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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坑儒的消极影响

coolhzh 2017-04-26 16:23:37 范文大全 0 评论
“焚书坑儒”再议

“焚书坑儒”再议

近日有文章指出,“焚书坑儒”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弥天大谎,“焚书”实为秦始皇“课改”,只是国家进行了一场教学课本改革,收焚了“天下”所藏之“《诗》《书》、百家语”这些过时的不适用的教学课本。在由此引发的探讨和热议中,我们已经看到不少比较清醒的立足科学求实精神的观点和建议。恰如专家所言,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前提,是对历史客观存在的尊重,不能捕风捉影;对于历史的解读,应当有严谨的学术研究的基础,切忌哗众取宠。探求历史真实,应当本着诚恳敬畏之心,一味追求历史认识的立异翻新,炒作卖弄,万万不可取。

秦始皇在实现统一之后第八年和第九年做的两件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焚书”和“坑儒”,折射出秦帝国的政治方向和文化原则。但他不会想到,这些决策后来会成为千古议论的话题。如宋人朱熹所谓“焚坑之祸”,元人张九垓所谓“焚坑之厄”,明人郑真所谓“焚坑之惨”。更为著名的自然是毛泽东“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的诗句(“要商量”或引作“待商量”,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铅印件作“要商量”)。

一、“烟燎之毒”:中国文化的浩劫

《史记·秦始皇本纪》有关于“焚书”事件的明确记载。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李斯建议:“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制曰:‘可。’”《史记·李斯列传》记录李斯上书:“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又记载:“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

对于秦“焚书”导致的先秦文献的破坏,很早就有人提出疑议。如《通志》卷七一《校雠略》载录《秦不绝儒学论》以“臣向谓”的口气言“秦人焚书而书存”,又说“诸儒穷经而经绝”。论者说,先秦就有《诗》《书》亡逸情形,“皆不因秦火”;又说,“自汉以来书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体味其原意,在于揭示文化史进程中书籍散亡的复杂因素,但绝不是肯定“秦火”的合理。所谓“秦人焚书而书存”,一者因“博士官所职”的国家典藏;二者因民间在艰险情况下的保护和传承。前者又经历“项籍之罪”(刘大櫆《焚书辩》),“项羽之火”(刘师培《六经残于秦火考》,《左庵集》卷三)。后者不能避免传授过程中由不同立

场和不同视角出发对早期经典的修正和扭曲。

秦始皇事后回顾“焚书”事,言“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史记·秦始皇本纪》)。称“焚书”对象为“天下书不中用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等实用之学的积累确实得以保存,又有学者指出兵学知识仍然在民间普及,如袁宏道《经下邳》诗所谓“枉把六经灰火底,桥边犹有未烧书”(《明诗综》卷六二)。也有人据“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咏张良事迹诗,论“兵家言原在‘不燔’之列”(陈恭尹:《读〈秦纪〉》)。尽管秦文化重视实用的风格使得许多技术层面的知识得以存留,但是以理论为主题的体现较高思辨等级的文化遗产遭遇“秦火”造成的文化劫难,是不可否认的历史真实。虽然“民间《诗》《书》,未必能家摧而户烧之,燔余烬遗,往往或有”(刘师培《六经残于秦火考》),我们却不能在回顾文化史时,轻易否定毁灭文明成就的文化专制主义的罪恶。

王充《论衡·书解》说,“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在,可观读以正说,可采掇以示后人。”赵岐《孟子章句题辞》也说秦不焚诸子。《文心雕龙·诸子》亦谓:“烟燎之毒,不及诸子。”陈恭尹《读〈秦纪〉》有“百家杂碎,初未从火”的说法。然而《史记·秦始皇本纪》和《李斯列传》都明确说焚书对象是包括“百家语”的。也许“蠲除去之”的严厉程度,“百家语”不及《诗》《书》。但是对于这一问题,显然还有进一步考察的必要。

近来有人指出,“焚书坑儒”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弥天大谎,“焚书”实为秦始皇“课改”,秦始皇焚书只是国家进行了一场教学课本改革,收焚了“天下”所藏之“《诗》、《书》、百家语”等过时的不适用的教学课本。在这一说法引起的热议中,我们已经看到比较清醒的立足科学求实精神的认识。应当指出,中国古代教育史的常识告诉我们,秦代还没有国家全面控制教育的制度,也没有定型的统一的“教学课本”。所谓“课改”和“教学课本改革”,都是没有根据的,并不符合当时文化教育形式的实际。我们以为,探求历史真实,应当基于诚恳之心。一味地追求历史认识的立异翻新,是不可取的。

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史纲评要》卷四《后秦纪》中曾经这样评论李斯关于焚书的上书:“大是英雄之言,然下手太毒矣。当战国横议之后,势必至此。自是儒生千古一劫,埋怨不得李丞相、秦始皇也。”朱彝尊《秦始皇论》也说:“于其际也,当周之衰,圣王不作,处士横议,孟氏以为邪说诬民,近于禽兽。更数十年历秦,必有甚于孟氏

所见者。……特以为《诗》《书》不燔,则百家有所附会,而儒生之纷论不止,势使法不能出于一。其忿然焚之不顾者,惧黔首之议其法也。彼始皇之初心,岂若是其忍哉!盖其所重者法,激而治之,甘为众恶之所归而不悔也。”对于秦始皇“焚书”之背景、动机和直接出发点的探索,还可以进行深入的讨论。但是基本史实的认定,应当是研究的基点。

二、“术士”抑或“儒生”:“坑儒”辨疑

关于秦始皇“坑儒”的记载,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得知侯生、卢生出逃,“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近年多有学者著文否认秦始皇“坑儒”事。主要论点,以为所坑杀的对象是“术士”而非“儒生”。

人们可能首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难道“术士”就较“儒生”低贱,就可以随意屠杀吗?而且,究竟秦始皇坑杀对象能否排除儒生,依然是需要澄清的问题。

就“坑儒”一事,其实很早就有人提出异议。《通志》载《秦不绝儒学论》说:“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提出此说的依据,是秦末仍可看到儒生和儒学的活跃:“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是则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况叔孙通降汉时,自有弟子百余人,齐鲁之风亦未尝替。故项羽既亡之后,而鲁为守节礼义之国。”朱彝尊《秦始皇论》也说:“彼之所坑者,乱道之儒,而非圣人之徒也。”以儒生在历史舞台上继续表演的历史记载推定“秦不绝儒学”,“秦时未尝废儒”,虽有一定的说服力,但这样的说法,其实只是限定了“坑儒”的范围,并没有完全否定“坑儒”的史实。

言秦始皇“皆坑之咸阳”之“四百六十余人”使用“术士”称谓者,较早有《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伍被语所谓“杀术士,燔《诗》《书》”以及《汉书·儒林传》所谓“燔《诗》《书》,杀术士”。不过,《汉书》中其他相关评论,都明确认定“坑儒”。如《汉书·五行志下之上》“燔《诗》《书》,坑儒士”,《汉书·地理志下》“燔书坑儒”。此后如《后汉书·陈

蕃传》“焚书坑儒”,以及《后汉书·申屠蟠传》“坑儒烧书”,《后汉书·左雄传》“坑儒泯典”,《魏书·李崇传》与《北齐书·邢邵传》“坑儒灭学”,也都是明确的表述。其实,所谓“术士”、“方士”和“儒生”,文化资质有某种相通之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谓所坑乃‘方技之流’,非‘吾儒中人’,盖未省‘术士’指方士亦可指儒生。”(光聪谐:《有不为斋随笔》)“术士”可指“儒生”之例,有《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载伍被语:“昔秦绝先王之道,杀术士,燔《诗》《书》,弃礼义,尚诈力”,《汉书·伍被传》作“往者秦为无道,残贼天下,杀术士,燔《诗》《书》,灭圣迹,弃礼义”。又《汉书·儒林传》:“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六学从此缺矣。”分析上下文“先王之道”以及“礼义”、“圣迹”、“六学”诸语,根据当时语境,可以知道这里说的“术士”就是“儒生”。

