游戏内血腥场面的出血量的研究发现, 增加出血量导致更高的游戏者攻击性(Barlett, Harris, & Bruey, 2007)。张学民, 李茂, 宋艳, 李永娜和魏柳青(2009)在区分参与和观看条件下, 对游戏中血腥视觉成分和射杀动作两个因素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结果发现两种因素皆有显著促进攻击性的影响, 而且血腥的视觉成份的影响更强。

暴力游戏还导致暴力脱敏。Funk, Baldacci, Pasold和Baumgardner (2004)的一项研究发现, 游3 电子游戏的消极影响

3.1 暴力电子游戏的消极影响

美国爱荷华大学的Anderson教授是暴力电子

1790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19卷

戏中的暴力内容可能比真实的暴力内容影响更大, 接触暴力游戏会减少个体的共情水平并提高其暴力态度倾向。郭晓丽, 江光荣和朱旭(2009)在区分参与者和观看者的条件下, 对暴力游戏诱发的攻击性脱敏效应进行了研究, 结果证明无论是观看还是参与, 都导致显著的脱敏效应。一些神经科学研究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在针对暴力游戏长期接触者(Bartolow, Bushman, & Sestir, 2006)和网络游戏成瘾者(贺金波, 郭永玉, 柯善玉, 赵仑, 2008)的ERP研究中都得到了相似的结果, 暴力游戏使得P300显著削弱, 提示持续的接触导致长期化的暴力脱敏以及攻击行为增加。

在对人际关系的影响上, 游戏中的暴力内容会破坏游戏者的合作行为, 削弱亲社会动机, 并且增加社会交往中的剥削行为(Sheese & Graziano, 2005)。接触暴力电子游戏还让人变得冷漠和疏离, 从而减少人们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他人的倾向(Bushman & Anderson, 2009)。一些暴力游戏还展现无端攻击平民甚至执法人员的情景, 使人担心游戏者可能通过观察学习来模仿这些行为。

国内外对暴力游戏接触者的内隐攻击性研究结论也基本一致, 长期或短期的接触暴力游戏都能使被试的内隐攻击性提高(陈美芬, 陈舜蓬, 2005; 崔丽娟, 胡海龙, 吴明证, 解春玲, 2006; 魏华, 张丛丽, 周宗奎, 金琼, 田媛, 2010; Uhlmann & Swanson, 2004), 这些结果符合一般攻击模型的预测。此外, 张国华(2008)还发现暴力游戏导致青少年游戏者的消极死亡认知倾向。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研究使用的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商业化游戏。

但这些对暴力游戏的研究大多受制于一般攻击模型的限制, 因而集中在攻击性研究领域, 对其他方面的影响研究较为薄弱。而且一般学习模型的长时效模型预言, 长期游戏接触者会发生人格改变, 这一重要假设还有待纵向研究的支持。 3.2 非暴力电子游戏的消极影响

虽然暴力游戏占据了游戏份额的绝大部分(Dill & Dill, 1998), 而且游戏者自我报告也显著偏好暴力游戏(Anderson et al., 2004), 但毕竟还有相当数量的非暴力游戏。近年来的一些研究也对这一类游戏的消极影响进行了探索。

在对攻击性的影响方面, Anderson和Carnagey (2009)通过对体育运动类游戏的研究发

现, 不含暴力视觉元素的游戏, 仍然与高攻击性相关, 这可能与游戏内的竞争性情境相关。之后, 在一项针对游戏中竞争性与攻击性认知关系的研究中, 这一关联再次得到了证实(Schmierbach, 2010)。这一发现解释了为何一些形式上非暴力的游戏, 也对人的行为产生了消极影响。例如一些赛车竞速游戏并不直接呈现暴力场面, 也未要求游戏者以暴力的形式竞争, 但此类游戏会让人在驾驶过程中采取更加不计后果的危险行为, 结果提高了交通事故的风险(Fischer et al., 2009)。

电子游戏是否影响学生学习, 一直是教育领域内备受关注的课题。虽然很多调查研究认为电子游戏降低了学生的学习成绩, 不过此类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Sharif & Sargent, 2006)。Weis和Cerankosky (2010)在自然情景下进行了一项随机对照实验, 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实验证据。研究者向一组以前不玩电子游戏的6-9年级学生提供游戏机, 结果发现4个月之后, 他们的读写成绩下降了。这也是首次在自然情景下, 对电子游戏的影响进行随机对照研究。另一项着眼于学生注意障碍的调查研究也发现, 接触电子游戏与青少年注意障碍的问题相关, 对其学习影响极大, 且不受具体年龄的影响(Swing, Gentile, Anderson, & Walsh, 2010)。Bailey, West和Anderson (2009)还发现, 非暴力内容的电子游戏也会削弱游戏者的主动认知控制, 这对复杂的学习过程不利。此外, 过度沉溺于电子游戏会导致一系列身体健康问题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包括肢体疼痛、肌肉劳损、肥胖、癫痫等等(Griffiths, 2005), 过度游戏导致猝死的案例在国内也时有报告(张浩, 李桢, 杨文蕊, 2006)。

3.3 电子游戏产生消极影响的结论

基于大量相关研究都得到类似结果, Bushman和Anderson (2001)曾对暴力游戏和攻击性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媒体中的暴力内容与攻击性的相关关系比二手烟的致癌性, 铅中毒导致的智力损伤还要高的多, 其数值仅次于吸烟与肺癌的关联, 而游戏对人的影响力又高于传统媒体类型, 因此, 游戏中的暴力内容会导致消极影响是确定无疑的。

Anderson等(Anderson, 2004; Anderson et al., 2004)还对上世纪末至今的实证研究进行了多次元分析研究, 都得到了显著关联的结果。在最近

第12期 赵永乐等: 电子游戏的消极影响及争议 1791

的一项研究中, 一个跨国研究小组对来自不同地域和文化的多项研究进行了总结。在最终的元分析结果中, 研究者认为暴力游戏对攻击性的促进是确凿无疑的, 而且还存在其它的消极影响, 如降低同情心与亲社会倾向等(Anderson et al., 2010)。Anderson认为支持这一结论的证据相当充分, 因此完全有必要对整个游戏产业进行监控与限制。

成的影响也归咎于暴力游戏。这与一般攻击模型倾向于短期影响, 结构过于简单有关。郑宏明和孙延军(2006)指出, 一般攻击模型未能将游戏者个体和情境因素纳入其中。这是该模型的一个重要弱点, 而且导致在此基础上的研究设计单一, 研究者过多的关注游戏中的暴力因素, 对游戏内外的其他因素的研究偏弱。同时, 在这一领域中将实验与真实社会情景结合起来的研究较少, 如果缺乏纵向研究的支持, 这些只包含两变量的研究仅能证明实验室之内, 而非真实社会情景下的情况。

再者, 一些研究在被试选择方面也存在偏差。人类攻击性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相应研究必须考虑这一特点。同时, 不同性别人群接触的游戏也是不同的。虽然游戏者在男女性别人群中所占比例相差不大(美国青少年中99%男性和94%女性有接触), 但在不同类型的游戏中, 性别比例极不平衡。例如在局域网游戏中, 男性游戏者就占了绝大部分, 而且这些男性相对来说竞争意识较强, 因此攻击性也可能更高(Jansz & Martens, 2005)。已有的实验研究大多没有明确说明所用的电子游戏材料是否存在性别偏好, 被试性别比例与实际的游戏者分布是否相似。很多研究为了回避攻击特质的性别差异的影响, 而只选用一种性别的(通常是男性的)被试, 其实验结果虽然更加稳定, 但也影响到结论的可靠性。此外还存在年龄差异没有得到重视的情况。成年游戏者为数不少, 他们和青少年游戏者的游戏模式有很大区别(Griffiths, Davies, & Chappell, 2004), 但目前以成年人为被试的研究数量甚少。

最后, 这些实验研究的焦点多集中于人类攻击性, 对电子游戏在其他方面的影响关注甚少, 这对全面评估电子游戏的影响是不利的。根据一般学习模型的预测, 电子游戏对人格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攻击性只是其中之一, 而在其他方面的证据仍然不多。 4.2 质疑的提出与证据

因此, 尽管电子游戏产生危害的研究连篇累牍, 但也有学者认为这些结论并不可靠。以Ferguson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 他们认为包括暴力游戏在内的电子游戏的消极影响被夸大了, 而对其潜在积极影响没有得到认识(Ferguson, 2010)。 4 对电子游戏消极影响的争议

4.1 电子游戏的消极影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Anderson等做出的结论主要基于大量的实验研究, 但这些研究存在一些问题。首先, 在证明暴力游戏与攻击性关联的研究中, 存在着测量的方法与工具选择的问题。Ferguson (2010)认为这些研究者倾向于选择对自己假设有利的测量方法, 放大了研究的效应度。使用自陈问卷的研究多数采用Buss和Perry (1992)的攻击性问卷, 以及Anderson, Deuser和DeNeve (1995)的攻击性状态问卷, 或者他们的修订版本(Diamond & Magaletta, 2006)。前者倾向于反映攻击性特质, 而攻击性状态问卷只反映攻击性中的某些方面, 且自我报告的准确性也经常受到质疑。近年来内隐测量工具日益普及, 有学者曾使用内隐联想测验(IAT)对游戏者的攻击性进行测量(陈美芬, 陈舜蓬, 2005; Uhlmann & Swanson, 2004), 虽然表现出较高的敏感性, 但不能精确的反映攻击性的内部维度, 对研究和验证攻击性模型的结构意义不大。采用受控制的实验操作来测量攻击性的方法也比较常见, 包括让被试使用噪音实施惩罚的攻击行为测验(Anderson & Bushman, 1997), 与攻击性相关的启动效应反应时测验, 或者字词发音测验等(Anderson & Carnagey, 2009; Anderson, Carnagey, & Eubanks, 2003)。此类测验不但内容不统一, 而且主要反映被试的内隐态度或无意识行为的倾向, 对熟虑后的行为缺乏预测力(Wilson, Lindsey, & Schooler, 2000)。对于游戏材料暴力水平的评定也有一定的随意性, 普遍采用的方法是主试或者被试的主观评定, 而这种评定在每个研究中可能会标准不一。

其次, 从研究设计来看, 大多数研究设计只考虑两变量相关, 这高估了暴力游戏的影响, 从而把其他的因素如性别、家庭、人格、遗传等造

1792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19卷

Ferguson和Kilburn (2010)首先质疑了Anderson等通过元分析做出的结论, 认为这些分析在数据来源方面存在重大缺陷。首先, 已有的元分析大量选择对结论有利的研究结果, 甚至包括一些未曾发表的研究。另一方面, 出版偏差(publication bias)也严重影响了已有元分析的结果。学术期刊倾向于报告那些结果显著的研究, 这些研究大多假设电子游戏对人产生消极影响, 因此出版偏差会导致相应的元分析得到较高的关联。在对此进行修正之后, Ferguson等(Ferguson, 2007a, 2007b; Ferguson & Kilburn, 2009)的元分析结论都不支持暴力游戏显著增加攻击性的结论。他们进一步分析认为, 社会总体存在将新兴媒体妖魔化的倾向。对电子游戏不利影响的担忧本质上是一种周期性的, 针对媒体的道德恐慌, 就跟以前担忧电视电影的消极影响一样。大众舆论对于新媒体的出现往往是情绪化和以偏概全的。例如当某人犯下严重罪行后, 其行为就可能与他平时接触过暴力电子游戏联系起来, 而这种联系是否科学, 则往往被忽视了。

除此之外, 一些研究还证明电子游戏未必产生消极影响, 甚至暴力游戏也如此。Ferguson等(2008)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暴力游戏, 家庭暴力, 攻击性人格等方面的关联之后, 发现接触暴力游戏是家庭暴力与攻击性人格的副产品, 而非直接原因。从社会统计的角度, 暴力游戏的普及水平与社会暴力犯罪的总体发生率也没有关联(Ferguson & Kilburn, 2010; Ferguson et al., 2008)。此外, 日本一项针对五年级学生的纵向研究发现, 暴力游戏中的情境因素比接触量的影响更大, 而且只有男性产生攻击性增加的效果, 而女性在接触暴力游戏之后, 攻击性反而减弱, 而且更加反对暴力(Shibuya, Sakamoto, Ihori, & Yukawa, 2008)。Anderson等(2010)分析了日本人受暴力媒体影响较弱的原因, 认为这是东西方文化差异造成的。例如在集体主义氛围较浓的以色列集体农庄里, 接触暴力电视的青少年所受的影响也较小。这都说明暴力媒体本身可能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还受到性别差异、文化环境等因素的显著制约。此外在教育领域的一些调查研究也没有发现电子游戏对学生的消极影响, 反而证实存在一些积极的关联(Durkin & Barber, 2002)。

另有一些研究结论相互矛盾。例如Anderson

和Carnagey (2009)认为暴力游戏内竞争因素导致攻击性增加, 与他人的竞争可能增加游戏的竞争性, 因此与他人进行游戏内对抗可能增加游戏者攻击性。有的实验研究证实了这一点(赵永乐, 郑涌, 2004; Schmierbach, 2010), 但同样也有研究条件类似而结论完全相反的研究, 即与人相竞争减小了游戏者的攻击性(Williams & Clippinger, 2002)。还有研究认为, 对抗的游戏者之间是否熟悉这一因素影响了游戏者的唤醒水平, 而与人还是与人工智能对抗影响不大(Ravaja et al., 2006)。

另一些研究虽然总体结论认为电子游戏产生消极影响, 但其中一些结果也存在矛盾之处。Anderson等(2004)的一项研究显示, 无论游戏中的血液颜色是真实的鲜红色, 还是不那么血腥的绿色, 游戏者的攻击性表现都没有差异。这和游戏血腥程度直接影响攻击性的多项研究结论矛盾。国内一项研究显示, 游戏者的攻击行为和认知会受到暴力游戏的强化, 但攻击情绪未受显著影响(李婧洁, 张卫, 甄霜菊, 梁娟, 章聪, 2008), 这与暴力游戏导致的攻击性在情绪、认知、行为三方面都有表现的论断不符。Weis和Cerankosky (2010)对涉及学习成绩和行为问题的10个指标进行了监控, 结果只发现读写成绩, 以及与此相关的学习问题三个指标受到影响, 却没有观察到任何类型的行为问题, 这与一般学习模型预测电子游戏会影响行为模式的基本假设不符。 4.3 电子游戏可能产生积极影响

一般学习模型提供了媒体产生积极影响的途径, 根据模型的预测, 在适当的条件下, 电子游戏也可以产生积极影响。一些研究者开始反思并提出质疑:是否因为电子游戏存在一些消极影响, 就不考虑其可能的积极影响, 从而放弃对这一新兴媒体的使用?是否应该更多的考虑如何扩大其积极影响?Gentile等(Gentile & Stone, 2005; Gentile et al., 2009)对电子游戏的影响方式进行了分析, 认为电子游戏可以产生积极的影响, 其影响的具体性质和强度决定于下列五个维度。 4.3.1 游戏量

游戏量主要以游戏者接触游戏的时间来衡量, 与游戏的影响程度有关。调查显示过量游戏与学业不良相关, 而随着游戏时间减少, 游戏的消极影响也会减少(Weis & Cerankosky, 2010)。国内一项暴力游戏与青少年问题行为的相关研究也证实

第12期 赵永乐等: 电子游戏的消极影响及争议 1793

这一点, 而且明确提出每周30小时的游戏时间是一个重要分水岭, 超过这一时间, 学生出现问题行为的几率就会大增(李丹, 周志宏, 朱丹, 2007)。游戏的积极影响是否也有类似规律尚待研究。 4.3.2 游戏内容

游戏内容对游戏影响的性质有重要意义。含暴力内容的游戏能促进游戏者攻击性, 亲社会内容的游戏能促进游戏者的亲社会倾向。Gentile等(2009)首先通过实验和问卷调查的形式证实了亲社会游戏与长期和短期的亲社会倾向有关, 之后Greitemeyer和Osswald (2010)以真实社会情景为检验手段, 证明亲社会内容的游戏促进了游戏者的亲社会思维与行为。在以亲社会歌词为输入变量的研究中, 也得到了类似结果(Greitemeyer, 2009a, 2009b)。目前, 特定内容的电子游戏还被成功用于心理治疗(Ceranoglu, 2010)以及慢性病患者的康复训练等等(Thompson et al., 2010)。 4.3.3 游戏情景

游戏情景主要指游戏内所营造的社会化环境, 决定游戏的影响强度。日益普及的网络游戏为游戏者提供了全面的交流方式, 游戏者之间相互反馈与强化频繁发生, 游戏中也能观察到如群体极化之类的社会心理现象。Gentile等(2009)认为, 这种高度社会化的情景会提高游戏内容的影响力。在Shibuya等 (2008)的研究中, 这一因素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游戏内容的影响。 4.3.4 空间结构

这一因素与游戏者视知觉能力的提升有关。特别是当前很多游戏都模拟了虚拟的三维空间, 游戏者需要分析二维屏幕中的各种线索来构建三维空间, 并追踪其中的目标, 这对空间知觉能力和注意分配技能的提升有帮助。一些研究者对此现象进行了长期研究, 认为积极效果十分显著, 并且建议将电子游戏作为一种视觉认知障碍的矫正工具, 应用于从儿童到成人的视觉功能强化训练(Dye, Green, & Bavelier, 2009; Green & Bavelier, 2003, 2006, 2007)。 4.3.5 游戏技巧

玩游戏可以提升与游戏操作相关的技能, 特别是游戏者的手眼协调能力。而且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 力学反馈、甚至脑电解读技术都已被用于电子游戏中。这进一步扩展了游戏的训练功能, 对于大量使用科技装备的现代军事训练尤其有价

值。近年来, 以美国为代表的高技术军队频繁的使用电子游戏作为训练手段(Buckley & Anderson, 2006), 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军方对电子游戏练兵也多持肯定态度(范士钢, 薛宝仪, 2008)。

电子游戏的影响是消极还是积极, 需要综合这五个方面的情况考虑。教育界对此已有认识(Durkin & Barber, 2002)。虽然存在一些对电子游戏的担心, 但教育界对其作为一种教育技术的发展潜力仍十分重视, 且进行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探索(Squire, 2003)。最令研究者感兴趣的是电子游戏促进学习动机的效果。Barlett, Anderson和Swing (2009)认为电子游戏比传统的学校学习具有更大的吸引力。Howard-Jones和Demetriou (2009)的研究证明, 教育类电子游戏中的不确定性提高了强化学生学习行为的效果。还有学者基于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认为电子游戏模拟了开放的环境, 允许游戏者在其中进行自由选择, 非常有助于提升其内部动机水平(Rigby & Przybylsk, 2009)。从实际的学习效果来看, Shaffer等(2005)认为与传统学习方式相比, 电子游戏更容易实现技能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结合。而且只要游戏内容和方式恰当, 即便使用非教育类游戏, 也能让游戏者学习到社会技能(Squire, 2006)。

4.4 回应与争论的意义

针对质疑的声音, Bushman, Rothstein和Anderson (2010)撰文进行了反驳和解释, 但从总体来看, 质疑意见并未得到解决, 相关的争论还将继续。事实上这些争论体现的不仅是电子游戏相关的心理研究状况, 更体现了社会心理学研究面临的普遍问题:首先, 脱离社会情境的实验研究说服力不足, 而在真实情景中进行心理学实验, 这对研究设计要求更高, 因此数量较少。这一问题在电子游戏的实验研究中特别突出, 也大大削弱了相关实验结论的可靠性和生态学效度。

其次, 没有哪一种社会心理实验的研究设计和测量工具是完全没有缺陷的, 如果所有研究都使用类似的设计和工具研究同一类被试, 即使出现大量结论相同的研究, 也很难具备绝对的说服力。对暴力游戏与攻击性的关系的一个主要质疑, 就是那些作为证据的研究使用了相似的设计和工具, 且被试选择范围狭窄。所以, 使用多种方法和测量工具对来自不同群体的被试进行重复研究是

1794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19卷

必要的。

此外, 社会心理学研究可重复性较差, 多次条件类似的研究可能得到不一样的结果, 这给了争议者们充分的反驳材料, 导致在该领域很难得到一个没有争议的结果。虽然研究者们也开发出诸如元分析等统计方法以适应心理学研究的模糊性, 但这些方法自身也同样存在标准和尺度不一的问题。例如文献质量和选择的标准, 出版偏差如何修正, 具体计算方法的争议等等。这些问题都要求研究者必须对论证对象进行长期和反复的检验。一般认为, 在研究媒体对人格的影响方面, 纵向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Buckley & Anderson, 2006)。

戏的长期影响的研究具有更高的实际价值。但目前此类研究较少, 因而对电子游戏的长期影响难以定论。此外, 电子游戏的内容日趋复杂, 其中影响游戏者的因素繁多, 要在实验室研究中全面体现电子游戏的影响也十分困难。在此情况下, 置于不同文化背景及文化变迁条件下的大范围的、长期的纵向跟踪研究更具说服力。这虽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但也是未来特别值得重视的研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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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未来研究趋势

关于电子游戏消极影响的争议是研究深入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它将过去研究中存在的缺陷暴露出来, 提醒今后研究者们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第一, 研究者应该积极地面对已经提出的质疑, 减少研究中的争议。需要注意的问题包括:根据实际的需要选择测量工具, 而不是只采用同类研究用过的工具; 注意一般学习模型提出的个体变量对唤醒、认知和情感反应的重大影响; 被试选择应不限于方便样本, 加强对女性和成年被试的研究; 在实验情景设置中, 应该尽可能接近真实的社会环境, 以提升研究结论的说服力; 对于难以重复的或者与已有研究存在矛盾的结果, 应谨慎解释。另外针对电子游戏越来越复杂的情况, 实验设计还须尽量剔除不必要的游戏内因素, 以免复杂的交互作用导致结果不稳定。

第二, 应该继续验证和完善一般学习模型, 扩展对电子游戏积极影响的研究。此前的研究主要围绕一般攻击模型进行, 对电子游戏的消极影响研究较多, 而且多围绕暴力与攻击性的关联这一主题。要全面认识电子游戏的影响, 必须拓展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 考虑如何利用其产生积极影响, 尤其是在教育领域。与国外相比, 国内对电子游戏在教育中的应用尝试较少, 自主开发明显欠缺(尚俊杰, 庄绍勇, 2009), 同时也存在较大发展空间。特别是在职业教育, 特殊教育, 社会技能训练, 以及如军事训练之类对安全性有较高要求的技能训练方面, 研究前景非常广阔。