《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谓“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之“诸生”,作为社会称谓的使用,所指代的社会身份可能原本是比较模糊的。顾颉刚说:“当时儒生和方士本是同等待遇。”“(秦始皇)把养着的儒生方士都发去审问,结果,把犯禁的四百六十余人活葬在咸阳:这就是‘坑儒’的故事。”(《秦汉的方士和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2页)

《论衡·语增》肯定“焚书坑儒”是历史真实,以为坑杀对象就是“儒生”,但否定了秦始皇欲全面取缔儒学的说法:“传语曰:秦始皇帝燔烧《诗》《书》,坑杀儒士,言燔烧《诗》《书》,灭去五经文书也;坑杀儒士者,言其皆挟经传文书之人也。烧其书,坑其人,《诗》《书》绝矣。言燔烧《诗》《书》,坑杀儒士,实也。言其欲灭《诗》《书》,故坑杀其人,非其诚,又增之也。”在史事辨析时,又完全剔除了“术士”的表现:“三十五年,诸生在咸阳者多为妖言。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者、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七人,皆坑之。”“坑儒士,起自诸生为妖言。”

我们必须重视的一则重要信息,是《史记·秦始皇本纪》在“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之后记录的扶苏的表态:“始皇长子扶苏谏曰:‘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怒,使扶苏北监蒙恬于上郡。”扶苏所谓“诸生皆诵法孔子”,明确解说了“诸生”的文化资质和文化立场。又《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李斯驳淳于越语,前说“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

后说“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此处“诸生”就是“儒”。《史记》中使用“诸生”称谓凡33例,没有一例可以明确包含“方士”身份。除前引多例外,如《封禅书》“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又《孔子世家》太史公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在司马迁笔下,“诸生”称谓都明确直指“儒”“群儒”。

不过,宋元之际也有学者否定扶苏之说。萧参《希通录》:“古今相承,皆曰‘坑儒’,盖惑于扶苏之谏。”“自扶苏一言之误,使儒者蒙不韪之名。”陶宗仪《辍耕录》卷二五“论秦蜀”条有同样的说法,只是“自扶苏一言之误”作“自扶苏言之误”。“扶苏之谏”,是直接针对坑杀“诸生”的批评意见,是与历史真实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最近的判断。发表者与帝国最高决策人秦始皇有最亲近的感情,与执政中枢机关有最密切的关系。轻易指斥“扶苏一言之误”,恐怕是难以说服读者的。

还应当看到“焚坑”是体现出政策连续性的事件。“焚书”时已经有对违令儒生严厉惩处的手段,这就是所谓“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和“以古非今者族”。

三、“焚坑”非“一时间事”

“焚书坑儒”是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史中沉痛的记忆。《秦不绝儒学论》对于“焚书”有“一时间事”的说法。现在看来,不注意“焚坑”事件的前源和后续,只是看作偶然的短暂的历史片段,可能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

宋代曾有“世人说坑焚之祸,起于荀卿”的说法(《朱子语类》卷一三七)。明人杨慎也说道,“宋人讥荀卿云,卿之学不醇,故一传于李斯,而有坑焚之祸。”(《丹铅余录》卷一三)吕思勉说:“在《管子·法禁》《韩非子·问辨》两篇中,早有焚书的主张。秦始皇及李斯就把它实行了。”(《吕著中国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47页)所说《管子·法禁》的主张,可能即“行辟而坚,言诡而辩,术非而博,顺恶而泽者,圣王之禁也”。《韩非子·问辨》中的相关内容,或许即“言行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言当则有大利,不当则有重罪。”

我们注意到,《韩非子·和氏》说,商君建议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可知早在秦孝公、商鞅时代,“焚书”作为已经“实行”的行政操作方式明确见诸文献。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诸子》写道:“《韩子》曰:商君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愚按《史记·商君传》

不言燔《诗》《书》,盖《诗》《书》之道废,与李斯之焚之无异也。”是说商鞅和李斯坚持的文化主旨“无异”,而读《韩非子》本文,可知“燔《诗》《书》”,就是“焚书”无疑。前引《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及《汉书·儒林传》所谓“燔《诗》《书》”,以及《汉书·王莽传下》所谓“昔秦燔《诗》《书》以立私议”,都是说秦始皇“焚书”。

“焚书坑儒”形成的文化惯性,对后世政治生活依然有着长久的影响。以行政权力强化思想控制、文化控制、意识形态控制,成为帝制时代的政治文化传统。历史上有的时代,控制和反控制矛盾的激化,便可能重演秦代发生过的严酷的文化摧残和人身迫害。东汉党锢之祸发生,陈蕃上疏极谏,以当时局面直接比况秦时形势:“以忠忤旨,横加考案,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后汉书·陈蕃传》)面对汉末黑暗政治,申屠蟠也曾经说,“昔战国之世,处士横议,列国之王,至为拥篲先驱,卒有坑儒烧书之祸,今之谓矣。”于是选择“穷退”“韬伏”,采取另一种抵制的态度(《后汉书·申屠蟠传》)。这可以看作宋人俞德邻所谓“商皓虽寂寞,幸免坑焚悲”(《佩韦斋集》卷三)的翻版。这种对“焚坑”之祸一再的深刻警觉,是因为这种危险确实长期存在的缘故。

唐人章碣诗:“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元来不读书。”(〔宋〕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卷三五)元人洪希文诗:“坑焚若为防遗患,可笑秦王计也疏。”(《读秦隐士黄石公素书》《续轩渠集》卷五)胡布诗:“刘项不识字,硕儒徒坑焚。”(《车辘辘》,〔明〕朱存理编:《珊瑚木难》卷八)清人田雯诗:“坑焚渗漏笑强秦,刘氏功凭马上臣。”(《读陆贾传》《古欢堂集》卷一四)都指出“焚坑”手段不能在社会危局严重的情况下成功维护稳定,保存旧制。这些咏史怀古诗作中体现的对“焚坑”的思考,也可以反映这一历史现象长久的文化影响。

焚书坑儒的真相

焚书坑儒的真相:不要把所有的标签都贴到始皇身上

核心提示:两千多年以来,史家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谴责之声不断。焚书坑儒作为秦始皇的一大暴政似乎已成铁案。对于这桩所谓的铁案,笔者以为尚有辨别章明的必要;而辨别章明的目的,不在于翻案,只在于求真务实,因为求真务实是史学安身立命的基础。

两千多年以来,史家对秦始皇“焚书坑儒”的谴责之声不断。焚书坑儒作为秦始皇的一大暴政似乎已成铁案。现行的中国历史教科书,无论是中学的,还是大学的,都会讲到焚书坑儒。像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著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第10课“秦王扫六合”,说:“为了加强思想控制,秦始皇 接受李斯的建议,发布焚书令,规定除政府外,民间只准留下有关医药、占卜和种植的书,其他书都要烧掉;以后再有谈论儒家诗书的都要判处死刑。他又把暗中批 评他的一批儒生,在咸阳活埋。这就是历史上的‘焚书坑儒’。”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历史专业系列教材《中国古代史》第四章第一节“秦朝的 建立和发展”,说:“焚书坑儒,在当时对刚建立起来的统一国家政权的巩固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手段是残酷的、后果是恶劣的,不仅堵塞了言路,箝制了思想,而 且大量先秦文史典籍被焚烧,给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对于这桩所谓的铁案,笔者以为尚有辨别章明的必要;而辨别章明的目的,不在于翻案,只在于求真务实,因为求真务实是史学安身立命的基础。

先说“焚书”,此事确有。关于秦始皇焚书的来龙去脉,《史记·秦始皇本纪》讲述得清清楚楚。

怎么看待这场文化浩劫呢?

汉代学者普遍认为,秦始皇“弃礼义,任刑法”(伍被语)。他们的观念对后世影响极大。至今不少著述讲到秦始皇焚书都表达了其目的在于灭绝儒学,专用刑法的思想。其实,这种观点很值得商榷。

战国前期,儒、法两家的政治主张势如冰炭,两不相容。儒家政治着眼于管理“人”,主张通过“仁义”诱导的途径,塑造至善至美的理想人 格,从而实现自家的政治理想。法家政治着眼于完善“物”,即富国强兵,主张通过“刑法”强制的途径,规范社会,从而达到自家的政治目的。然而,诸子百家在 长期辩难争鸣中,相互取长补短,吸收借鉴,到战国后期出现学术融合的趋势。学术融合是政治统一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

第一个肩负起学术融合使命的是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祭酒的儒家巨子荀况。学术界公认荀子的学说兼采了诸子的精华。郭沫若先生称荀

子开创了儒 学为“百家总汇”的先河。特别要指出的是,荀子纳“法”入“儒”,以“儒”统“法”,提出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社会政治主张,是为建设新兴封建统治秩序服 务的。

荀子曾应秦相范睢的邀请访秦。秦昭王会见荀子,问:儒家究竟对国家有无益处?荀子非常肯定地回答:“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 贵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则执在本朝而宜;不用,则退编百姓而悫,必为下顺矣。”又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听完荀子的回答,秦昭王称 “善”。这是儒家思想在秦国的首次正面宣传,并且取得了秦国最高统治者的好感。荀子还向范睢指出秦国“无儒”的问题。这肯定会引起秦国统治集团的深刻思 考。

第二个肩负起学术融合使命的是吕不韦。他原本是卫国大商人。吕不韦把囤积居奇的商业策略用于政治,资助沦为质子的异人当上秦庄襄王,而他自己则成为秦国丞相。吕不韦是干大事业的人。他一生干过好几件大事,编纂《吕氏春秋》就是其中之一。

《史记·吕不韦传》记载:“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嘉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 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 氏春秋》。”

司马迁认为,吕不韦编纂《吕氏春秋》是与著名的战国四公子攀比,这是被表面现象所蒙蔽的浮浅之见。作为政治家的吕不韦,他能够突破学术 派别门户的限制,在预见到统一趋势即将来临的同时,又清醒地看到单独任用先秦诸子任何一家的思想为指导,都不能建立起一个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必须博采 众长,重新整合诸子百家。《吕氏春秋》编纂的意图是为实现秦国一统天下的政治愿望奠定学术根基。这个意图在《吕氏春秋·孟夏纪·用众》中透露得很清楚: “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

《汉书·艺文志》将《吕氏春秋》归为“杂家”,这是只看到它综合诸子百家的一面,而没看到它以儒家为主的另一面。《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说:“是书较诸子之言独为醇正,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与孔子、曾子之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正像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所说 的,《吕氏春秋》“关于政治理论的系统大体上是因袭儒家”。

战国后期,这两位肩负学术融合使命

的人物,无独有偶,都跟秦国发生直接联系;他们会对秦国政治产生什么影响呢?

众所周知,自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开始,秦国独尊法家,造成荀子所谓的“无儒”局面。“无儒”包括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指秦国没有儒家人物,再是儒家思想在秦国政治生活中没有地位。而这种“无儒”局面在秦昭王以后却发生了改变。

这种改变,我们可以举出几件史实加以说明。

第一件是秦国博士制度的建立。秦国博士制度是仿效战国时期东方鲁、宋、魏、韩等国的博士制度而建立的。所不同的是,东方诸国的博士制度 来自尊贤传统,博士与国王的关系犹如师友,而秦国的博士制度来自政治需要,已经纳入官僚系统,博士与国王的关系是纯粹的君臣。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 载:秦博士是奉常的属官,秩比六百石,员额多至数十人。史书记载秦博士的执掌有三:一是“通古今”(《汉书·百官公卿表》);二是“教子弟”(《续汉 志》)或“典职教”(《北堂书钞》六十七引《晋书》郭璞语);三是“辨然否”(《艺文类聚》引应劭《汉官仪》)或“承问对”(《续汉志》)。这三项职掌, 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博士们将掌握的历史知识,特别是历代统治经验贡献出来,为现实政治服务。秦博士可以参政议政,《史记》讲述帝号之议、立诸子为王之议、 刻石颂秦德之议、封禅之议,都有博士参与其间。数十名博士成分不一,儒家占多数,也有的不是儒家,像卢敖是方士、黄疵是名家,还有“占梦博士”的头衔,可 能属阴阳家。

秦国博士制度建立于何时?史籍没有记载,但可以肯定说它建立于秦昭王会见荀子之后。有关秦博士的最早记载,见于《说苑》卷十四《至 公》:“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议曰:‘古者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将为之。’博士七十人未对。”这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之后的事。考虑到 任何一种制度的建立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在秦昭王会见荀子之后,到秦兼并六国之前,这段时间里,极有可能是吕不韦拜相以后,招徕天下贤士,为了给他们 一定的地位和待遇,所以建立起博士制度。招徕的贤士,儒生居多,改变了秦国“无儒”的局面。这也可以说,秦国统治者最终接受了荀子的批评。

第二件是昭王以后秦统治者治国不再专用法家,表现出儒法并用的倾向。云梦秦简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信息。云梦秦简《为吏之道》强调修身正 行,说:“以此为人君则鬼(读为怀,和柔的意思),为人臣则忠;为人父则茲(慈),为人子则孝……君鬼臣忠,父茲(慈)子孝,政之本h(也)。”君怀臣

忠,父慈子孝,是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被秦统治者奉为施政的原则。云梦秦简《封诊式》记载这样一个案例:父亲控告儿子不孝,请求官府将其断足流放,官府核 实、照办。儒家的“孝道”,受到秦国法律的维护,已经纳入秦国法律系统,成为教化、规范社会的工具。

第三件是封孔鮒为“文通君”。孔鮒是孔子的八世孙。孔鮒该通六艺,秦始皇时,召为鲁国“文通君”。秦统治者通过封爵,表达了对儒家思想的尊崇,实质上是肯定儒家思想在治理国家上的价值。

总之,昭王时期,荀子应邀访秦。昭王以后,特别是嬴政上台兼并天下前后,秦统治者采取儒法并用、刚柔相济的政策,希望得到长治久安。

然而,儒生人格流品不一,荀子就说:“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荀子·儒效篇》)何谓“俗儒”?荀子说:“逢衣浅带,结果 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谬学杂,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衣冠行为已同于世俗矣。”意思说,穿着蓬松肥大的衣服,宽阔的 腰带束得很浅,戴着高高的帽子,只知道简单地效法古代圣明君主,这只能扰乱当今社会,胡乱学习一堆荒谬的东西,不懂得效法后代贤明君主却想统一制度,不明 白要把礼义置于最高地位,降低了《诗》、《书》的作用,他们的衣冠行为已经与世俗之人没有什么不同,这就是俗儒。何谓“雅儒”?荀子说:“法后王,一制 度,隆礼义而杀《诗》、《书》;其言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齐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则知不能类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内不自以诬,外不自 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也。”意思是,效法后代贤明君主,统一制度,推崇礼义但贬低《诗》、《书》的作用;他的言行已经符合大法,而他的智 慧却不能解决法制教令涉及不到的问题,对于自己没有听过见过的事情,他的智慧也不能触类旁通,但是,他能做到知道的东西就说知道,不知道的东西就说不知 道,对内不自欺,对外不欺人,并且按照这种观念来尊重贤人,畏服法令,不敢懈怠骄傲;这就是雅儒。何谓“大儒”?荀子说:“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以浅 持博,以古持今,以一持万;苟仁义之类也,虽在鸟兽之中,若别白黑,倚物怪变,所未尝闻也,所未尝见也,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而应之,无所儗作,张法而度 之,则晻然若合符节;是大儒者也。”意思是,效法古代圣明君主,总括礼义,统一制度,用浅显易懂的道理去把握广博的知识,根据古代经验把握现今的形势,从 一事一物的个性来认识万事万物的