最后, 相对于短期影响研究来说, 对电子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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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enter for Studies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2 Honghe University, Mengzi 661100, China)

(3 School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Abstract: Plenty of researches have been done in negative effects brought by violent and non-violent video games, which are argued scholarly from other researching on positive effects com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eneral learning model. Upon the negative effects on video games, we summarized the arguments in four aspects which are the disassociation between theoretical researches and practical situations, the dissent on designs and methods, the narrow range of studies and conflictive conclusions. The predictive studies are demonstrated in the positive effects on video games, and extensive longitudinal studies a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video games; theoretical model; negative effect

传媒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

传媒对青少年的消极影响 传播学先驱拉斯韦尔提出大众传播的三大社会功能:环境监视功能、社会协调功能与社会遗产传承功能。基于“三功能说”,即从青少年犯罪的背景环境、“观察学习模仿”的实施手段及法律救济手段,可以发现一些不恰当的媒体报道、不良媒介环境会成为青少年犯罪的部分诱因:

(一)青少年对媒体的过度依赖

1.电视涵化作用与娱乐化

电视涵化理论指出,经常观看电视会使人们对问题的看法变得和电视传递的意见出奇的一致,即电视能潜移默化地建构受众的社会认知并培养一个人的世界观。长此以往,我们会印证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的看法:电视——我们了解公众信息的样板,已然从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一跃成为代替我们思考的东西。

据美国一份对10~15岁年龄段青少年的调查发现,49%的人称他们从电视和电影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个百分比高于从母亲(38%)或从父亲(31%)那里学到的东西。③电视基于生动真实,富有感染力的画面及声效,其呈现的观点比起父母家庭的教育更有吸引力及影响力,媒介确有娱乐功能,但娱乐不可成为媒体表现一切信息的形式。而“习焉不察,润物无声”,正是电视影响我们价值观构建的途径。

2.网瘾

根据《中国青少年网瘾报告》④显示,我国网瘾青少年约占青少年网民总数的13.2% ,另有约13%青少年存在网瘾倾向。在虚拟的空间里,青少年发展了另一个人格。他们穿着“马甲”生活,做着自己不敢在现实生活中做的事。试图在网络中忘却现实的烦恼,求得心里短暂的安心和平静。

传统社会是“熟人社会”,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受到舆论的监督与评判,所以行为人为一定犯罪行为时会有后顾之忧。而在具有隐匿性的互联网中,这种社会监督及道德上的约束显得十分脆弱。媒体的社会控制功能不仅没有降低网瘾少年的数值,反而让青少年对互联网这个“百事通”、“百忧解”情难自控。

(二)越轨新闻信息引起模仿

大众传播的社会协调功能要求媒体做一个出色的“协调者”,在发生危害社会安全的事件时协调各方面的资源、力量,通过多种媒介渠道进行危机化解。越轨新闻报道正是这样一种通过“对犯罪、违法乱纪、违德违俗等越轨行为”的报道,实现媒体社会协调功能的一种手段。其效用机制为:媒体披露越轨新闻信息及其后续制裁,引发社会舆论讨论,达到教育民众的目的,从而减少越轨行为的发生。然而这本对社会规范和社会主流价值观有益的初衷却在具体报道时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甚至引发了更多的违法行为,尤其是在青少年人群中,具体表现为“不良的刺激,成为观念,成为经验,生出欲模仿的冲动”。其原因如下:

1.受众反向解读信息

青少年在面对媒体上大量的越轨新闻报道时,可能会有两种行为:一是接受传播者的信息,对越轨行为进行批判,从而达到媒体社会控制的目的;二是由于青少年时期心理发展滞后于生理发育,青春期的烦躁情绪引起逆反心理,很可能对越轨新闻进行“对抗式解读”

(以完全相反的方式解码信息)。从而对本应被批判的越轨行为产生错误判断,误以为这是社会赞同的行为或至少不是完全否定的。

2.罪犯“英雄化”

媒体在对越轨行为进行报道时,有时无意中会宣扬行为人某一方面的高尚优秀,对其进行美化。比如2012年对歹徒周克华的报道,很多媒体使用“爆头哥”的称呼,似乎对其亡命行为不无艳羡。

不可否认每个人都有其闪光点,然而媒体理应引导人们关注行为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其他的人性优点则是报道的次重点。青少年社会化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形成自我认同感,他们需要了解自己,并对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及今后的理想有一定的认知。“传媒提供了塑造个人认同性的榜样和理想”,⑥而青少年则易被这些“英雄”所吸引,认可甚至模仿他们的行为,进而质疑、否定法律判决的正当性。

3.媒体提供“犯罪教材”

一些越轨新闻为了夺人眼球,事无巨细、绘声绘色地描述犯罪分子的全程犯罪行为,包括准备工作、凶器购买、时机挑选、作案细节、事后逃逸等,甚至披露了公安机关的侦查手法及其与犯罪分子的反侦查周旋。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给潜在的犯罪分子提供了活灵活现的“犯罪教材”,且对侦查手段的曝光更是给犯罪分子窝藏赃物、转移资金、毁灭罪证等起了重要的提点作用。

一些专业的法制类报刊由于市场原因,发行范围受到一定限制,多在专业机构内部发行。而《知音》等社会家庭类杂志却凭借其中跌宕起伏的“婚外情”、“雇凶杀人”等故事进行“普法宣传”,但其中的一些越轨信息在报道时稍有不慎又易引起青少年受众模仿而发生越轨行为。

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消极影响

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消极影响

摘要:当今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既有积极促进也有不少消极影响,如目的地居民心理和行为、社会生活的消极变化;历史文化遗产遭受严重的破坏;文化传统遭到异地强势文化的冲击和同化,地方文化的独特性逐渐消失;民俗文化出现庸俗化的倾向;文化限制宽松化,旅游犯罪率上升等。这类负面影响给该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带来隐患,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关键词:旅游目的地 社会文化 消极影响

随着现代化步伐和全球范围经济发展进程的加快,旅游业以自身鲜明的行业特色在国民经济中担当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旅游影响研究是旅游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旅游经济影响及旅游的物质环境影响得到人们普遍关注的同时,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特别是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文化的消极影响也逐步成为一个热点问题。

旅游地(即旅游接待地或旅游目的地),是旅游者所要到达和游览的地方,也是旅游的主要活动和接待工作展开的地方。它可以是某个国家、地区或城市,也可以指某个特定的区域。旅游地社会文化是旅游者所携带的异质文化和当地文化相互碰撞、交融和整合的结果。大众化旅游对旅游地社会文化的积极影响,如促进旅游地的对外文化交流,有利于旅游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复兴,有利于旅游地社会文化与科技进步,能够为旅游接待地提供大量的直接或间接的就业机会,有助于缓解社会就业压力等已为人们所普遍认同。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旅游也是一把“双刃剑”。当前不少地区发展旅游业主要着眼于它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而对旅游浪潮给当地社会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重视不足,给该地区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隐患。

目前蒸蒸日上的旅游浪潮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旅游目的地居民心理和行为、社会生活的消极变化。旅游者以其自身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介入旅游接待地社会中,引起接待地居民的思想变化,从而产生各种影响,这种作用称为示范效应。示范效应是旅游对接待地社会文化发生影响的主要途径。学者认为旅游接待地的居民向旅游者的模仿最直接、最明显的表现在日常生活的言行当中,这种模仿既包括动态的如言语、表情、手势等,也包括静态的如衣着、仪表等。同时指出这种影响在旅游企业的从业人员身上也有明显反映,尤其是涉外酒店的员工。由于他们长期工作于不同文化交叉并存的环境之中,况且外来文化又处于主导地位,所以就很容易使员工造成心理上的失衡。旅游对目的地社会生活方面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旅游业的发展不但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而且还改变着当地社会的结构。学者认为旅游改变了当地妇女对自我原有角色认识。旅游业为妇女走出家庭,改变了她们原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这种角色的转化又引起了家庭婚姻状况及人际关系的变化。也有学者认为旅游使接待地居民的经济观念越来越强烈,经济上的计算成为人们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标尺。

第二,旅游目的地历史文化遗产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文化生态环境逐渐恶化。由于游客特有的物质摄取心理及不检点的行为使得蜂拥而来的旅游者每到一处,常常毁损掉他们不辞辛苦特地前来观赏的宝物:有的偷偷地掀下古庙的一片瓦,更多的人将摩崖石刻抚摩得光滑无痕,或在游览点随意刻上“某某到此一游”„„而更加普遍也是更令人棘手的问题是因开发旅游所导致的客观上的损害。例如,敦煌石窟目前每年要接待60万以上的游客,这是一个让文物专家心惊肉跳的数字。旅游旺季蜂拥而至的游客使得石窟中弥漫着大量的二氧化碳和人体散发的湿热气,使壁画上起着鸡蛋皮一样的东西。这东西从里面往外鼓,一摸就碎成粉末,被称做壁画的“癌症”。有专家做过试验,让40个人在洞窟中待37分钟,空气中的温度、湿

度及二氧化碳含量就将超过正常含量的6倍!敦煌壁画正在以比古代快100倍的速度走向死亡。唐代第156窟里的墨书《莫高窟记》,60年代还清晰可见,现在已经模糊不清了。人们不禁担忧:百年之后,敦煌安在?

第三,旅游目的地的文化传统遭到异地强势文化的冲击和同化,地方文化的独特性逐渐消失。文化的独特性与地理环境的封闭性紧密相连,而旅游的发展却与当地的可进入性息息相关。随着交通的改善,地理的封闭性被打破,旅游地文化的独特性也必然受到冲击。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人们在历史长河中所形成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如果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该地区的文化就能长期保留其固有的特征,而无实质性的变化。20年代末,美国生物学家洛克博士多次来到素有“女儿国”之称的滇西北泸沽湖畔,从采集动植物标本到研究摩梭文化,并写下了《中国西南的摩梭王国》。他一个人的走访并没有使摩梭人的生活和观念发生什么变化。可是今天不断涌入的旅游者身上所穿、手中所携,鲜活地向当地人展示着外面的世界多“精彩”!在村民家的火塘边,在供游客娱乐而每晚举办的篝火晚会上,游客与村民相互询问、交流着各自的生活方式与道德观念。在桂林冠岩景区表演的摩梭少女,表演结束后,大多脱下了传统服饰,她们衣着摩登,外表与一般城市女孩已没有太大的分别。在外来文化冲击下,摩梭文化进入了历史上变化最快的时期。洛克当年在书中所记录的大量的摩梭人的民俗,今天有些已很难看到了。有些学者感叹道:“如果认为外来的、一切新鲜的东西都是最好的,一概不加选择地吸收,那么,不要几年的功夫,在泸沽湖将再也见不到真正的摩梭人,说得严重一点,只能见到一些穿着摩梭服装的服务员。然而,如果不吸收外来文明,那里将永远贫穷和落后。如何找到自己的路呢?”这种现象和困惑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极具普遍意义。一些少数民族文化在现代文明冲击下鲜活的成分会越来越多,这是可喜的一面。但与此同时,其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会削弱,某些对外界人来说具有吸引力的成分会减少,从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角度来看,无疑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损失。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经济、社会等综合因素制约,不少地方社会相对封闭,交通不发达,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明显滞后。在旅游者所携带的异质文化冲击下,当地古朴的传统文化所发生的变化比经济较发达的开放地区要剧烈得多。正如有些文章所指出的,“旅游一旦开发到哪里,哪里的传统面貌便会发生急剧的改变,从衣着、建筑到生活方式都迅速地与外来者趋同”。

第四,旅游目的地的民俗文化出现庸俗化倾向,渐失其原有的意义、价值和特色。从本质上来说,旅游就是人对异文化的体验与追求。少数民族独特的传统文化可以满足游客求新、求异、求奇的心理需求。但是,某些旅游开发商往往以现代艺术形式对民族传统文化进行不恰当的包装和改造,使之失去了原有内涵;有的开发商为了迎合某些游客的需要,把一些陈规陋俗、低级趣味的东西搬上舞台;还有的开发商不懂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区别,照搬照抄,形成不伦不类的假民族文化。所有这些做法,都导致民族传统文化的庸俗化。例如,“洞洞婚恋”本是贵州瑶族(青瑶)的一种恋爱习俗。姑娘14岁以后父母就让她单独住在一间小屋里,墙壁门上凿有一小洞,洞口正对着姑娘枕头。夜间,小伙子到自己爱慕的姑娘房门外,用根细棍通过恋爱洞把姑娘捅醒,隔门或隔墙谈心对歌,若谈得拢,可开门请进家,父母不干涉,家人还回避。谈不拢,姑娘可以装睡,小伙子便会知趣地离开,另找他人。当地俗话说:“一晚可以谈五个,终身只归一个人。”可见,瑶族虽然在婚恋选择上有较大的自由,恋爱方式也较为开放,但他们对婚姻问题却是非常严肃的。当地一些旅游景点为了招揽生意,竟然打着展示民族婚俗旅游的名义搞色情服务,最终激起了该民族的愤怒,他们对搞这种活动的旅游点发出警告:如果再不改,将派出“火枪队”武力解决;再如,在各地向旅游者开放的民俗风情村里,少数民族风俗舞台化的倾向十分明显。尽管表演者的行头比生活中真实的服饰漂亮百倍,但却缺少了该民族服饰原有的本真韵味,给人以虚假的感觉。此外,大同小异的“竹竿舞”从海南的黎族跳到云南的傣族,从贵州的苗族跳到广西的侗族,被人笑称为少数民族民俗风情舞蹈表演的“跳竹竿”现象;“背新娘”在不少民俗村、民俗风情园甚至在毫不相干的溶洞景点内也比比皆是,挑逗诱骗游客上当,强行索要小费等不愉快的事件屡见报端;一些落后的东西如鬼文化、占卜文化等被刻意渲染,粗制滥造的鬼洞、鬼城、阴曹地府等品位庸俗低下;凡此种种,不亦而足。

像这样连少数民族的婚俗、宗教祭祀仪式都可以根据“旅游需求”随时随地“灵活”开展,那还有多少民俗文化的原有的意义和价值呢?这种迁就游客“期望”的文化表演――同时也是文化歪曲对旅游接待地文化的自然发展极其有害,旅游者无法全面有效地接触和发现接待地活生生的文化,而是接受了一种经过了包装的“伪文化”、“伪民俗”,而且接待地固有的文化也会因此而逐渐失去特色。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如此开发民俗文化旅游,无异于“杀鸡取卵”。

第五,旅游目的地文化限制宽松化,社会道德观念扭曲,犯罪率呈上升趋势。任何本土文化在与外来文化接触时,通常会有选择地接受和吸收那些与本身文化价值观相契合的内容,而排斥那些与本身文化价值观不相容的东西,即经过了所谓“文化设限”的过滤。但是,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旅游地对外来旅游者的文化限制较一般情况下更为宽松一些。旅游地为了招徕游客,违心地接受外来文化中某些与本土文化的道德观念与价值取向大相径庭的东西。有的学者将其称为“虚意接受”,即当地并不打算或不愿意让外来文化的某些因素,特别是与本身文化价值观相抵触的部分侵蚀或融入本土文化,但出于经济效益方面的考虑,或有意识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作出让步,甚至主动迎合旅游者的需要。泰国在前几年大力推销的某些不健康的旅游产品,如“人妖”表演、色情表演等,确实迎合了少部分游客的需求,也为该国带来了滚滚外汇。但据泰国官方公布的资料显示,从1984年到现在,泰国人感染艾滋病、再度感染以及扩散的速率很快,已有14万人死于这种顽症,那里感染艾滋病的主要途径是性。由此而引发的旅游形象的下跌,目前已导致泰国旅游业出现滑坡。上述案例表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有时难免受到西方社会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的影响,进而有可能使当地的传统道德观念发生裂变和扭曲。尽管“色情、酗酒、抢劫皆因旅游业而起”的说法是片面的,但应该承认旅游业同一些社会问题的出现和蔓延确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海外旅游者“现代化”消费模式的诱惑下,在旅游者和旅游地之间生活水平差异悬殊这一客观事实的刺激下,当地的部分居民极易失去原有的纯朴美德,坠落到罪恶的泥沼之中,色情泛滥,赌博猖獗,离婚率上升,严重影响社会秩序的安定,使当地的社会风气恶化。此外,国内有些景区,因没有织协调好当地居民的经营活动,平衡好各方利益,导致一些人心理失衡,敲诈游客哄抬物价、甚至威胁游客人身安全的旅游犯罪案件时有发生。这无论是对当地旅游业还是社会文化,都无异于雪上加霜。

此外,旅游发展带来的巨大经济、社会效益,一方面使得旅游地把发展的优先权让给旅游业,把国土、资源等让给旅游投资者;另一方面受旅游者的生活方式的影响,旅游地部分人的生活开始腐化,吃喝玩乐成风,形成了对旅游经济过度依赖等“新殖民主义”倾向。一些学者,包括西方的一些学者,在批判部分发达国家推行的“新殖民主义”时,常常把旅游视为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只是“过去的大炮政策换成了今天的‘国际旅游讹诈政策’”,“发达世界是在通过旅游将其生活方式输出到第三世界国家”。尽管这些观点可能带有偏激的政治色彩,但并非空穴来风。有的西方人类学家说成群结队的游客把别人的乡土作为“旅游地”,无所顾忌地拍照、游玩,然后再把当地令人好奇的风物特产带回家,成为标榜炫耀之物,这一切都带有明显的“殖民化倾向”。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灵魂。旅游是现代人的需要,更是未来人的需要。旅游开发更多地要依靠自然生态环境和人类遗产、现代文明等文化生态环境,旅游活动将给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带来深刻的影响。如何增强文化生态意识,保护、整理、抢救濒临消亡的民族文化遗产;如何维护本土文化的传统性,保持接待地的旅游吸引力;如何采取防范措施,抑制民族文化的同质化现象;如何利用外来文化的某些形式和内容,嫁接和改造民族文化,或者赋予外来文化以民族性特色;如何强化本土文化中重要的价值观,引导启发民众的文化自觉意识;如何寻求一种既能使东道社会收入最大化、又能保护生态环境和文化多元化的所谓“新概念旅游”,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和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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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萍.浅析民族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某些限制性因素[J].旅游学刊,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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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凡,保继刚.旅游社会影响研究——以大理古城居民学英语态度为例[J].人文地理,1996

社会舆论对刑罚裁量的消极影响

社会舆论对刑罚裁量的消极影响

摘 要:社会舆论作为一种社会的呼声,其理性的监督是保障司法健康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然而,如果缺乏制约或者是运用不当,社会舆论很容易对刑罚裁量产生消极影响,使判决缺失理智与公正。近年来,许多案件作出判决以后,情绪性浓重的社会舆论就会发出许多质疑的声音影响量刑,其中包括网络公众、新闻媒体这两大方面,两者相互独立、相互作用,导致判决一变再变。所以,应该在司法独立的前提下正确处理社会舆论对刑罚裁量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社会舆论;刑罚裁量;消极影响

一、引言

当代社会,许多案件的判决做出后,社会上就会有许多质疑的声音,或是有意无意地淡化犯罪者的”罪与罚”,或是集体愤怒的要求法院还受害者一个公道。于是,情绪性浓重的社会舆论遮蔽了本该准确而明晰的法律认知,法官在进行刑罚裁量的时候甚至因为这些不理性的社会舆论而受到影响。现实中不乏这样的案例,比如孙志刚案、宝马撞车案,以及前不久又掀起大众舆论的吴英案等等,这无不凸显了社会舆论与刑罚裁量的冲突。这种冲突司法实践中应如何解决,笔者将从网络公众舆论、新闻媒体报道这两个个方面进行分析。