共性;只要合乎仁义的事情,哪怕它混杂在鸟兽群中,也能像识别白黑一样把它轻而易举地分辨出来;奇怪的事物,诡异的变化, 虽然从来没有听说过,从来没有看见过,它突然发生在某一地方,也能举起纲纪来应对,而且不会迟疑,不会惭愧,用法度衡量一切,犹如符节一样吻合;这就是大 儒。

不过,秦始皇所任用的儒生,俗儒多,雅儒少,大儒一个也没有。《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始皇登上帝位的第三年,东巡,在驺峄山举行祭祀 典礼,来歌颂秦朝的功业。于是征集齐鲁地区的儒生博士七十人来到泰山脚下。这群儒生中有人议论说:古代封禅使用的车子要用蒲草裹上车轮,因为害怕压伤山上 的草木土石;地面还要打扫干净,再用枯草和麦稭做为垫席,然后祭祀,说这是容易遵循的。秦始皇听到这番议论,认为怪异,难以采纳施用,从此讨厌儒生。这可 以说是秦始皇下焚书令的前兆。

上面所述,是秦始皇下焚书令的大背景。了解了这个大背景,再看秦始皇的焚书,就不难发现其目的确实不在灭绝儒学,而在禁止私学。

建议焚书的李斯,是儒学大师荀子的门生。他不会不懂得儒学的价值,非要灭绝儒学不可。他的建议中有几句至关重要的话:“臣请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苟有藏《诗》、《书》及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 书。”这就是说,禁令是针对群臣和百姓下达的,而皇室官府的藏书不在此列,而且博士官由于职责关系是允许收藏《诗》、《书》和百家语的。另外,作为儒家六 经之一的《易》,属于卜筮类书,根本不在焚毁之列。决定焚书的秦始皇,在兼并天下过程中,儒法并用,赢得胜利,他对儒学的价值肯定有所认识。秦始皇没有糊 涂到连皇室官府的藏书都一齐焚毁的地步。所以,尽管秦代焚书规模巨大,但是在皇室官府所保存的先秦典籍基本未受损。

关于这个结论,有史实可以证明。《史记·乐书》记载:秦二世沉湎靡靡之音,李斯进谏:“放弃《诗》、《书》,极意声色,祖伊所以惧也; 轻积细过,恣心长夜,纣所以亡也。”意思是说,《诗》、《书》是皇帝的必修课,不学习《诗》、《书》,而沉湎声色,会使政权沦丧。由此可证,皇室内府藏有 《诗》、《书》。《史记·张丞相传》记载:张苍“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有罪,亡归”。后来,他跟随刘邦,因功被封为北平侯。张苍曾拜荀子为师,学习 《左氏春秋》。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废除挟书律。北平侯张苍率先献《春秋左氏传》。

该书卷帙繁重,应是秦代官府旧藏,张苍利用职务之便,从官府 盗出。这是官府藏书不在焚毁之列的例证。《史记·儒林传》记载:“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伏生求其 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可见秦博士官是允许收藏《诗》、《书》的。这样看来,除各国史记独藏周室难逃 秦火之外,秦朝内府官方保留着一套相当完整的先秦典籍。而这套相当完整的先秦典籍又因项羽入关,火烧秦宫,最终化为灰烬。

或许有人说:尽管秦始皇在皇室官府里保存有相当完整的《诗》、《书》,可是焚书令规定“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像这样只准传习法令,不准传习《诗》、《书》,久而久之,儒学必然灭绝。

其实,这种看法是被《史记》流行版本所误导。刘宋裴駰《史记集解》在“若欲有学法令”下面引“徐广曰:‘一无法令二字’。”有无“法 令”二字,至关重要。有“法令”二字,自然是只准传习法令;而无“法令”二字,即允许传习诸子百家,只是要“以吏为师”,这实质上是禁止私学,让官学复 辟。前人研读李斯的建议,只注意到上文有“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便以为有“法令”二字为是,却忽略实际。以实际考之,当以无“法令”二字为是。秦始皇焚书 之后,没有废除博士制度,典职教或教子弟是博士的职掌。儒家叔孙通在秦始皇、秦二世时,都是待诏博士,后归汉,子弟从者百余人。正如秦史专家马非百在《秦 集史·教育志》中所说:“若欲有学,以吏为师。”“吏盖指博士而言。博士乃政府之命官,故谓之吏。”

秦始皇三十四年焚书,三十七年南巡,在会稽立刻石,铭文中说:“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洁诚。夫为寄 豭,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这段文字全是儒家贞节伦常的说教。撰文者和书写者,都是丞相李 斯。可见,无论是秦始皇,还是李斯,在焚书之后,仍旧运用儒家思想教化天下,整饬风俗。

李斯是有眼光、有才华的政治家。他清醒地认识到“六国皆弱”,唯独秦具备“灭诸侯,成帝业”的条件,遂“西说秦王”。他论统一,反逐 客,制订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辅佐嬴政完成统一大业;他驳封建,行郡县,倡导统一的政治主张,影响后世两千年。但是,李斯未能理解荀子的以“礼”贯 通“法先王”与“法后王”之道,在处理二者的关系上

失于偏颇;而且人格卑下,妒贤嫉能,对同窗落井下石,贪恋禄位,被利用屈服奸佞,最终被腰斩于咸阳。传 统观点,视李斯为法家,若依荀子的观点,李斯尚可归于“雅儒”之列。

总之,秦皇、李斯焚《诗》、《书》的暴虐政策,目的不在灭绝儒学,而在禁止私学,返回“学在官府”的旧轨道,开历史的倒车。

再说“坑儒”,此事疑窦丛生,恐属子虚乌有。但需声明,杀戮不同政见者,对于古今中外历代统治者来说,司空见惯,秦始皇并不例外。这里探讨的是,秦始皇是否坑杀过儒生。

去年11月18日,《中华读书报》“国学”版发表李开元先生的文章《焚书坑儒,半桩伪造的历史》。李先生对“坑儒”提出四个疑点,笔者十分赞 同。但李先生说:“考察西汉一代,焚书坑儒这个用语还没有出现。”这个结论是错误的。下面,笔者就“坑儒”故事原型、“焚书坑儒”用语的出现和坑儒故事的 精细化做些探讨,提出更多的疑问,求教于海内外专家、学者。

坑儒故事原型见于《说苑》卷二十《反质》,讲方士侯生、卢生害怕继续留在秦始皇身边会遭杀戮,于是一起逃跑,“始皇闻之,大怒曰:‘吾 异日厚卢生,尊爵而事之,今乃诽谤我。吾闻诸生多为妖言,以乱黔首。’乃使御史悉上诸生。诸生传相告,犯法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

《说苑》是西汉末叶刘向辑录皇室和民间藏书中的有关资料,然后分类、整理而成的杂著类编。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史通·杂说篇》指责刘向“广陈虚事,多构伪辞”。《说苑》属稗官野史之流,坑儒一事,本不足信。

秦始皇焚《诗》、《书》,禁私学,可以说彻底砸碎鲁诸儒的饭碗。鲁诸儒一定又恨又怕。陈涉起义以后,孔子八世孙孔鲋率鲁诸儒持孔氏之礼 器,往归陈王,孔鲋当上了博士。这在《史记》和《汉书》中都有记载。孔鲋率鲁诸儒投陈王是个艰难的痛苦的选择。当事者必须拿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坑儒”的 故事说不定就是孔鲋编造出来的。故事最初的流传范围大概就在鲁诸儒之中。

假使秦始皇果真坑杀儒生四百六十余人,秦末汉初非孔姓的儒生肯定有人会讲述此事。然而事实是:曾做过秦博士,到汉文帝时还传授今文《尚 书》的伏生;任过秦汉两代博士的叔孙通;在秦汉两代以教授《诗》闻名的浮丘伯;秦时为御史入汉当丞相的张苍,这些人谁也没谈论过秦始皇坑儒的事情。特别值 得提出的汉初儒学巨子贾谊,他写的那篇脍炙人口的政论文《过秦论》,专门批判秦始皇的过失,里面说秦始皇“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 豪杰;收天下之兵,

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根本没谈坑儒之事。这些事实,不能不令我们对秦始皇坑儒说法的真实性产生疑问。

率先讲出“焚书坑儒”用语的,是西汉前期经学家孔安国。依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中说法,孔安国乃孔子十二世孙。相传孔壁所藏古文 经书尽归孔安国。他作《尚书序》,说:“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于屋壁。”又作《古文孝经训传序》,说: “逮乎六国,学校衰废,及秦始皇焚书坑儒,《孝经》由是绝而不传也。”(严可均辑《全汉文》卷十三)秦汉之际,非孔姓名儒都不讲坑儒,而孔安国一再讲坑 儒,这对笔者的猜测是个支持,秦始皇坑儒的故事十有八九是孔鲋编造的。

“焚书坑儒”这个用语在《史记》中没有出现,但《秦始皇本纪》记载了焚书与坑儒这两件事。司马迁写人叙事注意细节,常常使读者感到生 动、具体、形象,真如面对其人,身临其境。《汉书·司马迁传》称赞他:“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然而他叙述“坑儒”时,基本上因袭《说苑·反质》的传闻,缺乏细节,如被坑儒生首要人物的姓名、坑杀儒生的具体办法、详细地点等,可以说没有做到“其文 直,其事核”。司马迁曾向孔安国求教古文《尚书》。孔安国教授古文《尚书》肯定会提到秦始皇焚书坑儒,按理说,司马迁完全可以从老师那里多得到一些坑儒的 信息,而实际却没有。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孔安国从家族长辈那里听来的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故事根本就缺少细节,所以讲不出来;再一种是司马迁跟孔 安国学习古文《尚书》的时候还年轻,听老师说秦始皇焚书坑儒就信以为真,没有提出什么疑问。这两种解释无论哪一种正确,都对后来司马迁撰写秦始皇的文化政 策有影响。

司马迁在《史记》中多处提到秦始皇的文化政策,但是口径并不一致。《秦始皇本纪》既写了焚书,又写了坑儒。《儒林传》说:“及至秦之季 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封禅书》说:“始皇封禅之后十三岁,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戮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依照 《秦始皇本纪》的说法,坑儒事件是由方士侯生、卢生叛逃引起的。秦始皇认为卢生等诽谤他,又联想起诸生也诽谤他,遂下令调查,“使御史悉上诸生。诸生传相 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这里坑杀是一色的儒生。《儒林传》里却说的是“坑术士”。

儒生与方士所操之术不同, 不能混淆。或许有人认为,秦汉之时,儒者与方士已经交混,“坑术士”等于“坑儒生”。那么,《封禅书》中讲“焚诗书,诛戮文学”,为什么又没说“坑儒” 呢?同样讲秦始皇的文化政策,三处三样,笔者注意到,这三种说法,在西汉前期都存在,这是不是表现出太史公司马迁对待历史问题不能断定的一种客观态度呢?

二百多年过去了。坑儒故事的精细化由东汉儒学家卫宏完成了。卫宏撰写《诏定古文官书序》,说:“秦既焚书,患苦天下不 从所改更法,而诸生到者拜为郎,前后七百人,乃密令冬种瓜于骊山坑谷中温处,瓜实成,诏博士诸生说之,人人不同,乃命就视之。为伏机,诸生贤儒皆至焉,方 相难不决,因发机,从上填之以土,皆压,终乃无声。”

故事写得令人惊心动魄,却经不住推敲。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说:“今新丰县温汤之处,号愍儒乡。温汤西南三里有马谷,谷之西岸有坑,古老 相传,以为秦坑儒处。”唐代新丰县马谷,就是现今临潼县温泉镇。这里的温泉42℃,但是关中地区冬季气温经常达到零下10℃左右。纵令温泉使地温升高,能 让西瓜籽发芽、爬蔓,但绝结不出瓜。或许有人说:“这可能是温室栽培。”温室栽培技术确实是古代中国发明的。不过,有关温室栽培的最早记载,见于《盐铁 论·散不足》,是西汉昭帝时期,晚于所谓坑儒的故事足有一百二十多年。另外,史书记载秦始皇“天性刚愎自用”“意得欲从”,“乐以刑杀为威”。他既然认为 诸生以古非今,犯诽谤罪,该杀,根本用不着设计圈套,让自己背上一个欺诈的恶名声。试问这符合秦始皇的个性吗?看来,秦始皇坑儒的故事越传越离谱,越不可信。

我们承认秦始皇的残暴,但不赞成让秦始皇背坑儒的黑锅,因为实事求是是史学工作者应当永远尊奉的圭臬。

“焚书坑儒”的原因及评价

“焚书坑儒”的原因及评价

王顺先

在文明开放、言论自由的今天,有些学生对焚书坑儒认识上有偏差,现解释如下。

一、焚书坑儒的原因

1. 政治上的统一,要求文化思想上的统一。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对于当时社会变革及文化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但是,秦朝建立后在政治上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这种统治需要单一的思想文化与之相适应,但那时思想文化上的繁杂越来越成为统治的障碍。结束百家争鸣的局面,建立适应统一政体的思想文化学说就成为时代的需要。

2. 士人以儒治国的思想与崇尚法术(法令、策略)的秦朝政治格格不入。战国以来,士人形成了“注重道德修养,轻视为官敛财”的理想人格观念,他们追求理想人格修养,蔑视王侯,不愿顺从于秦朝的统治,纷纷议论秦朝统治的过失,指斥秦官为“表面上好像按照禹、舜这样的大圣人做官,实际上没有廉耻,贪污败坏”。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奉行法术,士人以儒治国的信仰与之差之千里,为秦始皇所不容。

二、对焚书坑儒的历史评价

1. 统一思想造就了中国大一统格局。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师古”与“师今”两种历史观激化的表现。在当时历史情况下,为了巩固统一,禁止“以古非今”的反动活动,采取统一思想的措施是必要的。一个国家能在多大程度上统一,最主要的条件是能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共同的价值观,而思想混乱是形成共同价值观的大敌。因此,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大一统措施还不够,最关键、最长远的统一要素是思想的统一,形成统一的核心价值观念。而当时最大的两种思想潮流就是儒家和法家,儒家是尊古的,而秦始皇统一中国采取的措施是不符合儒家理念的。当时六国贵族,借着儒家的“克己复礼”妄图恢复周朝分封制,夺回失去的权势,所以,对于刚刚统一的秦朝来说,统一思想就是维护大一统的关键措施。因此,一场统一思想的文化运动就开始了,手段尽管激烈,但客观效果明显。

2. 堵塞了言路,加速了秦朝的灭亡。焚书坑儒表面上禁绝了百家学说,有利于秦朝的统治,但实际上,它造成的后果极其恶劣。民众有话不敢讲,大臣有书不敢上,下情不能上达,上意只能趋迎,整个政权处于僵化隔离之中,甚至出现后来庙堂之上,赵高指鹿为马的现象,最终秦二世也在曲意逢迎中结束了自己的统治。