二、概述

(一)社会舆论

流行电视剧消极影响与应对

  一、流行电视剧的消极影响

  对于生活在社会上的每个个体来说,由于家庭环境、学校教育和个人接触的社会环境不同,形成了每个人特有的文化背景。而这种文化背景又产生出了千差万别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情趣以及文化品位。但将社会公众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这个整体会在一种叫做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下,形成趋于相近的一种文化氛围,这种文化氛围包括被社会广泛认同的价值观、道德观、社会规范和审美倾向等。这些观念和倾向会成为个人价值判断的依据和标准,绝大多数人会据此调整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倾向。因此,无论对存在差异的个体还是对整个社会的发展,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都至关重要。而电视,作为当今最有影响力的传媒,在此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
  在2010年对各种类型电视节目的受众数量统计中,电视剧以20.2%的高份额击败新闻、专题片、体育等其他类型节目,成为受众收视最多的电视节目类型。作为观众最常接触也是最乐于接触的电视节目,它的影响可想而知。而根据调查显示,在所有电视剧的受众中,观众最多的群体是中小学生以及未受教育者。对于这些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群和思想心智尚不成熟的青少年来说,电视剧所传达的思想和承载的内容几乎可以没有抵抗地被完全吸收。因此,很多社会上流行的现象可以说都与电视剧尤其是被许多人追捧的流行电视剧有关。现代人的文化品格、审美情趣、价值标准几乎都有流行电视剧中某些元素的烙印。
  有学者指出,目前有些流行电视剧“宣扬以追求感官享受为人生内容,以‘跟着感觉走’为人生哲学,造就一种浅薄而不深刻、浮躁而不沉稳、油滑而不幽默、媚俗而不崇高的群体性鉴赏习惯,营造一种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需求相悖的贪图私利、寻欢作乐、不思进取、玩物丧志的文化氛围”。
  二、流行电视剧消极影响的应对
  1.电视剧创作应寓教于乐
  即使在文化市场已经如此发展的今天,即使流行电视剧是一种大众文化,它首先仍是一种文化,文化产业仍是特殊的产业,其生产的产品也是特殊的商品。它除了像一般商品一样具有商业价值、可以赚取商业利益外,还负载着处理人类精神事务、宣扬正确的价值观念、提高人们的文化品位的责任与义务。因而,电视剧要通过能被受众接受的教育形式减少受众由于对大众文化的盲从而引起的审美标准的降低和价值判断的模糊,消减流行电视剧的消极影响。
  电视剧的创作不仅内涵要深刻,要有助于大众的审美提升和价值判断,其镜头的运用、画面构图、人物的语言和造型同样应当体现美,避免庸俗,让观众从内在到外在都得到美的享受。流行电视剧应当在画面、镜头的运用上也做足功夫,让它们在具有娱乐性的同时,也给受众美的享受。
  2.大众媒介应正确引导
  传媒,作为影响大众生活价值取向、审美标准的强大“导向装置”,必须要在塑造健康、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中发挥积极作用,实施正确引导。因此,媒体必须在两个场域中都承担责任。媒体在具备高度的文化自觉性的同时,要建立一种基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的文化良知和自省精神。
  当代传媒不仅担负着传承文化、引导大众文化的责任,同时肩负着宣扬主旋律、传播高雅文化,提升大众审美情趣与文化品位,引导大众的文化消费朝着健康消费的方向发展的使命。
  大众传媒是人类创造的传播工具,在它的功能发生偏离时,人们就要规正和改进这种悖谬,使其更好地服务于人类,行使其义务。在传播大众文化的过程中,传媒应当清醒地澄清它的意义,帮助人们辨别基本的是非善恶。在阐述其内涵时,要避免庸俗化、娱乐化,不因利益诱惑,一味迎合受众,以致被动引导。可以说,多数人在接受某种文化尤其大众文化时都有一种从众心理,他们喜欢关注其他人对这种文化或文化产品的意见。美国艺术家哈克说:“他们正是销售专家和公关专家在扩大产品或舆论市场时所瞄准的目标。”对于这些受众,大众传媒的引导效果是非常突出的,若及时进行积极的、能为公众接受的引导,可以避免受众因为盲从大众文化而产生的消极影响。
  虽然电视剧的播放以电视为主要载体,但一部电视剧的流行绝不是电视一种媒体造成的,报纸的评论、杂志专刊的介绍,以及通过网络这个平台的意见交流都在其中起了不小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是各种媒体“合力”的结果。
  在众多媒体中,报纸因其冷静深刻的特点而使对某部流行电视剧的评论更有力度,更容易被接受。因此,报纸应更好地承担这份责任,对流行电视剧的评论要有褒有贬;对于有些整体无伤大雅但很多细节处理粗糙的流行电视剧,也不能以其美遮其丑,要在肯定优点的同时,指出这些瑕疵。
  报纸可以开设一些专版,专门刊登受众对当下某部流行电视剧的意见,避免媒体因各种利益或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不足等,而造成意见“一边倒”的现象。而且借此也可以让受众相互交流,通过对意见的选择,媒体可以更容易地进行正确的舆论导向,使受众在相互交流中感知一种趋向性意见,自觉地接受与服从为公众所认同的价值标准,并得到审美提升。
  另外,不论在任何时代,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都需要健康的文化。人们的精神需求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人类有不断超越自身,追求深层审美的本性”,大众对娱乐的追求往往只是一时的。在如今这个商品社会,我们应当比任何时候都需要高尚的、精致的、健康的文化,需要可以给我们带来精神提升与美的享受的文化,需要净化我们灵魂的文化。作为通常处于被动接受者的大众来说,很多时候对于可以选择的接受内容十分有限,但为了自身素质的提高,为了自己不被低俗的文化侵蚀,为了不被动地接受一次次的消极影响,受众要自觉地对某些文化进行抵抗。不断地提高自身素质,多接受高雅文化,提高自己的抵抗力,哪怕在对大众文化、流行电视剧的欣赏过程中,也能守住自身心灵的一片净土。
  总之,从电视剧生产的源头――电视剧的创作人员到对电视剧的传播流行起更大作用的媒体,从媒体从业人员到受众本身,都要承担起各自的责任,共同为电视剧尤其流行电视剧的健康发展发挥作用,使流行电视剧在带给观众轻松享受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带去一种“美”的提升与享受。■
  (作者单位:辽宁广播电视台)

论中国人重“情”对社会的消极影响

  【摘 要】中国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以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都是与人的情感相联系的,因此我们向来重情感,而且这种重情感的行为是在普通民众中盛行的,上层精英人物用理性去控制普通民众的感情,正因为如此中国人的情感带有明显的不自觉性,非逻辑性和情绪性。而本文将结合中西方哲学以及历史对中国人重“情”所带来的盲目性,复杂性以及不科学性对社会的消极影响进行分析和说明,并且通过新闻史上几大报人的悲惨命运以及当代社会的典型事例进一步论证中国人重“情”的消极作用。

  【关键词】情感;理性;小农经济;权威;关系
  马克思曾说:中国“就象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做是这种父权的代表。”皇帝既是君也是父,地方官吏也一样,而这种现象与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存活的时间最为长久有关。小农经济有两个特点:一是以家庭为生产的基本单位,二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式的生产运作。这两者的共同点都是以感情为出发点的,因此决定了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中,就形成了家庭式的父权制。在中国社会日常生活中,以父为大,父亲是权威,这样的思想深入到了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地方甚至是这个国家。
  从儒学来看,孔子从孝道出发,强调家庭和长辈伦理关系,从情感的角度去教化人。孔子认为,人是有情感的动物,一个人从他出生,就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从出生到老死,无时无刻都处于亲情、爱情、友情这些复杂的情感中,人的生活离不来情感的牵制。西方哲学中普罗坦格拉也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而德国哲学家马克思.韦伯认为以西方理性思想的角度剖析中国社会,儒教伦理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族伦理,它不以具体的宗教形式体现,却无时无刻牵动着中国的普通民众,因此而造成的结果就是一切信任,所有的商业关系显明地建立在亲戚关系、纯粹的个人关系或者庞杂的关系网络中间。这就是所谓的中国的复杂的关系网。
  这一系列的因素导致在中国社会中,人常常都是为情感所牵制。例如,权威至上,迷信权威,不愿意去打破权威,不愿意去质疑,而且也不敢向权威挑战,一味地被动接受。如中国贯入式的课堂教学,父母与子女间的距离感,官员与民众的互动较弱,以及整个社会的思维活跃性缺乏,这不仅导致了中国在创新发明上一直落后于西方,更妨碍了国人理性思维的塑造,我们总是倾向于被动的等待,而不是主动的搏击。情感的牵制让我们变得盲目,分不清是非对错,也不愿去一步步去探求真理。近代杰出的中国报人邵飘萍一直被称之为“新闻全才、铁肩辣手、快笔如刀”,怀着爱国之情与报国之誓,他坚定不移地反权威、反专制、反蒙昧,将捍卫言论自由当作一生的追求。当宋教仁被刺杀,他仗义执言,毫无顾忌地抨击当局:“呜呼!内务部。呜呼!内腐部!矛头直指袁世凯,当《汉民日报》馆被查封,他自己因此被逮捕时,流亡东京还不忘反对袁世凯的卖国行为,当他成为申报记者,依然不顾生命安危,畅所直言,直击权贵,他的文章真实、生动,深刻、犀利,分析在理,常常是一针见血。他创办《京报》时,无党无派,不以特殊的权力集团为后盾,主张言论自由,无畏权威,敢于质疑和挑战权威。可是他还是触犯了军阀统治集团,惹毛了张作霖,最终被枪毙,年仅40岁。邵飘萍的结局悲惨,让人愤慨。如此正义凛然,大气豪迈的新闻从业人物最终还是逃不了统治集团的迫害,因为他触犯了权威。在那时的中国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每一个敢和权威挑战的人必然受到严厉的惩罚。久而久之,人们为了明哲保身渐渐地不敢说话,渐渐地越来越忍耐,就造成今天社会的很多病态现象,如纵容官员的腐败贪污行为,纵容地方恶霸横行霸道行为等等。
  人们还常常这样分析,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人与人的关系极其复杂,父母与子女,领导与下属,同辈与同辈,长辈与晚辈,竞争者与合作者,个人与国家都错综复杂在一起。人们忙于处理并沉浸在人际关系中,理性的思考更加被搁置到了一边。人们无力去用理性的思维去判断这个事情的是非。中国人听得进赞美却接受不了批评,我们常常本着中庸的心态,害怕得罪他人,害怕伤害他人的感情而不愿意去指出他的缺点和错误。而报人林白水,恰恰与之相反,他一生追求新闻理想的同时,疾恶如仇,直言不讳。但是却被枪毙,悲惨至极。,闻一多先生曾说“跨出门去,就不准备再跨回来”。古往今来的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们,为了追求理想心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夙愿,他们以行动证明男子汉,大丈夫,生命若无价值,活着不如死去。而中国社会往往都是都是这样,毫不顾忌事情的理性,用情感去判断和抉择,最终导致了无数人的悲惨结局。
  中国人重情感还表现在重浪漫主义色彩文化上,这有时候是不科学的。古时候的文人墨客写着“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浩瀚诗篇,气势磅礴却与客观事实相违背。五十年代的大跃进,赶超英美大炼钢的口号,接着的文化大革命,以及人人生活富足的共产主义社会都是一些非理性的幻想,但却鼓动了全国人民,让举国上下凭借意气和满腔的热情企图用意识去改变世界,最终受到了规律的惩罚。三年自然灾害,无数人被迫害,无数人的生命被玷污,无数知识分子被冤枉,中国的经济更是损失严重。同样是不科学的开始,今天社会也有相同的例子,盲目的民族情感让很多人在钓鱼岛之争上尤为冲动,烧抢打砸处处横行,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迫害了无数同胞的安全与财产。情感的放大,理性的缺乏,让这种情绪化的行为扩展为暴力事件,对社会和国家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民众的安全。
  重“情”让中国人在某些方面变得盲目、复杂和不科学,阻挠了自身和社会的发展,也阻挠了理性在中国普遍的蔓延和扎根。我们的国家有九亿农民,我们有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历史,我们维持了几千年的小农经济形态,我们奉行了几千年的三纲五常。不知道中国社会还有多久才能逃脱权威,关系,人情以及狭隘的民族情感的缠绕和困扰,不知道中国社会还有多久才能摆脱小农经济和宗法观念的影响,不知道还有多久才能让我们的九亿农民成为拥有科学思想并成为一个真正有素质的公民,不知道中国社会还要多久才能成为一个理性至上的国家,但相信国家一定会朝着更民主更理性的方向发展,等待着,期盼着,并深深祝福着我们的国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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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对第三世界的消极影响

作者:傅佑

国外理论动态 1999年08期

  全球化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加速了资本积累的进程,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也给世界的发展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近年来,国外许多学者对此作了分析,现将他们的看法综述如下。  (一)第三世界国际地位明显下降  近年来,西方舆论把“第三世界”当作一个过时的“历史名词”,主张“取消”这个“含糊不清的简单的表达方式”,“把‘第三世界’这个词抛弃掉”,一些文章的标题干脆就叫《第三世界完了》、《让我们废除第三世界》。(注:《第三世界》,载于英国《今日马克思主义》1991年8月号;《第三世界完了》,载于1990年7月18日美国《华盛顿邮报》;《让我们废除第三世界》,载于1992年4月27日美国《新闻周刊》;《你现在怎样计算经济上的“世界”》,载于1992年7月12 日《华盛顿邮报》。)西方使用诸如“捣乱国家”一类污辱性语言,直到提出“重新殖民化”,“使非殖民化过程颠倒过来,恢复古老的帝国价值观,甚至倒退到白人统治的旧制度”,(注:《再见吧,莫伊先生》,载于1996年11月11日《新闻周刊》。)或者“像对待苏联一样”,把导弹和大炮集中瞄准第三世界。(注:《为什么第三世界依然十分重要》,载于美国《国际安全》1992——1993年冬季号; 《三叉戟导弹潜艇瞄准疯狂的国家集团》,载于1995年1月4日英国《星期日电讯报》。)美国里奇蒙德大学教授T.卢埃林1995年出版《依附与发展:第三世界导论》,宣布,“第三世界”是一个“完全令人不愉快的术语”。因撰写《历史的终结》而名噪一时的美国官员福山,则判定第三世界“不是世界历史的组成部分”。  (二)第三世界扩大和人口增加  世界幅员第一大国苏联解体并从第一世界落入第三世界,以及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从第二世界落入第三世界, 使原先第三世界人口增加4亿。这大体上相当于非洲而略多于拉丁美洲的人口。  原苏联国际地位变化的主要标志在俄罗斯。从1991年到1997年,俄罗斯经济持续下滑。根据西方官方的标准方法计算,俄国内生产总值从1989年的10220亿美元下降到1997年的4650亿美元, 减少55 %。 根据1998年在莫斯科举行的评估俄罗斯国家财富会议的数据,1991—1997年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83%。(注:斯蒂芬·申费尔德《俄罗斯的灾难来临》,因特网。)这种损失,俄国内外均有人认为超出两次世界大战。1997年增长0.4%,但是1998年上半年又比上年同期下降0.5%,半年的下降超过了此前一年的增长。

  1998年4月间联合国一份调查报告说,俄罗斯已经离开发达国家行列。一位官员特别增加了一个补充性说明:让俄罗斯参加西方七国集团,是一种“政治决定”。(注:法新社联合国1998年4月24日电。)5月12日,叶利钦在俄外交部讲话,说俄继承了苏联的大国地位,却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布热津斯基承认历史使俄罗斯还算一个“强国”和“重要国家”,但它只是一个“由一群将大量对俄国际援助中饱私囊的腐败上层人物领导的第三世界地区强国”,或获得第三世界国家特点的“具有地区影响的重要国家”。(注:法新社莫斯科1998年1月4日电;波兰《直言》周刊1998年第9期;1998年3月1日波兰《选举报》。)一位俄罗斯哲学博士说, 他的祖国“面临着沦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半殖民地及其跨国公司原料附属国的现实危险”。1998年是俄罗斯灾难集中爆发的一年。英国一家杂志说:甚至在俄政府最核心的职能——法治方面,外国人也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一个国家经常地缺少能使该国的基本社会服务保持正常运转的人或者政府时,外界或迟或早会介入,以弥补空缺。有个词是专门用来说明这种情况的,这就是殖民地化。虽说现在谈论俄罗斯的殖民地化为时尚早,但殖民地化的苗头已经出现”。(注:《西方人的负担——外国人越来越深地介入俄罗斯的管理》,载于1998年12月12日英《经济学家》。)  东欧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保加利亚仅为十年前的51%,罗马尼亚为55%,斯洛文尼亚为75%,捷克为81%,斯洛伐克为82%。以法国雷诺公司控制罗马尼亚达契亚汽车厂51%的股份为标志,东欧各大汽车厂几乎被西方瓜分完毕。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誉为向市场经济转轨最成功的国家的波兰,1995年才恢复到1989年水平。捷克原先在东欧国家中欠外债最少,1997年外债达到212亿美元,本币贬值20%以上。 匈牙利是私有化彻底的样板,国有资产被西方瓜分,民族工业基本上不复存在。所有这些“改革国家”,都在1998年8月以后, 陷入到“俄罗斯旋涡”的一片惶乱之中。 (注:《真正摧毁柏林墙需要时间》, 载于1998年7月2日《论坛报》;《罗马尼亚民主政府正在失去一次绝佳的机会》,载于1998年7月16日英国《外事报道》周刊; 《保加利亚的形势已成僵局》,载于1998年8月 20 日法国《费加罗报》; 法新社索菲亚1998年8月9日电;《东欧恢复活力的步伐放慢了》,载于1998年5月 10日美国《波士顿环球报》;《改革国家陷入俄罗斯旋涡》,载于1998年8月31日德国《商报》。)

  (三)第三世界国力削弱  由第三世界国家组成的15国集团领导人1998年在开罗的一次会议上指出:在推行所谓自由贸易的世界贸易组织中,“工业化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而他们的利益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注:路透社开罗1998年5月11日电。)  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一个基本点,是削弱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世界最大的100个经济单位中,51个是企业,49个是国家。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90%国内生产总值低于跨国公司的销售额。但是,国内生产总值高于跨国公司销售总额的国家均属西方发达国家。西方国家是跨国公司的主体。1990年世界500强中,美、欧、日即占405家。1997年世界500强中,西方经济占99%。1998年前20强中, 美国就有14个。 “任何一个主要跨国公司的控制权都被牢固地掌握在某一国家的资本家手里”。(注:克里斯·哈曼《全球化——一种新正统观念的批判》,载于《国际社会主义》1996年第73期。)至于现在的美国,正如一家日本杂志所说,“是由财政部、华尔街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组成一个集合体或曰经济复合体来操纵国家的政务的”。(注:《帝国循环的去向》,载于日本《诸君》1998年9月号。)美国人承认, “国际组织本身已成为全球化的工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作用就是强制实行解除管制、管理货币的波动、强迫第三世界经济服从于偿还国债的绝对命令”。(注:阿兰·伯努瓦《面向全球化》,载于美国《泰洛斯》1996年夏季号。)日本作者的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非是戴上了假面具的美国“占领军”》(注:大前研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非是戴上了假面具的美国“占领军”》,载于1998年12月9 日日本《追求》双周刊。)。  西方在经济、军事、科技、金融等方面占居绝对优势。在这样的全球化和这样的国际秩序中,所谓削弱国家职能,就是削弱第三世界国家的干预西方资本自由流动、保障本国主权和民族独立的职能。  (四)自然生态的破坏给第三世界带来巨大灾难  当前,西方以占世界20%的人口消费着世界80%的资源,继续把生态破坏的主要负面影响留给第三世界;其严重性伴随全球化的进程而日益加剧。按照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1998年10月1 日的报告, 从1970 到1995年,世界已失去近1/3的自然财富。人类的生产活动,对自然资源如粮食、鱼类、木材和淡水的消耗,以及二氧化碳等污染物的排放,都给自然环境造成压力;由西方国家造成的压力相当于第三世界国家的两倍半。英国《新政治家》周刊1998年10月16日发表《环境污染,穷人受害》的文章,说富人在举行反对环境污染的抗议活动,而为污染所害的却是穷人,“污染正在地球上最贫苦的人们中展开一场悄无声息(且鲜为人知)的大屠杀”。第三世界在每年死于空气污染的270 万人中占90%,有2500万人因农药而中毒,500万人死于污水引起的疾病, 几乎所有城市幼儿患有对大脑有破坏作用的铅浓缩症。世界森林2/3被毁,并正以每年1600万公顷(约为一个英国或半个德国的面积)的速度消亡。90年代造纸所耗木材为50年代的两倍。美国、日本、欧洲纸制品消费占世界2/3,所用木材几乎全部来自第三世界。(注:《富国和穷国的不平等地反映在破坏生态环境及受害的程度上》,载于1998年9月14 日墨西哥《至上报》;《环境污染,穷人受害》,载于1998年10月16日英国《新政治家》周刊。)

  (五)制造和加剧第三世界的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频仍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个最突出特点。墨西哥一家报纸指出,西方资本主义上个世纪靠侵略和瓜分地盘创造繁荣,本世纪以来靠战争创造繁荣,现在“像饿狼一样拼命地利用剩余价值来积累资金”。(注:《没有生产率,创造财富》,载于1998年7月12日《至上报》。)美国《政治经济信息述评》杂志连续发表文章,指出特别是从90年代以来,美国实物经济、人均物质生产和消费明显衰退,金融衍生物这一新的投机方式恶性膨胀。1990年, 全球金融衍生物交易为5万亿美元, 1993年15万亿美元,1994年45万亿美元。国际垄断资本远离物质生产过程,越来越使资本主义也使世界成为疯狂的大赌场,使金融癌症通过所谓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的渠道在全球传播和蔓延。1998年世界经济增幅下滑,但是全球金融资产总额却上升30%,外汇交易同贸易额的比率也从80年代初的10∶1上升到60∶1。1997年夏季爆发的金融危机,是近代以来第一次遍及第三世界各大洲的金融危机。根据保守的估计,截止1998年11月,亚洲危机国家和地区50%以上经济化为乌有的另一方面,是7000多亿美元转入美国。  这种金融危机是西方全球化的一个杰作。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这种突如其来的危险是由美国以及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门徒制订的极端自由市场准则造成的”。(注:《自由市场的谬误》,载于1998年9月6日《波士顿环球报》。)加拿大一位政治学教授指出,“引发亚洲危机的罪人——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华尔街、美国常青藤同盟大学的人,以及大型企业的经营者和北美的一些政府高级官员。”(注:《亚洲危机与美国的世界战略》,载于1999年1月 19日日本《经济学人》。)  (六)西方和第三世界教育、知识、科技差距扩大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1995年居民每10万人在高等学校就读学生的数目,世界平均1434人,西方国家为4110人,欠发达国家为824 人,最不发达国家为296人。 就同龄青年(指年龄在高中毕业后五年内的青年)进入高等学校的总入学率来说,1995年世界平均16.2%,西方国家59.6%,欠发达国家8.8%,最不发达国家3.2%。正是对第三世界的知识霸权主义和技术霸权主义维系并扩展着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上的优势。随着计算机和因特网的发展,美国提出“网上一代”将主宰未来。这种“网上一代”的形成,不仅将使美国而且将使世界的两极分化空前加剧。

  (七)全球范围劳动力贬值,第三世界深受其害  一位新西兰学者写道,全球化的成本大量转嫁给劳动者特别是第三世界劳动者。残酷竞争中降低成本变为扩大失业和削减工资,“对全球市场份额的争夺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劳动的贬值”,“公司正在不断增加其利润,而工人则在丧失其生存基础”。文章举例说:德国每小时工资45马克,捷克为其1/10;转到捷克生产的德国大众汽车, 同期工资没有增长,生产率却提高30%以上; 瑞士一家航空公司缩减120个岗位, 只改变一下付工资的地点和雇员的国籍,即可每年节约800 万瑞士法朗。(注:布雷恩·布罗克《全球化对劳动市场的冲击:一个德国的前景》,载于《欧洲事务评论》1998年第1期。 )两位德国作者的畅销书《全球化的陷阱》有专门的一节,题目就是《用付给1个瑞士人的钱, 可以雇用3个印度人》。该书详尽分析了所谓印度软件的发展, 不过是西方公司在那里只付低工资。然而西方公司已经在瞄准俄罗斯、东欧和亚洲“工资开支低得不能再低的”国家和地区。  (八)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不同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第三世界国家内部不同地区、部门、阶级、阶层之间贫富差距扩大  据世界银行1998年度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材料,美国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财产净值510亿美元,相当于乌克兰1997年5000 万人口的国民生产总值(524亿美元),盖茨等美国四大富豪的财产净值1530 亿美元,相当于巴基斯坦和菲律宾两国1997年2.1 亿人口的国民生产总值(1565亿美元)。  苏联解体造就了俄罗斯巨大数量的贫困人口。按照一家美国刊物的说法,俄罗斯几年来人均实际收入已下降80%,70%的人仅能糊口,4000多万人生活在官方规定的贫困线以下,成年人预期寿命从1990年的64岁降到1998年的59岁。(注:《骄傲的俄罗斯难以维持下去》,载于1999年2月1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暴富者被称为“新俄罗斯人”或“新资本家”,在总人口中约占5%—8%。  美洲开发银行1998年的一份调查报告承认:“平均来说,该地区(拉丁美洲)国家的国民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大的。”(注:法新社华盛顿1998年11月15日电。)据说墨西哥属于得到全球化甜头的第三世界国家。按该国统计局的数字,贫困家庭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8.73%,富人家庭占64.12%,富人更富的同时平民的收益却在下降, 差距进一步拉大。巴西劳工部长安德列·乌拉尼承认,他的国家并不穷,但是在财富分配上出现了世界最不平等的现象,只要给占人口1%的富人增税10 %,并把增税部分分给穷人,就会减少这种现象。(注:《拉美静悄悄的革命》,埃菲社伦敦1998年6月1日电。)阿根廷一家报纸说,90年代拉丁美洲经济有所增长,“然而不平等却让人非常扫兴”,“社会不平等使目前的经济动荡给拉美各国政府造成了极大危险”。(注:《经济危机的黑暗面》,载于1999年1月25日阿根廷《号角报》。)

  (九)第三世界的依附性加强  在西方的导演和胁迫下,非洲私有化浪潮使6000多家国营企业将近半数转入私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包括金融、能源、电讯、交通等部门大多落入西方之手。  在拉美,从1990年到1996年,西方跨国公司抢占了57.3%的市场销售份额,最大100家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年平均销售额比拉美自己最大100家企业平均销售额多5.34亿美元。电信业被看作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1998年7月,西方一次性干净、彻底、 全面瓜分和歼灭巴西电信产业。拍卖当天,里约热内卢数千名示威者走上街头,认为这种贱卖国有资产的行为是巴西的耻辱。接着是巴西圣保罗电力公司、巴西国际石油公司、南里奥格兰德电讯公司和巴西雷亚尔银行的拍卖。阿根廷80%以上国有企业被外资收购,外债高达1200亿美元, 每年仅还本付息即需180亿美元。银行90%的股份私有化之后,还出售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科尔瓦多的核电站及邮政部门。秘鲁的14家电力公司、萨尔瓦多的全国电信局和灯具公司、危地马拉和厄瓜多尔的电信公司都要出售。这正如一家台湾报纸所说,第三世界国家的电信业,已经成为西方的“俎上肉”。  俄罗斯主要靠出卖资源还债和勉强维持国家。不低于2000亿美元的500家最大型企业被以其实际价值3%的价格私有化。俄杜马私有化结果分析委员会成员弗·利西奇金1998年10月15日在《论坛报》发表《“私有化证券”疗法》,说俄罗斯12.5万家企业平均每家以1300美元售出,“据最保守的估计,所出售的企业的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 丘拜斯之流根据其外国主子的旨意,只卖了72亿美元”。仅1996年的经济损失,就比卫国战争多1.5倍。1991—1996年流出资金3000多亿美元, “这是最卑鄙无耻的勾当:从俄罗斯人民手中偷走了3000多亿美元,然后借给我们,还要利息”。美国报纸甚至提出,比尔·盖茨索性把整个俄罗斯买下来,“并在世界舞台上消灭这个令人烦恼的国家”。  由于金融危机,美元正在大举进入亚洲。外资进入的主要新形式,就是用于收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注入1000多亿美元的贷款进行援助。1998年11月发表的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呈上升趋势,原因在于第三世界国家仿佛“火灾后受灾物资大拍卖”,“鼓励外国在亚洲投资的因素包括廉价资产”。台湾《国际日报》1998年11月21日载文,揭露美国投机商趁亚洲金融危机已投资100 亿美元收购日本、韩国、泰国的廉价房地产,以图适当时机出售并从中渔利。

  (十)美国文化渗透第三世界国家  美国《读者文摘》48种国际版的发行量为2800万份;《大都会》有36个外国版本,总发行量为720万份。该报援引美国商务部的数据说, 1996年美国软件和娱乐产品世界市场销售额602亿美元, 超过其它任何行业。“这些统计数字表明,自从1991年苏联的解体使世界各地的新市场向美国开放以来,美国知识产权的出口额上升了近94%,这还不包括每年由于盗版而造成的不计其数的损失”。(注:《美国的流行文化渗透到世界各地》,载于1998年10月25日《华盛顿邮报》。)  美国文化霸权主义不仅在第三世界国家、而且在其他西方国家,都已经引起关注和不安。作为美国世界战略的一个环节和步骤,它着意在全球特别是第三世界普遍制造对美国的迷恋、敬仰、崇拜和彻头彻尾的奴性。论“民工潮”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

作者:张兴杰王骝

经济体制改革 2001年12期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争先恐后地涌入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谋求职业,从而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尤其是每年春节前后,大批农民工滚滚而来,形成了难以遏制的民工潮。进入90年代后,民工潮规模急剧扩大,势头有增无减。几乎每年春节前后,国务院办公厅都要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切实做好春节前后组织民工有序流动的工作,以缓解民工潮。人们经常说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发展是“异军突起”,其实民工潮的出现和涌动更是“异军突起”。  人们公认,民工潮是当代中国“最具爆炸性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之一。“所谓‘民工潮’,已不是一个纯经济学意义上的称谓,而是一个社会学色彩极浓的概念。它表明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与流动已触及到社会、经济生活多个方面,需要从改革、发展、稳定整个大局的高层次上寻求解决的办法。”民工潮问题同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息息相关。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其“决定”中明确提出:“要积极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地区间的有序流动。”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再次强调,要“适应城镇和发达地区的客观需要,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  当民工潮刚刚出现时,社会对它的评价以消极判断为主,因为,它给予社会生活表层的刺激,主要是一种令人不安的震荡。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人们对农民流动就业的认识逐步得到深化,评价倾向发生重要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的重要人物之一是资深经济学家杜润生,他曾不止一次地指出,以民工潮为表现形式的农民跨区域流动就业是中国农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之后的又一个伟大创造。笔者认为,对民工潮的评价要切忌简单化、片面化,既应看到它的积极作用,也应看到它的消极影响。如果只盯住它的消极影响,就会对民工潮作出完全否定的评价,从而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这样便会大大延缓城乡隔离的二元社会结构的寿命;如果只强调它的积极作用,就会使民工潮中已经存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被忽视,从而得不到解决,当这些问题积累、激化到一定限度的时候,必将造成严重的后果。  一、民工潮的积极作用  笔者认为,概括地说,民工潮的积极作用表现为它宣告了中国农民的第三次解放!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在我国实行了两千年左右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被摧毁,广大农民直接占有主要生产资料,成为土地的主人,地主对他们的剥削和压迫随之结束,这是他们获得的第一次解放。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广大农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自己被严重压抑的生产力从计划的管制经济中释放出来,从僵化、僵死的人民公社体制下释放出来,中国农村从此走上腾飞之路。这是中国农民的第二次解放。以民工潮为标志的第三次解放,使中国广大农民从极不公正的二元社会结构的铁笼中探出头来,第一次呼吸到了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新鲜气息,第一次直接把自己溶进了中国现代化的滚滚洪流。民工潮既表明了流动农民对城市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殷切向往,也体现了他们对我国愈来愈严重的城乡差距、工农差距、收入差距(据2001年1月5日“新闻联播”节目报道,当日结束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确认,2000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的无声抗议。民工潮不但使中国农民获得了第三次解放——其伟大意义丝毫不亚于前两次,也使整个中国在惊讶中看到了一个流动社会、一元社会、公正社会的雏形。

  综合专家们的观点,民工潮的积极作用至少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使一部分农民“挣了票子”,也就是增加了货币收入。据安徽、江西、河南、四川、湖南、湖北6省抽样调查推算,1992 年外出农民工创造的劳务总收入达280亿元,每人平均创收1200元。 其中安徽外出农民工年平均收入5000元左右的占10%,2000元左右的占60 %, 1000元左右的占20%;全部农民工共创收75亿元,比当年全省55亿元的财政收入多出20亿元。另外五省外出农民工创造的总收入分别是25亿元、20亿元、50亿元、70亿元、40亿元。在1993~2000年间,外出民工的收入有所增加。一些贫困地区“输出一人,脱贫一户”;不少农民外出打工后,全家“一年吃饱饭,二年穿新装,三年盖新房(指普通农舍)”。外出民工增加的收入,不仅提高了农民的消费水平,增强了农村的社会购买力,而且被用于发展第二、三产业。  其次,它使一部分农民“换了脑子”,也就是受到了现代城市文明的“洗礼”。一般而言,现代文明首先是与城市文明联系在一起的。现代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生活方式等,总是首先被城里人接受,然后才向农村辐射的。城市之所以对农民特别是新一代青年农民具有巨大的诱惑力,原因之一就在于此。民工进城除增加了经济收入之外,尚有各种无形的收益。感观的满足,也是一种所得。在很多农民的心目中,城市是另一个世界,到城里走一趟,即使没能找到工作,见见“市”面、开开眼界也值得。进城的过程实际上间接地实现了他们旅游的目的,满足了他们对“新世界”的好奇和探索心理。许多青年农民进城后,学“城里人那一套”学得很快。他们在参加城市经济活动的过程中,不断学到新知识、新技能,逐步适应城市的生活节奏和契约化社会关系,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锻炼,不知不觉地实现了自身素质和精神风貌的现代化。进城民工往往会为自己贴近现代化生活而自豪,每到春节,“衣锦还乡”,高谈阔论,眉飞色舞。“出去一个学生,回来一个先生”,便是民工受到城市文明“洗礼”的写照。  第三,它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声势浩大的民工潮不只是改革开放事业的产物,同时它还反过来变成了改革开放事业的促进力量。实践表明:凡是那些改革开放力度大、范围广、外来投资多的地方,对民工的需求就越多,涌入那些地方的民工潮就越汹涌,那里的改革开放事业就越兴旺发达,经济发展速度就越快。反之,凡是那些改革开放速度较慢、外来投资少的地方,对民工的需求均较少,涌入那些地方的民工潮便无声无息,自然,那里的经济发展速度就较慢。因此,完全可以说,改革开放事业与民工潮二者之间,具有相辅相承、互相促进的紧密关系。这里不妨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民工潮对改革的促进作用。其一,改革以来,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但劳动力市场的发育明显滞后。市场体制的建立呼唤劳动力市场的发育。劳动力市场的运行以劳动者的自由流动为前提,没有流动、没有交往,就无法形成市场。大批农民自己离开家园,进入异地,利用市场信息,寻求就业机会,参与就业竞争,通过劳动者与企业供需双方的自主决策权实现劳动就业,这就使劳动力的配置决策权由行政主体转移到农民和企业等市场主体手中,形成了由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新机制,从而大大推动了城市劳动用工制度及其工资制度的改革。其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快速起步的时期,由于生产还处在劳动密集型阶段,对劳动力的需求很大,因而很容易拉动工资水平上涨,从而减弱经济高速发展的势头,并破坏改革的进程。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时候,由于中西部劳动力的充足供给,使这些地区的经济得以持续发展,不仅如此,由于大量使用了民工,降低了劳务价格,这就使我国消费需求迅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一定的抑制,从而为改革提供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外部环境,保证了改革顺利而持续地进行。其三,50年代,以1951年和1958年国家公布的两个户口管理制度条例为标志,逐渐形成了延续至今的户籍制度。这个制度的基本功能是限制社会成员区域间的自由流动。这个制度当时对于起动工业化和社会稳定有积极作用,但它构建了封闭性很强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抑制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大规模民工潮的出现,使劳动力资源的配置初步实现了城市和乡村通开,乡村和乡村通开,促进了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多种生产要素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自由组合。由此,社会经济生活中许多封闭的结构变成了开放的结构,传统的城乡关系格局、区域关系格局大大松动,这便导致户籍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并在事实上已经使户籍制度出现了一个大大的裂口。

  第四,它为民工流入地区和城市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司介绍,全国500家最大的乡镇企业, 大都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其职工60%是外来农民工。去广东打工的农民,80%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其中70%是进入乡镇企业。有124 万人口的东莞市拥有110万外来劳动力。2001年1月17日《广州日报》报道,据广东省第五次人口普查办公室统计,全省共有1800多万外省民工。加上普查中的“漏网”人员,“估计广东外来工应有两千万人,占广东居民的四分之一。”前广东省委书记林若曾讲,“没有民工就没有广东的繁荣。”广东省农委一位负责同志也说过,“外来妹、打工仔对促进广东经济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应该被载入史册。”曾几何时,一些城里人对民工又叫又跳,骂他们为“土老帽儿”,认为是这些“土老帽儿”打扰了他们原本很安静、很安全的生活。但突然有一天,他们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再也离不开那些“土老帽儿”。因为,如果他们住的是新房,那么,它很可能是民工盖的;如果他们走的是新路,那么,它很可能是民工修的;如果他们过的是新桥,那么,它很可能是民工建的;楼房、道路和桥梁每天都要保持清洁,而90%以上的清洁工都是外来民工。还有城里的托运业、修车业、装修业、废品收购业以及其它苦、累、脏、险行业,如果没有民工,所有这些纯体力劳动性质的服务业也许会陷于瘫痪。不用说,为城里人当保姆的,开电梯的,绝大部分也是民工。可以肯定,如果没有民工潮,城里人就不可能拿着相对较高的收入,不可能享受相对廉价的服务;城市市政建设的速度、经济发展的速度、社会进步的速度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快。  最后,它有利于民工流出地区农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有利于农业的规模经营。许多外出民工为家乡带回大量的经济信息,有的还引进了资金、技术、项目和人才,鼎力支持家乡发展经济。长期以来,农民以农为主,视土地为命根子,实行规模经营非常困难。而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恰恰为实行土地规模经营提供了契机:部分长期在外已找到固定工作的农民愿意甚至要求退田;一些劳动力大量外流的乡村出现了抛荒地;个别地区的土地使用权转让不出去,转让费变为负值(贴钱转让)。这里虽有因当前“剪刀差”扩大而导致农民放松农业经营的实际问题,但从宏观和长远来看,这为土地转让、集中和实行规模经营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只要措施得力,引导得当,是可以加快土地规模经营的历史进程的。  二、民工潮的消极影响

  首先,它滋生了新的人口问题。由于现行户籍制度不允许农民进城(这里指大中城市)落户务工经商,对流动人口又缺乏新的有效的管理办法和手段,因而使城市不仅没有成为限制人口增长的现代生活天地,反而成为“超生游击队”的隐蔽所,流动民工超生现象十分严重。在城里民工聚居区域,常可看到一些民工夫妇带有自己的两三个甚至四五个孩子。据苏北民工流出地区的抽样调查,外出人口计划外出生数占当年计划外出生总数的70%。正因为如此,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强调,要“使流动人口的超计划生育得到有效控制”。  其次,它对农业生产产生了一定的不利影响。最突出的一点是,在相当一部分地方,大批年轻力壮的、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男性劳动力外出,在家务农的实际上只剩下“386199部队”,即妇女、儿童和老人。尽管现在还没有全国各地妇女在农业劳动中的确切人数和比例的统计数字,但国内外不少学者在不少地区的乡村调查中都发现我国农业就业的女性化趋势愈来愈明显。有人在福建、江苏、山东、陕西等四个省的乡村做抽样调查,发现妇女劳动力在农业劳动中占到59.88%的比例, 而男子仅占11.64%。另有人通过对陕西长安、泾阳两县102户的调查,发现在这些农户中从事农业劳动的女性的人数也明显多于男性。由于生理条件的决定,女性代替男性成为主要的农业劳动力,必然会给农业的进一步发展造成一定的阻碍。农村中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劳动力总是首先跨入流动队伍中,因为他们比较容易在就业竞争中谋到一份工作机会。据安徽省农调队对31个县327个村民组的调查, 外出劳动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占58.4%,比全省农村初中以上劳动力所占比例高30个百分点。这就使得文化素质本来就普遍偏低的农业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更为低下。在农业生产仍主要靠人力的今天,高素质劳动力的严重流失,势必有碍于科学知识的普及、良种的推广、土壤的改造、新技术的采用,也不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向农业的深度、广度开发,最终甚至有可能导致农业生产的停滞、滑坡。有些村子由于有文化的农民都外出打工,剩下来的都是文盲,连找一个能看懂农药、化肥、种子说明书的人都很困难,用药施肥出现严重差错的事件时有发生。比如,有报纸报道,湖北省英山县雷店镇老贯村农民郑昌肥,目不识丁,误把除草农药当成杀虫农药使用,致使三亩水稻颗粒无收。2001年1 月初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在21世纪,我国仍要大力加强和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如何避免或减少民工潮对我国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这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第三,它滋生了一些违法犯罪活动。1997年3月7日《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说:“看关于‘严打’的电视新闻,屏幕上的犯罪好多来自无序流入城市的无证、无业、无固定住处的‘三无’‘盲流’。”在许多地方,流动民工的犯罪问题都比较突出。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交通线上的偷盗、抢劫、凶杀、卖淫、嫖娼、赌博等各种犯罪活动,多数是流动民工所为。北京市丰台区的“浙江村”,1991年头10 个月发案111起,外地人员所为的达69起,是总发案数的62.1%。1988~1991年5 年内, 湖南省在流动人口中发现违法犯罪线索29783 条, 破获刑事案件14802起。1989~1993年五年内,该省共打击、 处理流动人口中的违法犯罪人员67998人。 在民工高度聚集的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一些城镇中,各种刑事犯罪多数也是民工所为,有的地方其比重甚至高达90%左右。据2001年1月17日《广州日报》报道,广东省公安厅负责人介绍, 2000年,广东全省收容劳教的51000多人中,大多数是外来民工。 笔者认为,民工犯罪大致可以分为五种情况:(1 )有些民工出门后未能找到工作,生活无着落甚至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他们于是“饥寒起盗心”,被迫干起盗窃、抢劫等勾当。(2 )非公有制企业的老板克扣或长期拖欠民工工资,从而导致民工“义愤犯罪”。(3 )有些民工犯罪与城里人对他们的歧视和“世道不公”息息相关。农民工在收入、福利、劳动条件、居住条件、子女入学等等方面与城里人有着巨大的等级差异;他们眼巴巴空望着气象万千的“精彩世界”,再瞧瞧自己处境的狼狈,难免不会感到生活对自己和自己所属的群体、阶层、阶级的不公。犯罪心理学告诉我们,处于经济、政治、文化歧视下的群体或个人,常常会因心理不平衡或自暴自弃而萌发犯罪动机。(4 )民工队伍中绝大多数都是老实巴交、为人厚道的农民,但也有极个别的人原本就心术不正,他们在本乡本土时,受到村落和宗族文化的制约,受到初级社会群体(如邻里)的制约,不敢轻举妄动,一旦流动到新的地方后,其劣根性即大暴露,肆无忌惮地从事犯罪活动。(5)一些青年民工, 原来所向往的就是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都市生活”,进城后就力图流入这类场所,为此不惜出卖青春甚至肉体以换取钱财。  最后,它使不少农村的基层政权近于瘫痪或解体。由于“能人”均外出打工,有些村子找不到合适的基层干部,党支部书记和村民委员会主任(村长)的人选更难确定,从而导致农村中的计划生育、公益劳动、法纪教育、义务教育、治安管理等项工作无法落实。尽管,过去农村中的那一套社会组织和管理方式,是在封闭稳定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条件下长期形成的,在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不可以也没有必要死守这一套社会组织和管理方式不变。但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基层组织本身是绝对必需的,问题只在于如何对它进行改革。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留住各方面素质较高的人,或者从已经流出的人员中召回各方面素质较高的人,使他们成为农村基层政权、基层组织中的中流砥柱。

  有些人认为,民工潮的消极性还表现在它造成了全国交通运输紧张和城市超负荷运转、它本身是盲目无序的、民工抢了城里人的饭碗等方面。这种观点是不妥当、不公正的。农民跨区域流动,特别是春节前后,流量集中,加剧了铁路交通运输紧张,这是不可否认的。但事实上交通运输多年来就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并不是因为农民外出才开始紧张。确切地说,民工潮只是导致我国交通运输紧张的原因之一,最根本的原因是交通运输业本身的落后。同样,一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近些年来确实出现了外来人口过多、基础设施不足——住房和水电短缺等——的问题,但这一问题也不能完全归咎于民工潮。城市基础设施负担过重是许多国家或地区在经济起飞期都要碰到的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类似情况更具有必然性。因为,长期以来,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造成我国城市建设远远落在后面,欠债太多,比如像广州这样的所谓“国际化大都市”过去长时间竟连一条地铁都没有, 直到1999年才开通第一条短线地铁。其实,民工潮对交通运输和城市建设不但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消极影响,相反还有巨大的积极作用。它给交通运输和城市建设带来的压力从主要方面来说是一种“现代化的压力”,这种压力是正常的甚至是必要的;它给交通运输和城市建设带来了挑战,更带来了机遇。可以预期,在汹涌奔腾的民工潮的强大推动下,我国的交通运输和城市建设必将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埋怨民工潮造成了交通运输紧张和城市超负荷运转是消极的,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和城市基础设施以适应民工潮的需要,以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才是积极的。  已有学者从以下三个方面批驳了“民工潮是盲目无序的”这一指责:  其一,就总体上说,民工潮实际上并不完全是盲目无序的,因为它有其内在的运行规律和运行原则。一是供求规律。需求决定供给,不是民工想到哪里,想去多少就能实现多少就业。“自由”受到必然的约束。二是效益原则。民工外出就业,不是坐车不要钱,也不是到处有大锅饭可吃,而是要支付流动转移成本。他们流动就业是为了增加收入,如果收益抵不上花费,他们就不会外出。这种运行规律和运行原则决定了民工流动就业既受市场机制的激励,也受市场机制的约束,从而决定了民工潮在宏观上是有序的。  其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的流动和组合必然带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只要是市场化就业,部分民工选择就业机会的某种盲目性就是无法避免的。从整个就业过程来看,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由于结构调整和产业变动引起“摩擦失业”是必然的,劳动者在初选择和再选择就业机会时自动放弃、“自愿失业”也是必然的。有失业就必然有“寻业”,市场体制下这种“寻”必然有一定的偶然性,也就是盲目性。试图通过克服盲目性的努力,使每个外出民工都百分之百地拥有就业位置,只能是一种空想。