3. 使法家思想得以高扬,严刑酷法加剧了社会矛盾。秦建立后,为保江山永固,焚书坑儒,以法家思想作为全国的统治思想。经济上,实行严格控制,残酷剥削;政治上实行严刑酷法,不赦一民。极端化的法家思想,造成社会矛盾十分尖锐,成为秦朝短命的原因之一。

4. 钳制了人们的思想,摧残了文化。士是民意的喉舌,士人的舆论不仅反映着民心向背,而且还能对民意起引导作用。焚书坑儒,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堵塞了人们对事物进行探索的道路,严重阻碍了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特别是焚书,毁灭了许多古代的文化典籍,造成文化上的重大损失。

“焚书坑儒”新说

“焚书坑儒”新说

朱渊雷

秦始皇“焚书坑儒”,早就定格为文化摧残的象征符号。天下举凡读书人皆好称引,鲁迅用它来和希特勒焚书相比,博尔赫斯用它和造长城来对始皇帝大发议论。独立的史家偏生有其独特的癖好,他不敢就在假设的基石上扑扇想象的翅膀,更不屑于人云亦云,总是费尽心机试图描绘一个更详细的过程或者寻找一个更合适的理由,而孜孜以求的结果常常竟真与所谓的“常识”大相径庭。

一 就人类文明史而言,对书籍和读书人的迫害时时都在发生从未中止。类似“焚书坑儒”这样的举动在中国历史上既非第一次,更远远算不上最大的一次。史上大“革”文化之“命”的惨烈事历历可数,固不待言;而“焚书”更早在秦始皇之前一个半世纪即已发生:在商君教引下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如果我们重新查账的话,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直接后果其实真算不得十分严重。

所谓的“焚书坑儒”实际上是两个独立的事件。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34年),在秦始皇的咸阳宫酒会上,70博士为这位始皇帝祝寿。仆射周青臣大拍马屁,说什么“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被书呆子型的博士淳于越直斥为面腴;淳于越大唱“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的儒家老调,却惹得身为丞相的法家李斯大为不满,认为“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因此倡言:“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秦自商鞅变法后,依靠法家的严刑峻法大大提高了它的军事实力和行政效率,并最终得以并吞六国、统一宇内,因此秦始皇自然批准了李斯的建议。

比较可惜的是各国的史书,烧了个精光,大大增加了司马迁写《史记》的难度,《史记·六国年表序》:“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也使得西晋挖出的魏国史书《竹书纪年》身价倍增。国家史志尽记些个颁历告朔、战争祭祀的大事,事关王统,秦始皇此举完全可以理解。

《诗》、《书》、百家语非博士官所职皆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也就是说,民间不许再收藏、传授《诗》、《书》、百家语,但博士职掌的这些书籍还是被保留的。“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儒、道、名、墨等诸家学说在民间被禁,唯法令可学,鼓励向“吏”学习各种法令。此外,“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各种相关实用技艺的书籍也都受到保护。 项羽火烧咸阳,包括《诗》、《书》、百家语在内的博士官职掌的国家图书在劫难逃。但《诗》、《书》之类终究还是很好地得到了传存。《六国表序》:“《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秦始皇焚书令下,象伏生这样的读书人抱着简册就跑掉了。汉惠帝“除挟书律”后,文、景、武帝时各种秦际遭禁的《诗》、《书》、百家语在民间大量出现。其称大宗者如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的孔壁书,河间献王搜集的古文书,河内女子发老屋而得的古文书。汉以后《诗》、《书》等儒家经典更是发扬光大。

反倒是秦际特准保护的医药、卜筮、种树这些相关实用技艺的书籍灭绝失传。要不是这些年陆续发现了不少简帛日书、式法、五星占、养生方、病方、脉经、胎产书、导引图、美食方(最近在虎溪山沅陵侯吴阳墓中发现)等等,我们对古代伟大的实用技艺知识就只能永远停留在《汉书·艺文志》的那张书目单上。

秦始皇在“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之后,“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虽属冠冕堂皇的门面话,但儒生和方士事实上确实还是相当自在甚至可以说很活跃。公元前212年(秦始皇35年),秦始皇羡慕长生不死的“真人”,用侯生、卢生等方士以求灵芝仙药。方士以无法交差而“亡去”。“始皇闻亡,乃大怒曰:‘„„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史记·秦始皇本纪》)

同样值得细细分析的一次事件。首先,令秦始皇愤然的候、卢、韩、徐诸生皆是方士。被逮着的诸生及其“传相告引”而供出的“犯禁者”中或有些是儒生,但确确实实司马迁时代,并没有“坑儒”一说。《史记·儒林列传》明言:“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

此缺焉。”其次,方士以所谓仙药诱惑人主并造谣诽谤,罪当杀。“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处置亦未见得有什么特别过分处;如果我们同样相信《史记》的话,比起长平之战大将白起坑杀40万降卒来,堂堂始皇帝坑杀460余人又算得了什么。

既然是两个实际影响并不算太大的事件,为什么会给国人世人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固定地作为文化摧残的象征符号?我一直怀疑有人作了手脚,进行了故意的夸大。

二 首先应该考察的是司马迁。《史记·儒林列传》:“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正是司马迁最早把两个事件联系在一起。 司马迁本人“年十岁则诵古文”,为太史令又“由石室金匮之书”,他学《书》从孔安国,《诗》当宗今文,《春秋》主公羊学,其父又是杨何《易》的传人,焚《诗》、《书》之痛在司马迁时代已经消释。至于“坑术士”,且不说主要的肇事者事发之前早就逃亡,坑杀的460余人也是多在咸阳。再者说秦始皇不久下世,秦二世时天下纷乱,很快秦亡,秦针对方士的报复再也看不出还有些什么。相反,最近在湖南、湖北大量出土的秦汉简帛中日书、式法之类的方术书特别的多,说明坑术士对楚地流行方术没有什么不利影响;很多简帛延用楚系文字,甚至表明秦灭楚也未完全消弭楚地方性格的存在。

实际上,根本上戕害了文化的是秦严厉实行的以吏为师、严禁私学的文化专制政策。颜之推对此或有所察觉,《颜氏家训·书证》:“史之阙文,为日久矣;加复秦人灭学,董卓焚书,典籍错乱,非止于此。”说董卓“焚书”而秦“灭学”,其有意乎?法家倡导并推行了以吏为师、严禁私学的文化专制政策。商鞅将《诗》、《书》、礼、乐看成是病国之虱,以为国家必去虱才可富强。(《商君书·去强》、《商君书·靳令》)韩非子完整提出了法、术、势一整套强化君主统治的理论,站在极端扩张君主权力和威势立场上的韩非子激烈反对“藏书策、习谈论、聚徒役、服文学而议说”的“学士”,“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韩非子·显学》)“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 西周时,学在王官,各种知识都掌握在官府中,同各种官守之职的实践活动相联系;教育只在贵族中进行,各项专门的技艺在王官职掌的职业内部传承。孔子创办私学,有教无类,从而开创了传播知识、普遍教育、自由学术的新时代。其后,原来有各门王官之学渊源的诸家纷纷办学授徒。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各诸侯国为图王霸称雄而革新变法;而乱世之际,各家各派之思想学说又都特别重视国家政治思想,因此备受君王重视。诸子百家以此而兴。

齐国的稷下学宫最生动反映了诸子百家各种学说争鸣的盛况。田齐桓公午光大齐桓公小白设“庭燎”、“啧室”之美,更设稷下学宫;齐威王、宣王礼贤下士,包容百家,言论学术充分自由,齐国也因此步入最强盛时期。儒、道、名、墨、法各家学者云集稷下,著名学者如淳于髡、彭蒙、田骈、尹文、邹衍、接子、田巴、鲁仲连、慎到、宋研、环渊,晚期的荀子曾三为祭酒。稷下学者在互相探讨、争论中,直陈己见,博采它长,学术自由而昌盛。