  其三,部分民工敢于在就业预期并不确定的情况下带着一定的盲目性流动,正是改革开放条件下中国农民自身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成果,标志着以敢于探索为特色的现代农民性格正在形成。这是现代农民不同于传统小农的重要区别,是一种历史性的进步。  针对“民工抢了城里人饭碗”这一指责,笔者要强调这样两点:首先,在一个号称实现了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农民和市民、农民工和城市职工在“饭碗”面前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如果民工愿意,他们有权同城里人竞争任何“饭碗”,这既符合市场经济的核心规则,更符合公平、正义这一理性要求。“民工抢了城里人饭碗”的潜台词是,民工不应该同城里人竞争“饭碗”,他们不该在城市拥有“饭碗”,这无疑是对千千万万民工的明显歧视,无疑是“二元就业制度”在新时代的遗存和体现。最近几年,许多大中型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相继出台了许多政策,明文规定外来民工不能在所在城市从事哪些职业(多达数十甚至数百种)——即在哪些“饭碗”面前不能同城里人竞争。严格说来,这些政策规定既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核心规则,也违反了我国有关的法律条文包括宪法条文。其次,绝大部分民工在城里所从事的是最累、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是城里人不屑干、不愿干的工作。因此,对绝大部分民工来说,实际上并不存在同城里人抢“饭碗”的问题。有些大中城市费了很大劲,用行政手段清退了很多民工,但城里的失业下岗者却很少有人愿意顶替民工的空缺,60%~80%的空岗安排不出去。结果影响了用人单位的正常工作秩序,不得不一个一个地把民工请回来。大连市的“即时服务”在全国是很有名的,承诺“只要不挑不拣,保你两天上岗”,原打算通过此举为该市10万失业下岗者中最困难的1 万人解决工作。但就是这1万人中也有许多人看不上这些工作岗位, 他们宁愿闲呆着也不肯“屈就”。正如著名学者宫希魁先生所说:“你可以命令农民工走开,但不能命令不愿意干的失业下岗者顶上去。”

作者介绍:张兴杰,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 510642。 王骝,兰州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 730000。

孙权自身缺点的消极影响

  三国时期,孙权继承父亲孙坚和哥哥孙策打下的基业,据有江东,建立吴国,史称“东吴”,孙权就是吴国的开国皇帝。这样一来,孙权就成了当时吴国最高层的领导人。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孙权这个人的性格中有着好几个重大的缺点,这些缺点对于吴国各项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首先,孙权是一个遇到事情犹豫不决的人。当时,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彻底打败袁绍之后,曹操派遣使臣前往江东去见孙权,命令孙权送自己的儿子到曹操把持的东汉朝廷之中。曹操之所以这样做,名义上说是让孙权的儿子入朝伴驾,实际上却是要扣留孙权的儿子做人质,借此来牵制孙权。对于曹操的这个命令,孙权踌躇再三,犹豫不决,于是,召集肱股之臣周瑜和张昭在一起商议。张昭主张送人给曹操,周瑜却坚持不能送。这时,由于孙权的母亲吴太夫人和周瑜的意见是一致的,孙权这才作出了不送儿子入朝的决定。由此可见,孙权是有犹豫不决的缺点的。
  在征伐黄祖之前,孙权召集自己的一班文武商议征伐一事。《三国演义》第三十八回中写到,张昭说:“居丧未及期年,不可动兵。”意思是说,现在东吴正在国丧期间,不能动兵,要等明年再说。周瑜却说:“报仇雪恨,何待期年?”意思是说,报仇雪恨,等什么等?这时,身为吴国最高领导人的孙权又犹豫不决了。后来,黄祖手下的大将甘宁投降吴国,孙权这才下定了去征伐黄祖的决心。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孙权犹豫不决的这个缺点。
  在赤壁大战之前,孙权一直犹豫不决,他拿不定主意究竟和曹操是战是和,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孙权。这时,幸亏周瑜、诸葛亮、鲁肃等一批年轻人再三劝说和开导孙权,再加上许多武将都充满了和曹操决战的勇气,这才使孙权终于下定了迎战曹操的决心。
  的确,孙权有遇事犹豫不决的性格缺点,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孙权的犹豫不决却给他的下属提供了一个遇事能充分发表个人意见的机会,这无形中就增大了吴国内部的民主、和谐的政治气氛,使孙权可以更大限度地选择到较好的处理事情的态度和方法。
  不过,孙权虽然遇事常常犹豫不决,然而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后,孙权一般都能够下定最后的决心,而且,一旦下定决心,就不再动摇。这是难能可贵的。《三国演义》第四十四回中写到,孙权在下定决心抗击曹操后,他当即拔剑砍掉了桌子的一角,对众文武说道:“诸官将有再言降操者,与此案同!”意思是说,我孙权已经下定决心和曹操决死一战了,谁再敢劝我投降曹操,我就像砍这桌子角一样砍了他!孙权在犹豫不决之后的毅然决断,弥补了他犹豫不决的这种不足。
  孙权还有一个缺点,那就是怯懦。其实,孙权的犹豫不决往往是他的怯懦引起的。比如,赤壁之战前,孙权犹豫不决,下不了抗击曹操的决心,实际上这是孙权害怕曹操的兵力,而不敢大胆迎敌。还有,在孙权苦战后夺取了荆州,却被刘备不费一枪一刀地据为己有,孙权害怕把刘备逼向曹操一方,而不敢公开和刘备争夺荆州。后来,孙权采取吕蒙的计谋夺取了荆州,却又害怕刘备复仇,就耍小聪明,将关羽的首级移交给曹操,想嫁祸于人而撇清自己。刘备为给关羽报仇而准备征伐吴国,孙权就赶紧上表向魏文帝曹丕称臣,并接受曹丕给予的吴王封号,孙权这样做实际上是自己害刘备,想求得魏国的庇护和增援。
  可以说,孙权的怯懦这种缺点是性格中的严重不足之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孙权的怯懦这种缺点又促使吴国在保护自身方面更加敏感和灵活。
  孙权还有天真稚气的缺点。孙权身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却在处理有些事情时偶尔显露出天真稚气的缺点。比如,为了向刘备索要荆州,孙权竟然不顾妹妹孙尚香的名声,想出了招亲的缺德办法,以招亲为名,将刘备诱骗到吴国,准备借此机会软禁刘备。因为诸葛亮的运筹帷幄,再加上孙权的母亲吴国太等人的坚决反对,最后,孙权品尝了“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苦果。
  孙权为了收回荆州,竟然像小孩子过家家一般凭着性子就监禁了自己的心腹忠臣诸葛瑾的全家老小。孙权当时大概认为诸葛瑾是刘备的第一谋士诸葛亮的哥哥,就想借此逼迫诸葛瑾通过与诸葛亮的私人关系向刘备要回荆州。孙权这样做真是太天真稚气了。可以说,孙权是把无情的政治斗争看得过于简单,他的做法也就非常天真稚气,当然,孙权这样做最终自然是白费心血。
  还有一次,在吴国的一次国宴上,孙权看见诸葛瑾的脸长得很长,就心血来潮,令人牵来一头驴,然后,孙权用笔在驴脸上写上“诸葛子瑜(诸葛瑾,字子瑜)”四个字。孙权这种天真稚气的做法只是为了图自己一时开心,却不考虑诸葛瑾身为大臣的人格尊严。
  孙权处事天真稚气的缺点,也许是他孩提时代的天真稚气在成人后的再次表现,这种表现往往是随意的,对于一个最高领导人来说,天真稚气带来的负面影响常常是极大的。
  (请作者与本刊联系,以便奉寄稿酬与样刊)

数字阅读的消极影响

作者:张世海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04期

   [文章编号]1009-3729(2014)06-0052-04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4.06.010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普及,数字阅读成为当前一个无可回避的阅读现象。在短短20年时间内,数字阅读影响了以教育和学习为目标的深度阅读与广泛的大众阅读,也成为当前新闻传播学界研究的一个重点和热点问题。美国华裔学者练小川[1]曾较为系统和完整地介绍了欧美国家在数字阅读方面的实证研究成果,虽然这些研究者的身份和职业各不相同,如有200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美国著名电脑科学家比尔·乔伊,美国电脑工程师雅各布·尼尔森,美国认知神经学家玛丽安·伍尔夫,但其基本结论非常一致:数字阅读不适合深度教育。韩国出版学会会长李正春研究发现,传统阅读能培养深度人文思考和极富创意的构想,现代的数字阅读只能培养泛泛的超阅读能力,失去了阅读给人类带来的最宝贵的东西,“在国与国的竞争中,如果没有能创造无形价值的想象力,无论是个人、企业,还是整个国家,都只会惨遭淘汰。没有阅读这种人文学的省察,未来竞争力的创造和创新构想的发现,却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2]。我国学者周国清认为,层出不穷的新媒介技术的出现都有其经济目的,读者的真正需求并没有被放在技术提供商的优先考虑中,“在移动数字设备等新媒体技术下,读者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新媒体影响的实验对象,处于被动接受信息的地位”[3]。本文拟从人文的角度指出,当代的数字阅读已经日益显示出其负面效应,数字阅读背后的推动力量不是受众的真实需求,更多的是国际资本为追求利润而建构的虚假需求,以期为消除数字阅读的消极影响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本文所说的“数字阅读”,主要是指通过手机、电脑与电子书阅读器等终端获取数字化信息的阅读行为。除了信息载体特殊之外,数字技术还使得数字阅读具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一是信息量大,二是传播速度快。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虽然它指导着我们看待和了解事物的方式,但它的这种介入往往不为人所注意[4]。任何新技术都具有两面性,数字技术及其带来的数字阅读在使我们得到一些好处的同时,也会使我们失去很多。从人文视角来看,数字阅读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数字阅读影响深度思考   早在1930年代,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就对电报、电话等媒介技术对人类思考活动的影响进行了反思,指出“从象形文字、图形、绘画到字母,随着历史的进程而发展出一系列抽象的表达方式,它使得人们的交往更深入、更有思想性也更为有效。表达和接收之间有一段时间,让人们有思索的余地。……阅读、写作和绘画是思维的高度提炼,也是深刻思想和深思熟虑的行动的媒介,现在却被这种即时交流削弱了”[5](P213)。

   真正富有创见的理论或发现都是深入思考的结晶,而思考需要对材料进行精简概括,以便更清楚地发现各材料之间的因果关系,过多的冗余材料会使思维陷入繁杂的信息中。思考也需要宁静澄澈的心理状态,需要与喧嚣的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大多数人都会有这种体验,数字阅读会伴随着来自网上的无穷无尽的诱惑,当放下正在阅读的材料去追寻网上其他材料时会被弄得精疲力尽,但最后又一无所获。   对于深度思考的阅读来说,最佳的媒介载体还是印刷文献。现在的电子阅读器越来越普及,但电子书阅读器处于一个难以解决的自我矛盾之中:如果它连线,等于打开了一个杂芜缤纷的世界,这个世界随时会干扰受众的阅读状态,影响阅读效果;如果它不连线,只单纯地提供数字阅读材料,与纸质图书相比,它的优势又不复存在。电子图书的主要优势是其存贮量大,但是受众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阅读量有限。一个专业的研究者,一年之内精读五本专业的经典著作已经很难得,如果让其身边携带一个储存数千册电子书的数字阅读器,实在没有太大必要。有人用一年、几年甚至半生阅读康德的“三大批判”,携带这三本书与携带一个数字阅读器所需要的物理空间虽没有太大差别,但纸质版的“三大批判”,其阅读效果显然要好于数字版。接受一般的社会新闻,用什么媒介都无所谓,但如果要进行艰苦的思维活动,那么数字阅读与印刷阅读的差别则会导致巨大的差异。   因媒介技术进步而导致的由信息冗余和信息侵扰带来的困惑,很早就已经出现,只是在数字阅读普及的今天变得更加严重。卢梭在反思科学与艺术复兴的问题时,曾感慨因信息冗余而导致的知识异化问题:“只需仔细研究一下那些使人眼花缭乱和令人高深莫测的名目是多么无聊和毫无意义就行了;因为那些名目本来就是我们滥加于人类的知识的。”[6]他的思考和判断在今天仍具有借鉴意义。   当代世界出版强国——德国——是一个以深度思考而闻名于世的国家,这个国家近代曾经产生了多个优秀的哲学家和思想家群体。德国之所以有着悠久的印刷媒体阅读传统,部分原因在于印刷媒体更适宜深度思考。很多德国学者都担心数字阅读如果使用不当,可能会削弱人类深度思考的能力。法兰克福书展前主席卫浩世认为,“书籍通过口语交谈、言辞交锋的论战,将理念从一个人传达到另一个人。网络、传真和电子邮件,这些新媒体只能传达标题、内容、价格和特定技术资料,却达不到深层的交流”[7]。   人的存在犹如自然界的一根芦苇,“我们所有的尊贵在于我们能够思考。我们必须通过思考提升自己,而不是通过空间和时间,那是我们无法填补的。因此,让我们努力地好好思考——在那里有道德的原则”[8]。

   时代的发展不可逆转,我们现在已经不可能完全摒弃数字媒体和数字阅读,但是我们必须有足够的智慧去驾驭和利用数字媒体。纸质阅读能更有效地引导思维进行抽象思考,这种思考是发现新知、锻炼思维最重要的方式。数字阅读,尤其是在线数字阅读更适合愉悦和刺激感官,但它不适合深度思考,而人类一旦在批判性思考方面弱化,其他各项事业的进步都会失去动力。   二、数字阅读使人们更脆弱孤独   并非每个人都喜欢孤独,但孤独是每个人都必须要面对的,学会独处,适应孤独,并在孤独中自我反省和自我提升,是我们一个重要的成长过程。当我们在阅读中国古典诗词时会发现,古代的通讯技术虽不发达,但在幽居独处之时,古人能学会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一花一叶一缕风一滴露皆可入诗境:“山光忽西落,池月渐东上。散发乘夜凉,开轩卧闲敞。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响。”[9]虽然是一个人独处,个人心灵却拥有无限的空间,自然界的一切都与心灵相通。即使是情人或夫妻之间被关山阻隔也不会影响彼此的感情,反而会给双方留下美好的想象空间,这种空间可以纯化情感,提升思想。“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10]。这种因相距遥远而导致的音讯不通和相思之苦在媒介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虽不会出现,或者会大大减轻,但是今天的人们很难体验到那种历经岁月深沉酝酿的情感。在数字阅读时代,人们被碎屑无聊的信息包围,交往虽然越来越密切,但是情感越来越脆弱。   这种感受与经历非中国文士所独有,美国名著《瓦尔登湖》深刻地影响了一部分美国人的心灵,作者梭罗早在19世纪中期就对现代传媒业的负面效应有过反思:“我觉得有没有邮局都无所谓,只有很少的重要信息是需要邮递的……如果你掌握了原则,何必去关心那亿万的例证及其应用呢?对于一个哲学家,这些被称为新闻的,不过是瞎扯……然而不少人都贪婪地听着这种瞎扯。”[11]美国学者刘易斯·芒福德也认为:“取消人类直接交流上的限制,其危险性在初始阶段好比众多人口涌入一个新的地方,它增加了发生摩擦的机会。”[5](P214)   在传统媒体环境中,我们虽可以通过选择不接触而获得独立的空间,但大部分数字媒体具有入侵性,比如手机一旦建立了一个联系网络,从技术上说,就有随时遭受信息入侵的可能性。对此,杨秀建深有感触地指出,“自从有了手机,俺就与源源不断的手机短信结下不解之缘。垃圾短信、黄色短信、广告短信铺天盖地防不胜防,碰到开会或正式场合,不断爆响的手机短信提示音让俺成了引人注目的另类。尤其是节庆期间,有事的没事的,关系铁的关系一般的,顶头上司或者同事,总会有些人发来短信,虽然大多是美好的祝福,但一看到从网上下载的情感干巴巴但语句精美的段子,心里就莫名反感,一看到被无数次转载过的枯燥乏味的短信,心里就有一股被欺骗蒙混的感觉,但俺还要装出情真意切感激涕零的样子回复,因为俺背负不起冷漠孤傲的骂名”[12]。手机的数字阅读一方面使用户能获得更多的信息,并与身边的人联系更密切,但同时也会使人饱受信息侵扰之苦,一些“情感干巴巴但语句精美的段子”使人更感到孤独疏远。

   美国社会学家雪莉·特克长期致力于网络使用与数字阅读的研究,她发现,过度依赖数字阅读来获得心理慰藉是当代人尤其是很多年轻人的共同问题,这将降低人们认识和反省自我的能力。在当代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人的心理十分脆弱,而数字沟通方式会使人们的心理变得更加脆弱。从表面上看,数字阅读的便捷性使人们的交流沟通变得更为简单,省去了很多时间和精力,但实际上,人们的关系反而变得更加疏远。过度依赖数字化交流会使我们失去独处的能力,而只有独处才能使我们更好地集中思想。“当我们缺乏独处能力的时候,我们联系别人仅仅是为了减少焦虑感或者为了感觉到自己还活着。这时候,我们并不是真正地欣赏别人,而是把他们当作支撑我们脆弱的自我感的备用零件。如果我们不能够独处,我们会更加孤单”[13]。   三、过度数字阅读会对健康造成损害   如果说数字阅读对深度思考、个人独立空间的负面影响可能还是见仁见智的话,那么它对受众健康的影响则是有目共睹的。早在2003年数字阅读方兴未艾时,香港理工大学康复治疗科学系在电脑普及率较高的香港进行了一项有关电脑使用的调查,从中发现,在接受调查的83位研究对象中,由于长时间使用电脑工作,他们都患有不同程度的颈肩背痛。研究小组认为,如果不加以治疗,或者改变阅读和工作习惯,这些疼痛会进一步转变为难以治愈的肌肉劳损,情况严重者甚至会丧失工作能力[14]。   随着电脑、手机等数字阅读器的不断推陈出新,功能越来越多、款式越来越丰富,有关数字阅读引起的健康问题的案例也越来越多,一些问题的严重程度让我们触目惊心。2012年,据《南方日报》报道,广州一名7岁的男童因长时间玩iPad,感到头痛难忍,经医生检查,发现他颈椎的生理弧度已经发生改变[15]。2013年5月,英国媒体报道了英国一名4岁女童因玩iPad上瘾而患上了强迫症,家人禁止她用iPad玩游戏后,她竟出现了兴奋、失眠、流泪、流涕、出汗、呕吐、腹泻甚至虚脱、意识丧失等症状。所有的电子屏幕都会产生比较强烈的光刺激,这种刺激会引起视神经疲劳,导致视力下降。而电脑的电磁辐射也得到科学研究证实,这种辐射会影响脑细胞,对处于发育期的儿童伤害更大。英国的一项研究发现,由于过度使用数字产品,近年英国14岁少年的高层次思考能力只与1976年12岁孩子的相当。过度使用iPad与过度的数字阅读会使孩子“习惯了依靠电脑查信息、做算术,孩子的动脑机会越来越少,想象力、记忆力和思维能力的发展都可能受到影响。同时,手机、平板屏幕总在不停地切换,也不利于注意力的培养”[16]。

   过度的纸质媒体阅读虽然也会引起身体伤害,但纸质媒体很难连续数小时吸引读者保持一个姿势进行阅读,更没有强光和电磁辐射对视力或其他身体机能造成损害。数字阅读则不然。“媒介即信息”,数字信息的接受和阅读媒介更多是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而不是引发人的深度思维。数字信息的传播者为适应这种媒介形式,会不遗余力地使传播内容迎合受众的阅读心理,吸引受众的注意力,使受众欲罢不能,这种阅读行为不利于身体正常机能的恢复与调整。   因此,对数字阅读之诸种弊端,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如今,数字技术、数字出版和数字阅读正以势不可挡之势向前发展,除了数字技术的推动之外,资本的逐利动机也是一个潜隐而强大的力量。当数字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在技术和法律两个方面都得到完善之后,数字出版商会试图建立一个成本更低、利润更高的商业模式。而数字阅读媒介产品,无论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还是电子书阅读器,都属于价格昂贵而利润丰厚的商品,这些商品之所以如此畅销,固然有其自身的技术优点,但这种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建构出来的,背后的推手是财大气粗对利润永远饥渴、永不满足的国际资本。关于数字阅读,中国科技史专家江晓原曾尖锐地指出,“透过无数双紧盯着iPad屏幕的眼睛(视力正在迅速损坏中),我们不难‘诗意地’看到,这正是乔布斯们的‘大势’。用不着和我争辩在iPad之前还有Kindle和汉王(再之前还有笔记本电脑和台式机呢),我的意思是说,如果卡尔·马克思活在今日,他会毫不犹豫地指出:这就是资本的‘大势’”[17]。如果我们在研究当代数字化现象时,不把这个隐藏的力量纳入分析框架,就不能获得全面而深刻的认识。   数字化将会把我们带向何方?国际资本力量如何解决数字化带来的各种问题?他们是这些问题的制造者还是解决者?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深思,否则,将如江晓原所预言,“如果有一天,某些国家的法律宣布某些网络游戏为数字毒品,甚至宣布iPad为毒品,我也不会感到多少惊奇——我甚至相信,如果人类在以iPad为典型代表的‘科技创新’之路上迷途不返的话,这样的一天早晚会到来”[18]。   四、结语   总之,数字技术与数字阅读所带来的上述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都已显现,未来它还将给人类社会带来什么其他方面的负面影响,目前我们尚且无法确知,因为一项技术的所有影响,通常在它使用几十年后才会充分显现。但我们必须对此保持高度审慎的态度,正如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曾在《数字化生存》中所说的,“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都有其黑暗面。数字化生存也不例外。我们将会看到知识产权被滥用,隐私权也受到侵犯。我们会亲身体验到数字化生存造成的文化破坏,以及软件盗版和数据窃取等现象”[19]。英国《经济学人》刊文指出,“正如垃圾食品泛滥意味着人们在饮食习惯上需要严格规制一样,垃圾信息泛滥也意味着人们在浏览习惯上需要更守规矩”,并建议“妻子或丈夫看到对方沉迷于手机时,可以把这该死的玩意儿扔出窗外或者扔进水桶”[20]。从信息传播的速度和效率来看,数字化确实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但我们应以多元思维方式认真审视这一趋势。

作者介绍:张世海(1977- ),男,河南省商城县人,安阳师范学院副教授,河南 安阳 455000,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2488,主要研究方向:大众传播学与编辑出版学

班务日志的消极影响探讨

作者:李乔生

小学德育 2009年05期

  从小学到中学,许多学校都会在班级设置一本班务日志。班务日志是在班主任指导下,由学生自主对班级日常事务进行管理的记录,对于优化班风,提高学生的管理能力、自律意识以及道德评价能力,对于发展学生的个性,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种书面话语作为言说者的一种记录,构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符号平面。在这个符号平面里,教师拥有自己独特的话语方式,并将规约、规则、价值观、教育目标隐藏其中,同时也将对权威的维护过程体现在话语过程之中。对学生而言,他们在不断的历练中逐渐学会了一种远距化的策略,或在心理上将教师清除在“场”外,或主动放弃一些应有的权利,以防止自己在班务日志上被“抹黑”。这看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却值得引起我们班主任的深入思考,重新审视班务日志运用的尺度及方法。  一、公开惩戒的脚本参照  可以说,班务日志是班级生活侧面的一个书面见证。在小学阶段,这种书面见证有一种独特的功能,那就是常被用来作为教师进行惩戒的脚本参照。从记录的人员看,主要由班干部尤其是正副班长担纲;从记录的内容看,多是出勤或纪律情况的记载,尤其是上课讲话、做小动作人的名字;从记录的符号看,除了名字外,有时还会在名字后面打上“×”。在这里,一种类似职业的常规、主导的原则、观念的取向以及记录者与教师之间心照不宣的共同意识纠缠在一起,班务日志像一个“生死簿”,成为教师惩戒学生的依据。  借此“脚本”,教师的惩戒毫不含糊地施加到他们所认为的“差生”身上:“白纸黑字,这不明罢着吗?怎么又是你?”但若偶尔看到他们认为的好学生的名字也在上面时,虽说不会公开表达袒护,但语气肯定会弱许多:“怎么回事?下次要注意噢。”在此过程中,班级同学间的关系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有个学生讲话次数太多,班长气得将他的名字写在黑板上,并在后面打了满满一行“×”。班长利用自己的“职责”,将违规学生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当教师的惩戒再据此实现时,这个学生与班长之间的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代表规则行使者的班干部与这类学生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也就实现了。  有意思的是,班务日志“铁面无私”的面孔没过多久就会被同学间熟悉的面子撞击得七零八落——尤其是到了初中阶段。一位学生这样形容自己当值日班长的情形:“上课时怒目圆睁,四下扫视;下课后,求情的队伍排成了长龙。”于是,在以见证班级纪律为主要内容的文本中,开始渗入一些文本外的东西。也就是说,教师公开惩戒依据的“脚本”本身就可能是一个残缺的文本,于是,班级里常常会发生教师错批评了学生而引起满堂哄笑的现象,这就是对教师惩戒的一大讽刺。此时,不是教师与班干部一起将学校的规训施加在学生身上,而是班干部与其他同学一起摧毁了教师惩戒的依据。

  二、学校纪律落实的工具  班务日志中,师生对话的内容可谓丰富多彩。仔细阅读我们不难发现,班主任对纪律问题的关注始终没变,规训总是一个不变的话题。  一值日班长:政治课上,正在慷慨激昂地介绍三峡水电站的老师突然说:“有些同学,不要埋头看书了!”顺着老师的视线,众人看见了××伏在桌子上的后脑勺及一袭黑衣——仿佛正在“用功看书”。良久,××的耳膜终于被巨大的笑声唤醒,他抬起睡得通红的脸,一脸无辜地问:“笑什么?”  班主任书面语言反应:上课时还是请同学们严肃一点儿,尤其是在同学们看来不重要的课上。  另一值日班长:由于春意异常盎然,大家上课时恹恹欲睡者极多。希望同学们早些休息,养好精神,适当娱乐,努力学习,取得更好的成绩。  班主任书面语言反应:现在,上课松懈现象是较为严重的。我听说昨天下午上第一节课时教室里面很吵(办公室老师反映的),这体现出一种不好的趋势,需要整改,需要引起所有同学的重视。  又一值日班长:……历史课上,老师一直在讲:“有兴趣是好事,但别在下面谈论,上来讲吧。”当真在讨论吗?分明是私聊嘛!一周下来,教学日志上的“好”字有几个是货真价实的呢?我不愿意算——因为结果一定还是令人失望的。  班主任书面语言反应:我不希望我们班级发展成为一个老师都怕来上课的班级。但某些同学没意识到这一点,以搞笑为能事,不顾时间,不顾场合,希望你们注意老师和同学的感受。  类似的对白还可以列举很多,我们的分析也并不重在师生间一来二去的书面对话本身。教师尤其是班主任如何利用班务日志这一工具,坚持不懈地强化学校纪律,这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三、成人社会意识形态的渗透  随着年级的升高,班务日志从内容到形式似乎变了许多。不少班级把班务日志改为“值日班长心语”;记录的执行也不再是班干部的专利,而是班上每一位“平民”(学生自诩)的事;记录的内容则以班级中的每日大事、趣闻花絮、见解建议、苦恼困惑等取代了往日违纪者姓名、班级人员出勤率等;至于班务日志的惩戒依据功能则更是隐匿起来,变为班主任与值日班长的每日对话。这一切都在表明,学生们正在一步步地成长起来,教师们也在一步步地成熟起来。一位学生在班务日志中写道:“我想值日班长的记录本绝不应该成为同学们的‘生死簿’,而应该成为一本班级日常学习生活的真实记录,成为我们前进的一本历史。”尽管班务日志在形式上已经改头换面了,但我们始终无法掩饰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一种文本的“班务日志”,其实从来没有对学生停止过成人社会意识形态的渗透。只是渗透的方式从公开的惩戒过渡到殷殷的劝说,从更多对个体的惩戒过渡到更多对群体整体力量的施加。当然,书面话语原则上是公开的,因此作者要负责任。这种公开性意味着,通过文本来表述和施行权势,需要以更间接、隐蔽、形式化的方式来进行,这也正是不见面策略的高明之处。如:

  一值日班长:至于游戏与棋、球等方面的活动及话题,个人认为只要适度参与,自己有节制,完全没有必要不许谈论或禁止开展。  班主任书面语言反应:对于电脑游戏等,还是少沾为好,在教室里也不要切磋。这不是正当的娱乐方式。当然,很多同学非常喜欢电脑游戏,但我们一定要用坚韧的意志来控制自己。很多同学往往说得到做不到,这也是在教室里不提倡讨论游戏的理由。  另一值日班长:我个人认为,电脑游戏确实很好玩,不可不玩。到前一段时间为止,我一直怀有这种看法,且认为游戏成为我们班同学之公共谈资,合情合理。不过我也认为,游戏是好,但太费时间。  班主任书面反应:游戏还是不玩好,若要说从游戏中有什么收获,我认为几乎没有。  又一值日班长:说起电脑游戏,有几点不吐不快。第一,对于电脑游戏,本人十分喜欢且擅长于此。但若说起它可以开发智力,学习“知识”乃至修身养性,我却不同意……它只不过是一种休闲的手段,一种接受新鲜刺激的工具,让我们在“三座大山”(考试、研学、作业)的压迫下喘一口气而已。第二,《星际》、《帝国》都那么老,毫无新意可言了,不如玩玩《FIFA》《NBA》这样短小精悍的游戏。最后说一句,其实游戏并没有什么意思,我觉得还是打篮球比较好玩。  班主任书面语言反应:赞成你的看法。  上述书面对话中,班主任并非一定要持与学生相反的见解,但却总在以一个劝诱者的角色时刻警惕着学生“不良思想”的出现。班主任并没有将这种劝说的力量施加在某一个人身上,但他总是不经意地做着一种引导,让学生按照他的或更确切地说按照成人社会的意志行事,学生们在有意无意的迎合中,顺应了这种引导。如此,班务日志所强调的意志就渐渐被内化成了一种一味听从的命令和被动执行的机械行为,而不是学生的一种自我需要。  在班务日志的历史演变中,纪律尤其是课堂纪律问题,始终占据着主流位置。尽管形式变换了不少,但一脉相承的演变历程恰恰构成了一部无声的纪律史。鉴于班务日志有公开惩戒的脚本参照、学校纪律落实的工具以及成人社会意识形态的渗透等特性,也会对学生产生消极影响。因此,班主任在利用时一定要慎之又慎。

作者介绍:李乔生,广东中山市中等专业学校。

自工业革命以来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后全球环境遭到空前破坏和污染,相继出现“温室效应”等众多全球性环境问题。生态学家指出,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现象将在很长的时间里极大地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环境问题现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难题,不再仅仅是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责任,它关系到全球居民的生存利益、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所谓环境危机,是指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在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弱势生态文化与强势的控制自然思想和技术,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对比性关系的落差。非生态的政治力量总是顺应着这种历史文化的积累方向而前进;而弱化的生态智慧却始终处在边缘境地。当人类社会选择更多的社会需求时,强势的控制自然思想和技术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主流思想,并持续占据统治地位。所以,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一直都是非生态政治在决定着人类文化的选择方向。

环境资源属于公共产品,它具有公共产品的两个特征:使用的非排他性和消费的非竞争性。正因为如此,一些企业乃至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驱使下,无节制地把废气、废水、废渣、垃圾、各种有害化学物质以及放射性污染物排放到环境中,破坏了环境的生态平衡,上演了“公地的悲剧”,使环境发生了对人类不利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危害到人体健康和人类安全。

地球生态环境与未来的持续恶化,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命运,催生出了生态环保思想和意识,并进一步推进了生态政治、绿色政治的产生与发展。它们呼吁从人们日常习惯的思维观念入手,去发现人类生命并非与自然相对立的主体,而是一个从属于自然又影响和改变自然的位置。人类并不是生来就是对生态环境进行破坏的罪魁祸首,也不是对财富进行掠夺和浪费或对其他物种进行灭绝的生命群体,而是能够很好地利用和改造自然,并与大自然以及其他物种和谐相处的物种。

生态环保思想的产生对人类征服自然、控制自然的习惯是一种颠覆性的思考,开始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导致对自然的破坏加剧,人类在遭受了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一连串的打击和报复之后。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终于开始认真思考人类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从而悟出了尊重自然以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真谛。由此为发端,生态政治、绿色政治开始兴起。

生态政治、绿色政治,指的是与生态环境相关的全局性问题,围绕生态利益展开的一系列政治现象、行为与活动。包括由生态利益与经济利益冲突引发的政治矛盾和冲突,以及为解决这些冲突而产生的政党政治、政策制订、政治思想等。其目的也主要是为了调和与解决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最终目标是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在生态政治、绿色政治思想产生以前,人类对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虽有一定的认识,对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问题虽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只是把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一个纯学术问题,把生态保护作为一个纯技术问题,而没有将人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联系起来,没有将生态破坏以及破坏后的治理与生态保护联系起来。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明确提出了环境保护这一概念。会议在《人类环境宣言》中分析了当代环境问题,全面阐述了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提出了全球环境保护的战略。该宣言明确提出:“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希望和各国政府的责任。”由此拉开了人类环境保护的序幕。

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和推动下,各国政府把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纳入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划中去,建立符合生态规律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实施协调人类同生态环境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以绿党为中坚的环保组织在一部分国家迅速兴起,并成为一支新型政治力量。

虽然各类环保组织及其支持者的社会背景不同,生态政治观社会观各异,但是为保护地球这个人类共同家园的目的使大家走到了一起。他们中有幸进入议会的在议会里发表演讲,有幸进入政府的参与政府的决策。环保组织问鼎政治的方式和情形,构成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一道绿色风景线。

生态政治、绿色政治是对经济化政治的反叛,它所追求的社会发展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强调“以人为本”,不仅主张“一切为了人”,更主张“为了人的一切”、“为了一切人”。它不是对经济增长的否定,更不是对人的价值主体地位的怀疑,而是对传统政治模式支持下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否定,是对人的价值主体地位异化的否定,试图使经济增长与环境生态由对立关系转变为和谐共生、相互适应甚至促进的关系,找到人价值主体地位实现的恰当方式。只有政治人成为生态的“道德代理人”,才能避免环境主体缺失的尴尬和无奈;只有借助于政治力量,才能有力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和环境成本的内部化和最小化,彻底解决市场经济自发性所导致的社会经济发展内外效益的脱离甚至对立的问题。只有政治文化的绿化和生态利益的直接相关人——也就是公民——有效地参与政治过程,才能推动社会的成熟,奠定生态文明发展的坚实基础,形成社会——市场——环境相互制约的有效生态治理结构。

第一次工业革命

第七课 第一次工业革命

授课人:崔文军

【教学目标】

1、掌握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条件、过程,理解英国殖民扩张与工业革命之间的关系;探讨工业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的原因及影响;

2、通过对工业革命的学习,学生能够认识到工业革命的成果被迅速运用到工业生产中,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说明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重点】工业文明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难点】工业革命历史时期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

【课时】共2课时;第1课时

教学过程

新课导入:同学们做过火车么?谁知道火车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同时期还有哪些发明创造?对人类社会有何影响?

一、从珍妮机到蒸汽机——工业革命的进程

1、工业革命的概念:又称产业革命,是资本主义由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生产的一次飞跃,它是生产领域的一场大变革,又是社会关系方面的一场变革,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工业革命最早发生于英国。

2、思考:为什么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英国?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结合教材主动思考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

前提条件:英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 必要条件(市场):18世纪后,随着英国在争夺殖民霸权的战争中获胜,成为最 大的资本主义殖民国家,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已不能满足国内 外不断扩大的市场需要;

可能条件:a劳动力:圈地运动,大批农民被从土地上赶走,不得不去手工工场 做工

b资本:通过殖民贸易和对殖民地的掠夺获得了财富

c技术条件:工场手工业时期积累了大量的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

3、引导学生观察《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纺织领域的主要发明》表(教材P31),学习工业革命的进程。

思考:在英国各个工业部门中,最早采用机器的并不是英国传统工业,而是在新兴的部门纺织工业中,原因是什么?

(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美、德等国各个新兴行业中的全面开展做铺垫)

(1)新兴工业部门没有旧传统和行会束缚,易进行技术革新

(2)棉纺织品便宜,市场需求量大,对技术革新要求迫切

工业革命的开始:珍妮机的问世

工业生产的变化:冶金、采煤等其他的生产领域也纷纷出现发明和使用机器的高 潮

动力技术的革新:1785年,瓦特改良蒸汽机,摆脱自然条件限制,推动机器的 发明和使用,人类跨入“蒸汽时代”

英国工业革命的完成:1840年前后,大机器工业基本取代了工场手工业。英国 成为第一个工业国家

二、从工场到工厂——工业革命的影响

思考:16世纪手工工场和工业革命后纺织工厂的区别

工业革命从英国扩展到法国、美国等后,世界面貌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请阅读教材“从工场到工厂”和“世界市场的基本形成”,思考第一次工业革命产生了哪些重大影响?

1、生产方式:工厂取代手工工场,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

2、经济结构:农业比重减少,工业发挥重要作用

3、生活方式:工业城市形成,地位日益重要,城市化进程加快

4、社会关系: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两大对立阶级关系成立

工业革命之谜

  

  我们对当前全球经济繁荣的原因,是否作出了错误的解释?
  
  最近,我一直在拜读罗伯特・艾伦的大作;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经济史学家,现在是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的经济史教授,正在研究当今世界和1870年之间的差别。
  
  1870年,有人认为,经济增长将扎根,并席卷全球。不过,这种信念还比较边缘,带有乌托邦色彩,仅为部分理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所信仰。即便他们,也并非都对此深信不疑。1871年,世界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在他所著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写道:
  
  “到目前为止,机器的发明是否会将人类从琐屑的劳动中解脱出来,还是个问题。它们使更多的人陷入沉闷和监禁般的生活,使更多的制造商或其他什么人来发财。”
  
  有人认为,18世纪至19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诸多发明,“将人类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为什么穆勒会质疑这种看法呢?
  
  罗伯特・艾伦给出了答案。18世纪至19世纪关键发明,如蒸汽机、新炼铁方式、火器改进、机械精准度提高和纺织自动化等,都是重大突破。但是,它们只有在特定情形下才能被有效利用。
  
  笨重、低效的蒸汽机只有当煤是免费的时候,用起来才不亏本。原始的纺织机器,也只有在棉花很便宜、非熟练工人相对较贵的时候,使用才合理。熟练手工艺工人的技艺水平,原始机器很难达到。使用非熟练工人的劳动通常比煤更便宜――当时,开采煤很费力。技术进步明显没有将人们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从全世界整体来看,劳动相对便宜,棉花和煤炭经常较贵。只有大不列颠、比利时、法国东北部、德国西北部和新英格兰等地,才有工业革命发生的条件。这些国家具备三个特征,能得到美洲奴隶种植的廉价棉花、便宜的煤,而且随着全球贸易走向繁荣,他们的劳动力价格亦随之提高。
  
  大约从1400年算起,对欧亚大陆的人们来说,是一个相对繁荣的时期。黑死病使欧洲人口降至14世纪中期水平的二分之一至四分之三。更大的农场也使农民可以生产更多的粮食,还可以和贵族讨价还价,把地租降低。亚洲也有类似的瘟疫。看上去,欧亚大陆就连非熟练工人也很容易过活。
  
  但是,罗伯特・艾伦发现,到1600年,欧亚大陆非熟练工人的真实工资却下降了。全球贸易从地中海转向大西洋,阿姆斯特丹和伦敦从中获益,迅速发展起来。佛罗伦萨、维也纳和北京的非熟练工人的生活却愈发艰辛。相比之下,德里虽然暂时像阿姆斯特丹和伦敦那样从全球贸易中受益,但到了18世纪,德里变得像佛罗伦萨、维也纳和北京一样:在这些地方,穷人想要养家糊口非常困难。
  
  17世纪初,旅行者从欧洲西北部来到亚洲。他们惊叹于亚洲各国的辽阔疆域、统治者难以计数的财富,以及经济的繁荣。这些来自欧洲的观察者,更是惊叹亚洲商业繁荣和先进手工业、良好秩序和社会普遍富足。他们将亚洲与自己国家作了鲜明对比,写下评论,带回祖国。但到了19世纪,欧洲旅行者却不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根据当时记录,与从前相比,欧洲统治阶层更加富裕,中下阶层却愈加贫穷,但这种差别仅存在于欧洲西北部。此时,生活水平、贫富差异,以及机械和蒸汽技术的先进程度,在佛罗伦萨等地大体都一样。
  
  1871年,穆勒认为,工业大发展只能停留在马尔萨斯时代,那时资源非常有限,人口增长是庞大的包袱。
  
  但一个半世纪后,穆勒被证明是错的。世界人口从1870年的12亿增长至目前的63亿。为了供养额外的51亿人,寻找生存空间和提高农业生产力,一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人类并未因此变得如1870年时那样贫穷。每个人都在猜,未来是不是会回到马尔萨斯时代,这取决于我们能否控制全球变暖,使其影响最小化,还要应对好全球变暖给社会、经济和政治带来的混乱和破坏。
  
  穆勒之所以是错的,是因为重要的发明不断出现。后来的事实证明,工业革命并不仅仅是一系列偶然的发明,相反,它使真正崭新的事物得以运行,它本身便是发明创造的原动力。
  
  1870年,工业革命成果的扩散戛然而止,成为一个谜题。经济学家对此感到困惑,因为我们倾向于讨论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但是,中国自唐朝末年起就存在发育到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从中世纪末期起也存在于欧洲。这给我们提出一个巨大的疑问:我们对当前全球经济繁荣的原因,是不是作出了错误的解释?■
  
  作者布拉德福德・德龙(Bradford DeLong)为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系教授
  
  

新工业革命

  从哥德堡驱车向北,1个半小时后,我们到达了萨博小镇—特罗尔海坦市(Trollhaettan),这一路人迹罕至。由于原大股东美国通用的“雪藏计划”,萨博工厂几经易主。哥德堡媒体用“一女四嫁中国人”来形容萨博坎坷的命运。