惜乎齐之亡于秦。秦国任用法家,法家专制集权、钳制思想的政策对于战时经济和军事来说行之有效,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很自然地继续延用法家治国,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以吏为师、严禁私学的文化专制政策。而对此政策负有根本责任的韩非子、李斯竟然就是提倡诵《诗》、《书》隆礼乐的稷下祭酒、儒学大师荀子的学生。法家主张法今反对法古,但其文化政策恰恰就是在复辟学在王官愚昧黔首的旧时代。

司马迁写《史记》正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初倡,比较秦始皇的以吏为师、严禁私学,两项政策如出一辙。除了儒家代替法家而外,两代的文化政策竟是同样专制霸道。常说儒法斗争,质其实,汉代儒家就是秦代法家文化政策的传承者。

汉武帝即位之初,即用卫涫等人建议,罢黜黄老刑名。但通常都认为董仲舒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倡导者。汉武帝举贤良文学,董仲舒以贤良对策曰:“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在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这一对策得到汉武帝肯定。《汉书·武帝纪赞》:“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谭,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

汉武帝时,国家已从极度贫弱中恢复过来,代之而起的是旨在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大变革;对外政策也一改与匈奴委屈求全的和亲政策而为主动出击,在西域张骞凿空,开疆拓土。相应的,在文化上,原来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再需要。因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是这样一个时代的产物。

司马迁固然有古史官的背景并受其父道家学说影响而有不同于董仲舒,以身遭摧残而怨恨于汉武帝;但作为那个时代的人,他身上同样浓厚地具有着那个时代的气息。《史记·太史公自序》:“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以六经为治国之根本,效法《春秋》而作《史记》以为后世立王法,为人伦立准则。司马迁之作《史记》,旨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其所谓“一家之言”,正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太史公自序》)“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云云,正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若合符契。

司马迁最早将秦始皇“焚《诗》、《书》”和“坑术士”两个事件联系在一起,并夸张地认为至使了“六艺从此缺焉”;而针对孔子正定的治国之本六经的破坏,在自负承继人的司马迁眼中,其罪莫大。“焚《诗》、《书》”和“坑术士”两次后果本不算严重的事件被联系,并由此自然推衍而夸大,从而实质性掩盖了秦始皇实行的危害极大的文化专制政策。于是秦始皇对文化之摧残成了个人的行为、孤立的事件。历代无数文人对秦始皇个人的暴戾行径痛加斥责,却无视文化专制政策的危害,可以说完全就是被故意导引的结果。

自汉武帝时始,掩盖秦始皇文化专制政策的危害的行为是个相当长期的过程,而这种行为的根本目的是因为同样的政策正在被实施中。汉代自武帝始逐步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专制政策,汉元帝、汉成帝时已达极至,诸子百家语及各种实用技艺遭毁禁而大量绝亡。

三 司马迁“有良史之才”,《史记》更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司马迁说的“焚《诗》、《书》”,“坑术士”两件事本身也确是历史的真实;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只是罢黜不治五经的太常博士,“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书·艺文志序》)一直到东汉末年,儒家而外的各家学说还是传存不少。

真正歹毒无比的是将“焚《诗》、《书》,坑术士”改成“焚书坑儒”的人。伪孔传本《古文尚书》全书之前有一篇假冒孔安国作的《序》,“焚书坑儒”最早出现在其中:“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

为什么最早改作“焚书坑儒”的是伪孔传《古文尚书》的前序,其实并不难理解。司马迁说“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而实际情况是六经除了《乐》(因为本来是配合《诗》演奏的乐谱而没有文辞)以外,五经几乎完整保留,唯一历秦火而确实遭损的是《尚书》。因此要将秦始皇“焚书坑儒”定为千古之罪,最有力的武器是《尚书》;而最合适的攻击者是身为孔子后人并传《古文尚书》于司马迁的孔安国。

《尚书》的流传肯定是文献学中最复杂的一个问题。秦始皇焚书,秦博士伏生抱着竹简跑掉了,《尚书》被藏屋壁。等汉惠帝开挟书律,伏生再从屋壁取出《尚书》,可惜已残,拼凑仅得28篇,就在齐鲁间传授。文帝时征求能治《尚书》者,伏生已是九十多岁的老翁,于是派晁错去学,这样28篇《尚书》入藏秘府,是为中秘本。(《史记》及《汉书》的《儒林传》)伏生弟子数传后获立学官,是为《今文尚书》。

《尚书》在西汉就出现了古文本。《史记·儒林传》:“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鲁周霸、孔安国、洛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于是矣。”孔安国是孔子十一世孙,家藏有《尚书》(有人说也是藏在屋壁的,因此与孔壁书相混),比起伏生的《今文尚书》多出十余篇,这是《古文尚书》,另外河间献王也从民间得《古文尚书》。刘歆以孔壁本《尚书》多逸书16篇,请立于学官,遭今文学家反对而引起影响久远的今古文之争。东汉时,杜林自西州得漆书本《古文尚书》,但并没有逸书16篇,篇章与今文经一样,卫宏、贾逵、马融、郑玄、王肃等都为之作注。 东晋时有一个豫章内史梅赜(颐)的人上献了用“隶古定”写的伪《古文尚书》,他把伏生的28篇析成33篇,另从当时的古籍中拼凑文句再编出25篇,以凑成刘向说的古文58篇之数。为了这本伪《古文尚书》,唐宋以下不知多少学者费尽心机,如宋代的吴域、元代的吴澄、明代的梅族,至清代的阎若璩和惠栋,方彻底证明了这一作伪案。如果更周全地考虑到文献传承的复杂情况,那么比较更合适的表述应该是:伪孔传《古文尚书》在整体结构上是伪造的,但不排除在具体内容上对有来历资料的使用。

梅赜其实当是梅颐,《经典释文》即作“梅颐”或“枚颐”;此人字仲真,“古名‘颐’,字‘真’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部》);东晋时确有一豫章太守梅颐字仲真,《世说新语·方正》曾提及此人。

虽是梅颐献上的伪书,但作伪者却非其人。作伪者究竟是谁,考订者说法不一,如王鸣盛说不是王肃就是皇甫谧(《尚书后案·辨孔颖达疏》),还有人认为出现过两次伪孔本(程廷祚《晚书订疑》)。王肃注经与郑玄相对,他很有作伪的可能,但朱彝尊、程廷祚、陈澧、吴承仕、陈梦家等学者以众多证据证明了王注《尚书》与伪孔传本不一样。

真正的造伪者应该是郑冲。唐孔颖达《尚书正义》卷2《虞书》大题下曰:“《晋书·皇甫谧传》云:‘姑子外弟梁柳边得《古文尚书》,故作《帝王世纪》往往载《孔传》五十八篇之书。’《晋书》又云:‘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赜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于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非今本《晋书》)影宋刊本《太平御览》卷609引《尚书正义》:“„„《古文尚书》,„„至魏、晋之际,荥阳郑冲私於人间得而传之,独未施行。东晋汝南梅颐奏上,始列於学官,此则古文也。”郑冲才是伪《古文尚书》的真正始作俑者,其后的传承谱系是:郑冲传苏愉,苏愉传梁柳,梁柳传臧曹,臧曹传梅颐。梁柳是皇甫谧的外弟,故皇甫谧也得是书,所以,孔颖达还说:“晋世皇甫谧独得其书,载於《帝纪》”。(《尚书正义序》)