  特罗尔海坦市萨博生产线还没有恢复。自去年萨博汽车破产后,这里失业率翻了一倍,超过20%。如今,萨博所在的国王街繁华不再,当地一家著名夜总会在萨博破产后也停业关门。
  萨博和特罗尔海坦市的衰败是欧洲工业苦苦挣扎的一个缩影。德国汉堡港正在酝酿新一轮降价,报纸上大幅广告写道:货轮降低3000欧元,中转集装箱船费用降低20%。这波及了中国公司,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在欧洲的一位付姓员工抱怨,生意大不如前,许多船东亏损了上百亿,造船厂今年一个订单都没有。
  由于制造业衰落,法国失业率创下了十年来最高值10.3%。2009年后,欧洲工业面临销售下降、成本上升、盈利能力下滑等困难,2012年12月数据显示,德国与法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萎缩程度加深,12月法国和德国制造业PMI初值分别低于预期。2012年11月,欧元区失业率升至11.8%。经历超过十年的去工业化,欧洲已如同一部锈迹斑斑的机器。
  可这只是故事的一半,另一种力量也正在蓬勃生长,欧盟提出了再工业化,预计到2020年,制造业在欧盟国家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将从现在的16%升至20%。行走在欧洲,不难感受到蒸汽机时代的工业热情又在悄悄复燃。
  在巴黎,我们见到了负责就业、经济发展和国际吸引力的副市长Sautter先生。摄影师一按快门,他就用英语喊道:欢迎到法国投资!11月23日早上,我们同近10家法国中资企业协会成员与Sautter先生共进早餐。他告诉我们,巴黎市经济发展署专门设立了负责中国事务的专员,为中国企业在巴黎开展投资经营提供便利。
  “中国已成为欧洲重要投资来源国。”Sautter说。德国汉堡港集装箱贸易的情景为他的判断提供了注脚:每三个集装箱里就有一个来自中国,往返中国的货运量每掉下1个点,整个汉堡港成绩单都会变得像被火烧过一样难看。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有50万人,其中70%居民的生活与中国有关。2012年1-10月,中欧贸易额达4528.3亿美元,这也是双边贸易额连续两年突破5000亿美元,欧盟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去年上半年,中国企业在欧洲并购交易额较2011年同期增加了58%,达到70亿美元,占同期海外并购交易总额的31%,大量交易都集中在制造业。不用再拉出那个长长的名单,仅在以制造称雄的德国,电子厂商Medion AG,液压技术全球领先者凯傲集团(KION),建筑设备公司普茨迈斯特(Putzmeister)、施维英(Schwing),汽车零部件生产商凯毅德(Kiekert)等,都已经,或将要有一个中国老板。在2011年底一次公开讲话中,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前主任李荣融曾提示:欧美经济疲弱对中国的机械装备制造企业来说正是投资良机。
  通过这些貌似甜蜜的婚约,觉得中国能够分享欧洲再工业化的红利,则是一个狂妄的幻觉。中国能够参与其中的,多是欧洲工业的存量资产,而欧洲“新工业革命”的增量资产,则是由原材料革新、绿色能源、微电子与纳米电子技术、机器人技术等构筑的全面产业升级。这场盛宴中并没有为中国预留席位,欧洲虽然需要中国人扮演“白衣骑士”,但排斥将“中国模式”引入这块大陆。他们认为,低工资基础上的工业复兴不会成为人民与国家的福祉。
  回到国内第一天,我发现办公区大桌子上放着一台红蓝相间的机器,这就是传说中的3D打印机。一位年轻的同事正兴高采烈地用它为大家打印出圣诞老人。必须承认,它没有我想象的那样神秘,有点像20年前就风靡中国乡镇企业的注塑机。
  当我们在围观圣诞老人时—制造类似模型也是目前3D打印机在中国最普遍的用途,比利时的梅洛特公司已开始与中国青岛一家纺织厂合作,“打印”纺织机轴承。传统工业流程需要84小时完成的零件,现在只需24小时,而且每个轴承成本由几十欧元降至1欧元。
  用了30年时间,中国终于进入全球制造业强国序列,过去十年中它不再仅限于生产廉价鞋子与部件,而是将精力释放于基础工业与精密产品。一种常见的观念是,如果有足够时间,中国制造终将彻底打败它所有的老师。不过,看到欧洲与美国正在发生的工业变革,以及支撑变革背后的力量,再对比中国近年来隐约出现的实业空心化之忧,不由得令人担心,中国会再次输在新一轮产业升级起跑线上。
  我们可以将时距拉大,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时,大清帝国正抵达繁荣的顶点。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朝廷重申不许武科改用鸟枪,依然比试舞刀射箭,五年后,经历数次破产的英国人瓦特终于成功改良了蒸汽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皇帝在避暑山庄接见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傲慢地声称“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曾引起广泛讨论的“李约瑟之谜”是: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的科学与技术还比欧洲先进,但工业革命却没有在中国率先发生呢?2012年,伦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教授对来访的中国民营企业家提出了“新李约瑟之谜”,即如今中国正在变得富有而强盛,但中国的社会组织是否有利于迅猛的科学和技术创新呢?这是一个对中国未来至关重要的问题。
  《中国企业家》杂志欧洲特派小组,一行三人,23天,尝试描述徘徊在“新工业革命”隧道入口处的欧洲。我们对欧洲经济的冠、亚军德国和法国给予了更多关注,它们在这一历史瞬间的兴奋、争执、犹豫、困惑,或许能为中国怎样面对“新李约瑟之谜”提供借鉴。
  法国“蓝鹰”
  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圆山大酒店(Grand Hotel)正在装修。据说2012年4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此休息时,外墙就已动工,而8个月后中国作家莫言在此下榻时,铁架子还在。三年前,北德五州州长们曾联名致信德联邦总理默克尔,要求拓宽挖深易北河,保住汉堡港国际大港地位,而我们到达汉堡时,州议会刚刚确认下来再次与环保组织讨论的时间。   这就是欧洲速度。工业复兴计划亦在慢节奏中推进。早在四年前,一些欧洲经济学家就意识到,借鉴美国2009年的“再工业化”计划,欧洲国家也应该下定决心,进行工业革命。直到2012年1月,欧洲国家还在反思国家竞争力下降的原因,可标准普尔已经降低了法国的国家信用评级数为Aa1,2012年11月,穆迪也降其评级。
  重塑法国竞争力,消除这个骄傲国家的悲观情绪,成为新总统奥朗德的重要任务。竞选期间,他曾做出承诺,到2013年一定要把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从4.5%压到3%,相当于最初建立欧元区时的水平。
  “最近几个月,法国围绕着这个问题争争吵吵。”中国银行巴黎分行总经理潘诺说。这笔账算下来,今年法国预算要节省300亿欧元(约合388亿美元)。其中仅有三分之一来自于财政开支削减,其余200亿欧元要依赖工业复兴。
  “在工业方面,法国有非常好的基础。欧洲范围内,它的航空航天和核能工业都排名第一位;化工农产品排在第二;排名第三的行业有电信和制药业。”法国政府投资部部长David Appia接受本刊专访时背出了一串数字,根据最近汤森路透创新力调查,“全球100个最具创新力的企业”,法国有13家公司或研究机构上榜。他补充,“第一,我们有着非常好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员工受过高等教育;第二,我们坚持创新,大规模地投入研发。”
  “没有哪届法国政府可以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实施如此之多的改革。”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皮埃尔·莫斯科维奇(Pierre Moscovici)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2012年11月,我们正在欧洲采访,奥朗德在爱丽舍宫召开了自上任以来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一个月前奥朗德政府发起“十月变法”,曾委托欧洲宇航防务集团(EADS)前董事长路易·加卢瓦(Louis Gallois)做了一份关于工业竞争力的报告。奥朗德在长达2个小时的发布会上,介绍了自上任6个月来的行动意义。
  胖乎乎、圆脸的奥朗德有“杯装焦糖布丁”之称,他矮胖,经常穿一身松垮、不收腰身的西装,再加上有前任萨科齐对比,“这个比喻一点都不夸张,简直就是‘放在碗杯里颤抖着的果冻’。”一位服务于法语政府部门的翻译官告诉我们。
  这次新闻发布会后,奥朗德在民众心中形象大逆转,他写过一本名为《法国梦》的书,现在看起来就是要实践这一梦想的人。“许多世纪以来,备受法国人推崇的一条铁律是,只有成为大国的使命感才能唤醒法国。而奥朗德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唤醒法国使命感的人。”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埃尔韦·洛仑兹如此说。
  2012年5月16日,法国总理让-马克·艾罗完成组阁,经济、财政和工业部拆分为再工业部和经济、财政与对外贸易部,而且在再工业部下设中小企业、创新及数字经济部。为此,法国成立了公共投资银行,其作用就是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
  再工业部也叫生产振兴部。法国新总统奥朗德曾提到,要想有一个很好的经济增长点,必须有一个好的工业。“再工业化”是奥朗德政府最重要任务之一。
  “说句实在话,我的朋友们,包括我,在2012年7月对欧洲、法国都有着一种悲观情绪,欧洲真的不行了吗?”潘诺告诉我们说,“但是下半年以来,情况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大家的信心似乎又回来了。”
  有激进者甚至希望在法国带动下,欧洲也能出现一场“蓝鹰运动”。这是从美国借来的一个词汇,1930年它由罗斯福政府发动,彼时美国通过了《全国工业复兴法》 。“在新政的这段蜜月期里,总统和人民之间是真正的爱情婚配,双方也许都有少许不理性,可还是会相信对方是绝对可靠的—但话说回来,爱情毕竟是超越逻辑的。”美国学者狄克逊·韦克特在他的《大萧条时代》一书中如此回忆。
  奥朗德与当年罗斯福面临的局面有一定相似之处。两人接手的都是一个经济衰退、失业率高企的烂摊子,它们都属于左翼,都信奉凯恩斯的干预主义,相信政府干预可以帮助经济尽快复苏,两人都拥有加强政府干预的社会舆论支持,而且上台都得益于有一个失败的前任。
  谁执复兴牛耳
  实在不想再引用狄更斯《双城记》中万能开篇,他用一组矛盾的排比句描绘了被裹挟进第一次工业革命初期普通人的感觉。不过,用它描述这一次工业复兴的浪潮依然是恰当的: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我们全部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不同于美国的是,任何一个智囊团都不可能给27个欧盟国家、17个欧元区国家做出美国式的计划,在欧洲再造一个“统一”的实体经济。对于谁才是“新工业革命”的主角,欧洲主要国家之间的分歧并不比在金融领域少。
  2012年10月,欧盟出台了“新工业革命”战略,11月8日,又出台了“汽车2020行动计划”,该计划为“新工业革命战略”第一个成果。欧盟希望将汽车领域作为制造业全面复苏的驱动力,也声称要给予汽车工业“所有可能的政治支持”。2013年1月4日,欧盟委员会公布,对部分新款公交车与重型卡车执行“欧6”排放标准的法规,已自2012年12月31日起正式生效。此计划一出,很多欧盟国家认为,“完全站在德国一边”。
  1月9日,法国政府官员提议标致雪铁龙收购合作伙伴通用汽车旗下欧宝,以组建新车企巨头,同德国大众汽车抗衡。1月10日,法国政府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能够批准对标致雪铁龙金融部门的救援计划。
  法德之间“亲密敌人”的关系保持已久。过去,常见的描述是法国是欧洲的“政治司机”,而德国是欧洲的“经济司机”,但萨科齐成为法国总统后,欧洲形势变为由德国总理默克尔做出决定,然后萨科齐举行记者招待会解释她的决定,如今,这个难题交到了奥朗德手中。
  从数据上看,德国比法国更有工业复兴的优势:2011年法国政府债务已超过其经济总量的90%,而德国此经济指标已经降低至80%;2012年,法、德两个国家失业率分别是10.3%和6.8%;法国2013年财政预算赤字基本上已无法降至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3%以下,德国政府却即将迎来“零赤字”。   实际上,法国正在实施的计划中也能看到德国的影子。过去十年中,法国工业部门丧失了75万个就业岗位与900家工厂。再工业化目的之一就是解决当前严重的失业危机。奥朗德政府希望通过《促进增长、竞争力和就业的国家公约》达到这一目的,该公约包括一项未来三年逐步为雇主削减劳动成本的计划,这是法国新工业革命的动力。
  早在2012年10月4日谈判开启以来,法国劳资双方就在谈判如何使劳工市场畅通,同时又给企业更多灵活性,给员工更多保护。1月10日,法国劳资双方交给了奥朗德政府一份有关“就业安全化”的方案。
  而2003年,担任德国总理的社会主义者格哈德·施罗德推出了“复兴计划”,旨在彻底扭转困扰德国十多年的经济衰退,该计划核心是哈茨委员会提出的《哈茨建议》。《建议》全面实施后,那些不参加工作又拒绝接受培训的人领取失业救济金受到限制,此外,它还放宽了对企业裁员的限制。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哈茨建议》虽让德国实力大增,可民众不买账。德国很少涨薪,2011年和2012年,德企员工薪资增幅最多能达到2.5%到2.6%,罢工因此经常发生。
  “如果法国这次就业方案通过,劳动力成本下降,我将选择留在法国并扩大生产。”一位坚持匿名的中资企业高管说道,从去年10月,他一直关注欧盟国家新工业革命,他认为法国在此方面应向德国学习,更坚决也更强硬地实施法案,才能激活工业活力。
  有一次,我们乘坐火车从里昂开往另一个城市时,半路突然停了下来,广播里说,大家稍安勿躁。司机参加罢工去了。我们只能坐着大巴赶往目的地。
  在德国,同样的“运气”再次降临,这倒不奇怪,最靠谱的德国铁路系统如今成了坏典型,火车晚点率达到27.4%。
  站在悲观的一面,法国与德国总算有了共同点。“工业复兴的难度真的难以想象。”巴黎市一位经济发展顾问如此分析道,“不管是新工业革命还是再工业计划,最后都需要拿出钱来,成也金融,败也金融。”
  中国角色
  总有阴霾无法覆盖的地方,中国消费者就是那缕阳光。巴黎购物中心老佛爷、香榭丽舍大街总是人满为患,那些高达三四米的橱窗内放着交响音乐,中国提线木偶跳着舞,敲着鼓。迪奥(Dior)柜台,刻好汉字祝福语的瓶子被迅速装进包装盒递给中国人。
  欧洲许多餐馆都委婉地拒绝中国人刷信用卡付费,“如果没有欧元,人民币也好。”一家中国餐厅老板告诉我们,必须精打细算,“如果刷信用卡,你要交一笔手续费不说,我也要交,真不划算。”不过,他还是感谢满座的黄色面孔,“原来还有本地的法国人来此就餐,现在你看都是国内旅行团带过来的,当地人越来越少。”为了降低成本,过去他每周歇业一天,如今一周休息两天。但如果没有中国客人,“恐怕一周只能开业两天了”。
  这些街头的消费只是表象,2012年中国企业在德国进行了数次并购,“一个单子比一个单子大。”中国驻德国使馆公使衔参赞孟繁壮告诉我们,“德国人很担心。”一直以来,中国是“世界工厂”,而德国自称为“制造世界工厂的工厂”,当“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收购”,不是件令德国人愉悦的事。
  在德国,中国人受到的阻力从办签证开始—中资企业员工家属办签证需要考德语资格。“这挺差劲儿的。”中国驻德国汉堡总领事馆经济商务参赞裴永贵说道,“我有时开玩笑说,德国企业员工到中国办签证,是不是也要考个中文资格?”
  法国企业就非洲政策与中国也屡有摩擦,他们指责中国的做法是“新殖民主义”。去年12月初,法国经济和财政部长皮埃尔·莫斯科维奇对BBC说道,法国企业必须对抗中国的影响力,主动出击竞争非洲市场。
  事实是,在欧洲工业复兴中,涉及高技术附加值部分,中国一直徘徊在大门之外。我们曾受邀参观法国竞争力集群中的一家工厂,到达后才发现它只生产铝合金器皿,特别之处是器皿用以存储基因样本,而真正有含金量的基因工程要高度保密。当我们向一位政府智库专家提出要求,是否可以了解一下法国核心竞争产业时,他简单介绍了下情况,直接告诉我们,法国真正的高尖端科技俱乐部大门只向法国人与很少的德国人敞开。
  即使盘活存量,也没那么简单。
  Setter Walls是哥德堡历史最悠久的律师事务所。这家律所的CEO、执行合伙人Joakim Edoff认为,中国人往往太着急了。“它们做生意往往与正常程序逆着来。比如说,青年汽车计划收购萨博,它进来的比较晚,如果我们把并购分为谈判、签订合同、付款和交接这四个阶段的话,青年直接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说,青年汽车没与萨博签订收购合同,就付给萨博一笔钱,用于生产线恢复、发工人工资,结果上亿元人民币打了水漂。”
  “许多中国公司来德国并不喜欢花一大笔钱用来请律师,花时间做调研,”德国汉堡峰会中国区负责人Arnaud Favry说道,“结果往往会遇到更大的陷阱。”
  Setter Walls的另外一位合伙人Anders Holmgrem谈到与中国人做生意时指出,这需要更多的信任、沟通和耐心,可能与中方代表见过许多轮,但真正的决策人还没有出现。“这是比较麻烦的事,层层汇报太多,可能最后决定这个事儿的人都不在企业内部了。”
  走进萨博已经停产的工厂,7000多平方米的厂房内,留守的80来名员工大部分都在擦拭机器、清洁工厂。为避免生产线生锈,他们不能遗漏任何一颗螺钉螺母。瑞典国家电动车公司新闻发言人Mikael Ostlund告诉我们,只要条件成熟,萨博随时可以恢复生产。从欧洲归来,我们再打次电话给Mikael Ostlund,他告诉我们,工厂最新的变化是又增加了70多人,生产线还在等待命令。
  欧洲的工业复兴,也正在等待一次真正的重启,而中国在其中所能扮演的角色,依然晦暗不明。

《新工业革命》

  (美)彼得・马什/中信出版社/2013年4月

  制造业再次革命在即,实体经济需要再回归。生产成本居高不下、经营环境恶化,中国制造业危机重重。书中明确告诉我们,智能制造、互联制造、定制制造和绿色制造将是未来几十年世界工业革命的业态。制造业生产方式的转型将会决定谁能占据未来制造业的制高点。作者把人类的制造业分为五个阶段:少量定制、少量标准化、大批量标准化生产、大批量定制化、个性化量产。我们现在正处于个性化量产阶段。作者预测当3D打印技术成为生产的日常部分,大批量个性化时代就真正来临了。
  《销售团队管理:通过应用心理学打造高绩效销售团队》
  (美)南希・马丁尼、杰弗里・詹姆斯/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年1月
  与企业内部的专家和工程师相比,销售人员向来不受重视,被视为缺乏知识含量的岗位。而且大多数销售经理或人力资源经理都有这样一个误区:认为好的销售业绩来自经验的积累。其实销售人员的招聘、管理、激励、评估及销售人员的保留,这些都是实实在在可以用数据来衡量的,用数字说话,能切实提高销售团队管理的科学性和可测量性。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整体方案的销售已成为主流趋势,科学销售方法将极大地改进销售人员的销售行为、技能,帮助组织打造高绩效的销售团队。
  《病毒循环》
  (美)亚当・潘恩伯格/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
  作为网络时代最不可思议的现象之一,最好的广告方式往往就是不做任何广告。全世界最成功的企业之中半数都是白手起家的,它们靠病毒营销打破传统的力量,通过科技提升自身的竞争力。这种盈利速度之快、规模之大、起点之低的创业方式,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本书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全球病毒营销案例大全,通过对传播性产品的案例分析,巧妙地解释了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任何企业,无论是微不足道的起步者、非盈利性组织,还是纷繁庞杂的跨国集团,都可以用一用这剂灵药。
  《证券分析》(原书第6版)
  (美)本杰明・格雷厄姆、戴维・多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
  《证券分析》被誉为投资者的圣经,自1934年出版以来,80年畅销不衰。市场反复证明,《证券分析》是价值投资的经典之作。《证券分析》第6版是1940年版本的升级版,为巴菲特唯一亲笔作序推荐。本书在1940年经典版本基础上,增加华尔街10位金融大家全新导读,既表明了这本书在华尔街投资大师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也为这部经典著作增添了时代气息。使得经典投资理念与当今市场环境完美结合。巴曙松领衔专业团队,历时一年半重新翻译完成,成为目前最专业、最权威的中文译本。
  《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
  (美)塞缪尔・P・亨廷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
  哈佛人评价亨廷顿说:“亨廷顿是那种令哈佛大学成为一所伟大学校的学者”。的确,在过去50年里,他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学家之一,每本书的观点都引起激烈争论。“文明冲突论”是亨廷顿最著名的预言,对美国和世界政治有深刻影响。本书写于1989~1990年,试图解释发生在1974~1990年间的这一波民主化浪潮发生的原因、方式及其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他预言这场20世纪晚期的“全球性的民主革命”,将不会永远持续下去。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威权主义的沉渣泛起,从而形成第三波回潮。

论新工业革命

作者:韩民青

光明日报 2002年05期

  事实证明,人类正在进行一场新文明革命。如何认识目前人类正在进行的这场新文明 革命,是一项极其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在《文明的演进与新工业革命》(《光明日 报》2002年4月11日)一文中,我提出这种新文明是一种“新工业文明”,是继采猎文明 、农业文明和(旧)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新工业文明”有着自身的 本质特征和特定内涵,与迄今为止各种关于新文明的认识和称谓都有较大差异和区别。 因而,有必要对“新工业文明”和“新工业革命”问题做一番更深入更详细的研究和阐 释。  一、新工业文明的本质特征与多维视野  现在,人们大都不怀疑人类正在进入新时代或新文明,并且认定这是一种比工业文明 更进步更高级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然而,在如何认定这种新文明和如何命名这种新文明 上,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人类文明在不断进步,新事物 层出不穷,人们也一直在不停地为新时代新文明做着不同的花样翻新的解释。为什么会 出现这么多关于新文明的不同认识呢?经过一番分析和思考之后,不难发现,其原因主 要有两条:其一是关于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规律不明确;其二是关于人类文明形态的划 分标志和尺度不确定不统一。那么,人类文明演进的规律是什么呢?人类文明各历史形 态的划分标志和尺度又是什么呢?  关于人类文明演进的规律,我在相关的一些论著中曾作了较详细的探索与阐释。其基 本观点是:大自然历经长期进化而形成了物理物质层、化学物质层、生命物质层和人类 文明层(智慧圈);人类发展的方向和实质是不断创造和开拓文明层(智慧圈);人类发展 或者说文明层(智慧圈)演进的特点是,循着人类对自然物质层次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 认识与改造而不断深化和拓展;人类文明的演进实质上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方式 的划时代变革,是智慧圈的新拓展和新的文明形态的产生。从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规律 看,人类文明演进的基本线索是:对生命物质的认识与改造时代(生物文明)→对化学物 质的认识与改造时代(化学文明)→对物理物质的认识与改造时代(物理文明)。当然,文 明演进具有累积性,前期文明会在后期文明中作为要素而积淀。此外,每种文明形态又 都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在初级阶段,人类活动主要是对天然存在的某类物质形态 (物质层次)的采集和利用,这是一个单向生产过程;而在高级阶段,人类则能够人工生 产该类物质和进一步利用该类物质,并形成循环式利用的生产过程。这样,上述三个大 时代又可分为六个小阶段或小时代,即天然生物时代与人工生物时代、天然化学时代与 人工化学时代、天然物理时代与人工物理时代。这六个时代也是人类发展历程中的六种 文明形态。实际上,天然生物时代(采集渔猎天然的植物和动物)就是最早的采猎文明, 人工生物时代(种植植物养殖动物)就是其后的农业文明,而天然化学时代(采掘和利用 天然化学物质)则是近现代的工业文明。按这个规律和线索向后推进,工业文明之后的 新文明就是人工化学时代即人工创造和利用化学物质的新文明亦即新工业文明。从这里 可以看出,我关于工业文明之后的新文明是人工化学文明亦即新工业文明的推论决不是 仅凭一些文明新现象而简单做出的,这是遵照人类文明演进的本质及规律来做出的。

  确定划分人类文明形态的标志和尺度,必须坚持人类文明演进的本质与规律。既然人 类文明的演进在本质上是由浅入深不断推进对自然的认识与改造,那么文明形态相互区 别的根本标志和尺度就应该是对自然认识与改造的不同历史水平及相应文明成果。归根 到底,不同的文明形态显示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不同发展水平的联系与作用,而这主要 就体现在人类对不同自然物质层次的认识和改造活动及其成果上。说得再简单一点,不 同文明形态的根本标志就是不同层次的物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不同的自然对象、生产 工具和生产产品)。历史的事实证明,物质生产力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本质与最终决定力 量。所以,采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所以区别开来,主要就在于它们体现了人 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层次的不同、水平的不同,亦即物质生产力、生产方式的不同。  当然,任何一种文明形态决不是只由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组成,也不是只有生产 力和生产方式,而是由诸多文明要素组成。文明形态的要素是多元的,有生产力、生产 方式方面的,还有社会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方面的,而这众多方面、层次、 关系本身又是可分的,每种文明形态的特征及区别都表现在方方面面而决不是只体现在 生产活动上。但是,尽管文明形态的要素是多元的,文明形态的特征是多方面的,但在 文明形态中起主导作用的要素归根到底却只能是生产活动(生产力和生产方式),其他要 素都是在生产活动的主导下发挥作用的,居于从属地位。当然,其他文明要素的从属作 用也决不可低估,它们有时会对作为主导因素的生产活动发生重要影响。  新工业文明作为一种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态,有其本质特征或根本标志,同时也有 其他相关的新文明特征。新工业文明的根本特征是:人工化学时代,即人工创造和利用 化学物质的时代。这个本质特征是从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关系上揭示出来的,同时 还遵循了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活动是由浅入深而不断向前推进的基本规律和总趋势 。由这个本质特征所决定,新工业文明还必然也必须具有其他一些特征,如工具以及人 与工具关系的信息化、智能化,生产活动经济活动的知识化,政治活动的民主化,社会 组织的系统化全球化,社会生活的休闲化服务化,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化,人类活动时 空的拓展化深入化,等等。所以,这就又形成了关于新工业文明的多维视野,即从不同 社会活动视角观察新工业文明就会发现它的不同特征及表现。但是,我们还必须认识到 ,工业文明的本质特征是“采掘和利用天然化学物质”,只要这个本质特征未被改变, 这就仍然属于工业文明。因此,目前许多关于新文明的认识和称谓,涉及的尚不是工业 文明之后的新文明,而不过是工业文明的新发展或新阶段。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新工业文明虽然有多侧面多角度的因素与特征,但其主导因素 和根本特征是它的生产活动的特有形态,只有抓住新工业文明作为“人工化学时代”的 根本特征,才能真正弄清它在人类文明演进历史上的实质与地位,才能进一步准确地把 握它在其他方面的特征。如果我们忽视了新工业文明的本质特征而只关注到它的某一个 次要侧面和特征,往往就会导致过分夸大某一因素并把它看成主导因素,因此容易迷失 人类文明演进的根本方向和正确方向,甚至误入发展的歧途。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们之 所以需要下大气力从人类文明演进的大视野中准确认识人类正在进入的新文明新时代, 正确地把握新工业文明的本质、根本特征及其与其他各种特征的关系,正是因为目前在 关于新文明的认识上的确存有诸多混乱并有可能误导我们的新工业革命。事实表明,已 经到了必须正确认识新文明的本质、特征、内容、实现方式以及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 略的时候了。不论对于全球的发展还是对于中国的发展,都是如此。  二、新工业革命的内容  把新文明革命认定为是一场由“采掘和利用天然化学物质”的(旧)工业文明向“人工 创造和利用化学物质”的新工业文明的转变,这就进一步决定了这场文明变革所必然具 备的内容。作为一场人类文明形态的大转变,新工业革命决不只是某一领域或几个领域 的事情,而是整个人类文明体系的一系列变革。  首先,是新科技革命。自进入工业时代以来,社会生产过程已逐渐成为科学技术的应 用过程。新工业革命必定要形成新的关键科技体系和标志性生产力。至今,人们大都把 信息科技看作新文明的关键科技,因而许多人把新文明认定为“信息文明”。然而,信 息科技的作用主要在整合人与人、工具与工具、人与工具,在于提高人对自然的认识与 改造能力,而不能直接沟通人与自然,不能直接表现在人对自然的作用上。换句话讲, 信息科技只能作为调控因素发挥作用,对自然的直接作用还必须是物质的和能量的。从 人类文明演进的规律及总趋势看,如果说工业文明的关键科技和标志性生产力体现在人 对天然化学物质的采掘、冶炼、加工、制造上,那么,新工业文明的关键科技和标志性 生产力就应该是能够导致人工创造化学物质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说的再具体一点,就 是应该能够以微观粒子(原子甚至基本粒子、小分子)为基本原材料而生产各类分子乃至 各种宏观化学物质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关于这种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著名的美国物理 学家费因曼早在1959年就说过:“我想要谈的是关于操纵和控制原子尺度上的物质的问 题……我已经说明这方面确有发展潜力——我们可以采用切实可行的方式进一步缩小器 件的尺寸。现在我想说明的是这一发展潜力还非常之大。”(引自Michael Roukes:《 大有发展前途》,《科学》2001年第12期)费因曼预见到的一系列现已牢牢站稳脚跟的 科技领域,包括电子束与离子束制造、分子束外延生长法、纳米压印术、投射电子显微 镜、单个原子操控、量子效应电子技术、自旋电子技术等。这些目前被统称为纳米科技 的新成果,正在把人类引向“人工创造和利用化学物质”的新工业文明。所以,可以肯 定地说,能够使人类直接操控原子(甚至基本粒子)的微制造科技(同时也是微分解科技) 是新工业文明的关键科技,其微制造手段就是新工业文明的标志性生产力。纳米科技等 微制造科技是一种从小到大的物质深层次生产技术,原则上它可以从原子层次上把各种 物质作为原材料来制造出一切我们想制造的东西。从原子层次看,物质资源几乎是无穷 的,一切化学物质都可以进入循环式生产,因此,对纳米科技等微制造科技而言,既不 存在化学资源短缺,也不存在化学废料。工业时代由于采掘天然化学资源而导致生态失 衡,但人工创造化学物质的新工业时代必将再度使生态平衡。微制造科技肯定也离不开 信息科技,它将是一种高智能化的科学技术。

  除了纳米科技等微制造科技,新工业文明还必然有许多其他相关科技革命成果,但它 们的新发展都与纳米科技密切相关。(1)信息-智能科技,信息科技将会由于纳米科技而 获得巨大飞跃,进一步向智能化发展,更有力地整合“人-工具-人”,使人类智能获得 质的转变和提高。尤其是把信息科技与纳米科技结合起来形成复合的“信息-纳米”新 技术,更会出现意料不到的新事物。(2)新能源科技,主要能源将逐步由天然化学能源 转向直接物理能源或由物理能源人工生成化学能源,例如对太阳能、原子核能的直接利 用,以及运用太阳光能从水中分解出氢以制造氢燃料电池等。这都使能源开发进一步深 层化,是人类对自然物质层次深入认识、开发的结果。(3)生物科技,将从细胞层次推 进到生物大分子层次、小分子层次、原子层次甚至基本粒子层次,从物质深层次切实把 握生命的机制,真正实现人工创造生命。生物科技实际上也是深层次的微制造科技,是 从小到大地构造物质复杂大系统的人工过程,所以,人工化学时代必定是彻底揭开生命 奥秘的时代。(4)太空科技,由于微制造科技和信息科技的发展,使人类活动能够脱离 对生命物质和复杂化学物质的直接依赖而把更广大的低级物质纳于实践作用范围,这也 就是说,人类可以把地球之外的无机星球作为改造对象而人工生成各种复杂物质(化学 物质以至生命物质)。信息科技与微制造科技的结合,还使人类可以借助高智能化的工 具去自控制地在宇宙中运行和发生作用,从而拓展了人类的活动方式和活动时空。这表 明,人类对大尺度时空的开拓是可以依赖智能化工具去“代劳”的,并非必须依赖于人 的生命机体直接到大时空中活动。总之,新工业文明是一个以智能化微制造科技为主导 的人工化学时代、人工创造生命时代、高信息化时代、太空时代、生态平衡时代。  其次,是新产业革命。新工业革命中的产业革命将会有三个主要特点:其一,新产业 革命主要源于新科技革命,新科技革命推动形成了新产业并改变了旧的产业结构,总体 上形成了产业的高知识化高新科技化;其二,形成了产业的有机化网络,形成了循环式 生产方式;其三,产业结构的二元化,总体上形成生活性产业群与创新性产业群,其运 行规则将发生重大变化。新产业革命将主要发生在三方面:第一,新工业革命形成了新 产业群,这主要发生在纳米科技、信息科技、新能源科技、生物科技、太空科技等高新 科技的产业化上。这些新产业的兴起与发展,形成了深层次生产和循环式生产方式,使 化学物质和生命物质得以循环式生产和利用,将使人类逐渐摆脱天然化学资源短缺及生 态恶化,并进入更加自由的发展天地。第二,新科技手段将改造旧的产业技术使其面目 全非,形成产业升级,例如,微制造科技与生物科技将使传统农业发生从仿自然生产向 完全人工生产的重大转变。第三,新的高新技术产业还将压缩乃至取代许多旧的产业, 形成产业总体比例变化。这三个方面的变化,完全改变了旧工业文明的产业结构。

  再次,是新社会体制革命。新的社会体制变革的基本特点是由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 命的性质与特点所决定的。新工业革命将促使社会体制发生四个方面的主要变化:其一 ,形成社会化、全球化的科技、生产、经济等关系;其二,社会结构和社会成分的知识 化,知识劳动者成为主导的社会力量;其三,经济体制的市场化与调控化的统一,信息 化技术促进了有效调控机制的形成;其四,政治的广泛民主化。从总体上讲,工业文明 是国际化时代,新工业文明则是全球化时代,全球人类形成了更加有机的社会组合体制 。新体制革命也会促进新科技革命和新产业革命。  最后,是新观念革命。新工业革命中的观念革命将是人类主观世界的一场大变革,将 涉及人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的一系列转变,尤其是世界观与价值观的转 变。世界观是各种观念的基础,世界观的转变,涉及到自然观、人类观、文明观的变化 。新工业革命使人类触及到自然的更深层奥秘,人们开始把自然观与人类观、文明观统 一起来,充分认识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与作用、人类对自然认识 与改造所形成的文明的本质及历程,使人类更深刻地认识到自身的发展本质与方向,更 清楚地定位新工业文明,更自觉地推动新工业革命。价值观是决定人类行为取向的观念 ,是各种观念中的核心因素。新工业革命是一场认识与实践的大变革,这必定也是一场 价值取向的大转变,其要害是从生存价值向创新价值的转变、从个体价值向类价值的转 变、从人类价值中心向人类与自然相统一的大自然价值中心的转变。价值观的这三大转 变与自然观、人类观、文明观的转变是相统一的,这是因为,人们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 、人类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以及人类的发展方向有了新的统一认识,必定会在价值取向上 、实践追求上发生重大转变。  总之,以智能化的微制造科技为主导的新科技革命、以人工生产化学物质亦即物质的 深层次循环式生产和利用为主要标志的新生产力和新产业革命、以社会化全球化为主要 特征的社会体制革命,以及以形成人类与自然相统一的大自然价值观和类创造价值观为 核心的观念革命,从总体上形成了一种不同于旧工业文明的新文明即新工业文明。  三、新工业革命的实现方式  新工业革命既然是一次人类文明形态的大飞跃,那么这次文明飞跃是怎样实现的呢?  历史表明,从旧文明向新文明的发展是通过一系列巨大转变而不是直线推移来实现的 ,这种发展应叫做“转移式发展”。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艾尔斯说得好:“蒸汽船不 是进化发展的帆船;汽车不是马和马车的进化型改进;晶体管不是一种较好的真空管, 如此等等。”(罗伯特·艾尔斯:《转折点》,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25页)农业 文明不是采猎文明的直线推移,工业文明也不是农业文明的直线推移。“转移式发展” 所突出的发展特征,在于它的转折性、非线性、间断性、创新性。人类文明的转移式发 展,指的是文明性质、形态、方向的转折,从旧文明的视角向前直线展望是看不到新文 明的。

  新工业文明如果真的是一种比工业文明更为高级的人类新文明,那么它的实现也必须 采取转移式发展,即从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实现一场文明性质、形态、方向的大转变,具 体地体现在新工业革命的各项内容上。第一,科技支撑体系的大转移。工业文明的科技 体系主要是为采掘、冶炼各种天然化学物质以加工制造成各种宏观工业物品服务的,高 度发达的是各种宏观生产制造技术,即使信息技术也主要是提高了宏观生产制造的自动 化。从工业文明到新工业文明,科技支撑体系将发生从为宏观生产服务到为微观生产服 务的大转变,其主导科技和标志性生产力是智能化的微制造科技。不能在科技领域实现 这种从宏观到微观的转变,就不可能从“采掘和利用天然化学物质”的旧工业文明向“ 人工创造和利用化学物质”的新工业文明的转变。这是最重要最关键的文明转移环节。 第二,产业支撑体系的大转移。工业文明的产业支撑体系是宏观生产产业,从对天然化 学物质的采掘、冶炼到加工、制造,这也就是“工业”的原本涵义。新工业文明的产业 支撑体系是以微制造为主导的人工化学生产体系,这也是一个循环式生产体系,从宏观 生产到微观生产、从单向生产到循环生产的转移是由旧工业产业体系向新工业产业体系 转变的本质。同时,新工业文明从更深层次对物质生产的把握是一种对物质个体形态深 层次的把握,这也会在物质群体形态上即宇观层次上(太空)获得更大开拓。从人类活动 尺度上讲,这是在向微观与宇观即小与大两个方向上拓展。所以,新工业文明的产业支 撑体系也在向太空拓展,即从地球产业向太空产业转移。第三,社会体制支撑体系的大 转移。新工业革命在社会体制上的变革,主要是促进人类进一步从国家社会向全球社会 的转移,逐渐形成全球化的公正、紧密关系,这一转移,将带来人类社会体制的一系列 新变化。第四,价值支撑体系的大转移。人类的一切活动均以价值为思想支撑和行为导 向,不同的文明内含着不同的价值支撑体系。旧工业文明的价值支撑体系是以重个体价 值、重生存与享乐价值为主要特征的,集中地表现为追逐个体利益和物质利益。新工业 文明开始超越人的狭隘生存层次,把人的活动视野引向人的类价值、人与自然相统一的 大自然价值,凸现出人类的创造本质,因而其价值支撑体系是以重类价值、重大自然价 值、重创造价值为根本特征的。不能逐步实现这种价值支撑体系的转移,也不可能真正 实现从工业文明向新工业文明的转变和飞跃。  在工业文明向新工业文明的转变过程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旧工业文 明的持续发展问题。任何一种新文明的诞生都不会很快和完全导致旧文明的灭绝。在新 工业革命中,旧工业文明还会持续发展一个时期,然后逐渐被新工业文明所改造而成为 一种新文明要素或亚文明。所以,进行新工业革命并不能马上取消工业文明的存在与发 展,而应采取新的措施维持工业文明的持续发展。但是,工业文明的持续发展必须遵循 新的原则,主要有三条:其一,适度发展原则,选择那些必需的又有持续发展可能的工 业文明因素,给予适度发展;其二,节约与生态原则,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不能使人 类文明陷于生态危机而不能自拔;其三,纳入原则,使工业文明与新工业文明接轨,并 逐渐使其改造成为新工业文明总体中的要素。

  四、新工业革命的兴起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新工业文明正在孕育、兴起之中。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至今对工业文明之后的新文明 的真实面目仍缺乏准确而又深刻的把握,作为“人工化学时代”的新工业文明理念尚在 人们的视野之外,人们甚至会怀疑这样的新文明能否出现。因此,这的确需要我们认真 仔细地考察一下正在兴起的新工业革命,以便进一步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新工业革命的兴起,虽然表现在诸多具体方面,但最直接最重要的是新工业革命发生 的原因是否已存在。表面上看,似乎新工业革命完全是由新科技革命的推动所至,实则 不然。这是因为,什么属于“新科技革命”,哪些新科技成就能够被采取并发挥作用, 这要取决于文明演进的机制,即自然的挑战与人类的应战机制。人类之所以选择了新工 业革命的发展道路,首先是为了应对旧工业文明陷于的危机与困境。工业文明由于以采 掘、冶炼天然化学物质并进而加工制造各种人工产品为特征,因而最终必然导致天然化 学资源匮乏以及人为形成的化学污染、生态恶化。可以肯定地说,在旧工业文明的框架 中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天然化学资源是有限的,必定会用尽;人为化学污染也是无法用 工业文明手段(宏观生产技术与单向生产过程)解决和避免的,必定造成生态恶化。因而 ,人类必须寻求和开拓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即更深层次地触及自然,努力实现人工生产 和利用化学物质,深层次地进行循环式生产(彻底克服资源匮乏和污染),而这就是新工 业文明。我们看到,目前人类正在努力开拓这条能够跳出旧工业文明困境的新文明之路 ,显然这表明新工业革命正在兴起。  新工业文明的萌芽,十分集中地表现在新科技革命的领域,而这又十分突出地表现在 人工创造和利用化学物质的微制造科技方面。我们可以看一看纳米科技异军突起的历程 :1968年,贝尔实验室发明了可以沉积出单层原子的新技术;1981年,Gerd Binnig等 发明了扫描隧道显微镜,它可以使单个原子成像,这将打开操作原子的新纪元;1989年 ,IBM公司用单个氙原子写下了该公司名字的3个字母,人类第一次直接控制单个原子, 从此以后,如何对原子进行操作成了新的研究重点;1990年,贝尔实验室推出跳蚤般大 小的纳米机器人,这可能引发信息技术与纳米技术相结合,展现出微制造科技革命的无 限宽广远景;1991年,日本筑波NEC公司发现了碳纳米管;1993年,美国科学家设计出 一种与扫描隧道显微镜相连的虚拟现实系统,使用者通过它可以看到并触摸原子;1998 年,荷兰科学家用碳纳米管制造出一只晶体管;1999年,美国科学家证明单个分子能够 起分子开关的作用;2001年,IBM公司宣布了世界上第一个碳纳米材料晶体管阵列,从 而使“分子计算机”的理想走向现实……总之,纳米科技正在新型材料、医药产品、微 电子元件、光通信、人工智能等领域迅速开拓。纯正意义上的“纳米”科技,就是从单 个原子出发“构建”任何东西的微制造科技,同时它也是可以把任何东西“分解”到原 子的微分解科技,因此,它是“人工创造化学物质”的关键性科技支撑,它的发展最终 必定把“采掘利用天然化学物质”的宏观生产方式和单向生产方式推向“人工创造和利 用化学物质”的微观生产方式和循环生产方式,即把人类文明从旧工业时代推向新工业 时代。

  目前,新科技革命的各个领域都涌现出大量新成就,但它们都可以或都应该从微制造 科技(人工化学)的角度加以理解和把握。例如,生物科技从细胞层次突破到生物大分子 层次,这是触及生命的化学(分子)机制,它还会进一步发展,直至触及原子乃至基本粒 子层次,人类才能真正把握生命的奥秘。所以,生物科技终究也是微制造科技,即通过 “原子→分子→细胞”的路线达到人工控制和创造生命。再如太空开发科技,当人类到 达其他星球之后就会发现,大自然只给人类提供了各种化学元素(原子)的原材料,人类 要想在太空中呆下去,必须运用微制造科技去人工创造一个适宜的化学乃至生命环境。 所以,太空开发科技归根到底也是以微制造科技为支撑的。再如新能源科技,人们正在 开发“太阳能→水分离氢→氢燃料电池”技术,这有可能成为未来的重要新能源,而这 一技术的理论本质也是“物理—化学”过程,即由基本粒子(太阳光)到氢原子再到氢燃 料电池的人工化学技术。由此可见,新能源开发的出路也是摆脱天然化学能源的束缚而 走向人工“物理—化学”之路,这正属于新工业时代的“人工化学文明”,新能源科技 亦即属于新工业革命的范畴。  人类文明自进入工业时代尤其是20世纪以来,呈现出加速度发展趋势。在20世纪的100 年间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世纪中,科技革命风起云涌,产业革命突飞猛进, 工业文明作为现代人类的主流文明已经达到它的巅峰。面对这种形势,我们必须明确两 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人类在21世纪必定跨入新工业文明,而新工业文明与旧工业文明 有质的不同,全球各地区各国家有可能在新工业革命中发生新的分化,形成文明水平的 重大差异和不平衡。第二个问题,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不可能回避新工业革命提出的新挑 战,更不可能脱离新工业革命而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事实表明,旧工业文明曾是西方国 家的发达之路,这是由于全球的不平衡发展给西方国家提供了特定历史条件,但是,与 旧工业文明相对应的自然资源是极其有限的,这决定了全球人类不可能在旧工业文明形 态中都获得同等发达水平。所以,我们应该认真反思在旧工业文明框架中像我国这样的 后发展人口大国是否能够真正实现现代化和能否在旧工业文明中持续发展的问题。此外 ,按特定的自然资源与特定的文明水准相对应的法则看,即使我们拥有某种丰富化学资 源,也可能随着新文明水准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而变得落后。由此可见,时代发展到今天 ,只要我们想发展、想走在世界前列,我们就必须进行新工业革命,必须全面确立21世 纪的发展战略。

  确立21世纪的百年发展战略,要顾及到中国的发展现状和全球文明的百年发展大趋势 ,这就是说,我们要在中国今天的发展基础上利用一个世纪的时间完成新工业革命。今 天的中国是一个什么发展状况呢?一方面,我们还处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文明 的局限正在快速显现出来但尚未完全暴露;另方面,我们在新科技革命等领域已逐渐涉 足新工业革命,甚至在某些局部某种程度上并不比许多西方国家落后。这表明了一个事 实,新工业文明与旧工业文明并不完全是直线相接的,在具备一定的条件下,有可能实 现跨越式发展。实际上,古埃及的农业文明并不是建立在世界最发达的采猎文明基础上 ,英国开拓工业文明也不是拥有世界最发达的农业文明。新文明形态的间断性、转折性 往往会给原本并不先进的国家和地区带来后来居上的历史机遇。所以,新工业革命不仅 为我国的现代化发展避免旧工业文明的危机提供了条件,也为我国在不拥有充分发达的 旧工业文明的基础上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遇。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应瞄准新工业革 命的关键科技支撑体系、产业支撑体系实行跨越式发展战略。当然,工业化也不可能完 全跨越,只是不需要追求最发达的旧工业化,同时还应避免这种过度的旧工业化以免陷 于旧工业文明造成的危机而影响实现新工业革命。因此,应该考虑提“适度工业化”。 所谓“适度工业化”,就是以不超越自然资源的负荷、不严重破坏环境、能较长期维持 工业文明的生产生活方式为基准并保证新工业革命的顺利进行。  从21世纪中国发展战略的总体上看,必须符合人类文明在当代发展的大趋势即新工业 革命的兴起,把“适度工业化”的发展与新工业革命结合起来。因此,21世纪的中国百 年发展战略应该是一个复合战略,其中包括一个初级战略和一个高级战略。初级战略是 适度工业化发展战略(也是可持续的工业化发展战略),高级战略则是新工业革命的发展 战略。这两套战略在百年历程中应分阶段地给予不同的实施:在上半世纪,一要完成“ 适度工业化”发展,二要大力开拓新工业革命,在新工业革命的关键领域力争居于世界 前列;在下半世纪,全力推进新工业革命,力争在21世纪末完全进入新工业文明。

作者介绍:韩民青 山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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