如果说伪孔传《古文尚书》多少还拼凑了些零零星星的原始资料,那么伪孔安国前序则是一篇彻头彻尾的伪作,最可能的造伪者是郑冲。自汉以来,《尚书》各篇原有之序都总为《书序》一篇,附于全书之末;如果照录,则比刘向说的58篇多出一篇,遂将各篇之序分开,按时间先后附在各篇之首或尾。书前另外再伪造了孔安国的序,也就是我们说的伪孔传《古文尚书》的前序。

伪孔传《古文尚书》前序:“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将“焚《诗》、《书》,坑术士”改为“焚书坑儒”,手段狡猾,用心歹毒。进一步考察郑冲是人及其所处的时代背景的话,我们甚至还能发现这种恶意更改背后的现实政治目的。

郑冲(?-274),魏陈留王曹奂景元四年(263)拜太保,晋武帝受禅后拜太傅。身为两朝重臣,史书记载的郑冲很有令誉,《晋书》本传称他“卓尔立操,清恬寡欲”,“有姿望,动必循礼,任真自守,不要乡曲之誉”,他在曹魏时“儒雅为德,莅职无干局之誉,箪食缊袍,不营资产,世以此重之”,在晋时又是“虽位阶台辅,而不预世事。”看起来是个温和清静之人。但考虑到晋本是篡位而得天下,魏晋之际政治风云险恶,我们对史书上的话是不能不提防的。

郑冲起自寒微而“耽玩经史,遂博究儒术及百家之言”,终“以儒宗登保傅”(《晋书?儒林传》)。司马氏家族是河内服膺儒教的大族,司马懿的祖父司马隽即“博学好古”,其父司马防家中“父子之间肃如”;而曹魏出自寒族,且与阉宦有关,曹操“任狭放荡,不治行业”,“细政苛惨,科防互设”,节俭礼制,“唯才是举”,根本与儒学精神相违。因此晋之篡魏实际上是儒教政治在社会稳定后对乱世所行刑法的变革。

郑冲以儒学大师而干政,其政治面目是很清晰的。所以“率群官劝进”并“致晋公茅土九锡”的是他(《晋书?文帝纪》),代表魏元帝“奉皇帝玺绶策书,禅位于晋”的还是他(《晋书?礼志上》)。晋立国之初,郑冲与荀顗“裁成国典”,以复古周官五礼为标榜定立礼制,并切实行三年之丧礼(《晋书?礼志》);又助贾充重定法律(《晋书?刑法志》)。本传所谓“文帝辅政,平蜀之后,命贾充、羊祜等分定礼仪、律令,皆先谘于冲,然后施行”,其言不虚,郑冲是晋时制度的总设计师。 郑冲“经为帝师”,他为高贵乡公讲《尚书》是件很出名的事。《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讲尚书业终,赐执经亲授者司空郑冲、侍中郑小同等各有差。”《晋书》本传亦记此事。以郑冲与郑小同区分而言,或恐与他们家数不同相关。郑小同是郑玄的孙子,曹魏时的《尚书》大师,传郑玄家学;怀疑郑冲的《尚书》学与王肃相关。《晋书?刑法志》说郑冲定晋律之前的旧晋律“诸儒章句,但取郑氏”,“未可承用”,或可为一旁证。

郑冲屈学干政,为现实之政治不惜造假作伪、删改史说,是将儒学作为绝对之儒教,已根本上背离了孔子开创私学、传播知识、普遍教育、自由学术的真精神。为文化专制的儒教政治效命服务,是郑冲刻意厚诬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真正原因。

历史总是很容易就被某些有现实用意的人利用作借口或是遁词,人云亦云而三人成虎。好在真正的史家坚定地相信史实的唯一存在,并习惯于处理层层歪曲删改的史料以尽可能地复原历史的真实,只要不是全部史料统统被烧光。

从焚书坑儒谈起

钱穆的《国学概论》里有一个章节名叫《赢秦之焚书坑儒》,有些话说得很有意思,他首先从《吕氏春秋》说起,揭出学术随政治而变化的趋势,“诸子争鸣,至战国晚季而益烈,是非樊

乱,议论百出。秦一天下,学术随政治而转移,乃亦有渐趋统一之趋向,吕不韦著春秋,意在荟萃群言,牢笼众说,借政治之势力,定学术于一是。”但是只荟萃牢笼还不够,因为各种异端杂说毕竟还是存在的,只要存在,即使一时被牢笼在手,难保哪一天不会跳出去,所以干脆彻底一点,以高压锄异说,焚其书,坑其人,封建社会学术思想的大一统局面就是以此为前提的,而先秦学术的百家争鸣局面也自此而终,“盖诸子之兴,本为在下者以学术争政治;而其衰,则为在上者以政治争学术。”

对于焚书的范围,钱穆也做了一番论述,这里面共有三种说法:第一种出自刘大櫆的《焚书辩》,认为秦始皇只焚民间书籍,不焚博士官书,官方的藏经是被项羽一把秦廷大火烧掉的;第二种出自章太炎的《秦献记》,认为“自秦纪、史篇、医药、卜筮、种树而外,秘书私夹,无所不烧。方策述作,无所不禁。”本来焚书坑儒一事即由博士议政而起,不烧博士官书似乎没有道理,但汉兴以来,六艺残缺,诸子之书却是完好的,所以钱穆更认同王充的说法,“仅焚五经,不及诸子。”

我近来又读了王元化的《九十年代反思录》,其中有一篇《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提到章太炎和鲁迅对秦始皇的评价,联系一下钱穆的叙述,觉得很有意思。章太炎写《秦献记》、《秦政记》,都对秦始皇取肯定态度,而鲁迅在《华德焚书异同论》中也为之辩护,认为秦焚书而不焚医书、农书,和希特勒焚书是不同的。贾谊在《过秦论》中认为秦亡的原因是“仁义不施”,章、鲁二人则都以此论迂阔,不予认可。其实社会发展到那个程度,学术一统已是不可更改的趋势,关键只是一个选择的问题,秦始皇选择了法家的路,于是行法家之举,硬性压制学术,焚书坑儒,但是,此路不通,所以秦很快就灭亡了。时至西汉,武帝吸取秦朝的教训,换了一条儒家的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可以看作是“焚书坑儒”的儒家表现形式,二者效果是相同的,差别只在快慢而已。

但不管怎么说,天下总算是统一了,钱穆所说的“在上者以政治争学术”也成了大一统社会的一种典型特征。确切地说,封建社会已经不是“以政治争学术”了,应该是“以政治管学术”。我试着将中国的学术发展史粗略回顾了一下,觉得除了先秦诸子和清初、清末的一些学人之外,余者基本上都是埋头故纸堆或坐而论道,他们绝不会想到经世方面去。诚然,中国古代的学术是很发达且独树一帜的,什么经学、史学、理学、心学、朴学、玄学、考据学、音韵学、训诂学„„但是,必须明白,这学术上的繁荣就是政治上高压的结果,是焚书坑儒和文字狱的副产品,学者们不敢言时事,才只好投身到纯学术的领域里去,这笔买卖,我们并没有赚到什么。所以我觉得,焚书坑儒所带来的影响,不只是古籍流失、诸子匿迹,还关系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大一统的政治形态下,知识分子的心态和操守。知识分子的心态和操守是怎样的呢?恕我直言,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性格是帮闲,第二性格是隐遁,而反抗只能算是属于少数知识分子的“个性”。具体怎样帮闲,这里不多说了,读者尽可以向鲁迅的书里去找,鲁迅曾将知识分子比作领头羊,项佩铃铛、昂首阔步地将老百姓引向屠宰场去,事实大抵如此。我主要想讨论的是,造成知识分子奴性的原因何在。

首先从知识分子自身的特点去探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鲁迅曾写过一篇名叫《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稿,其中谈到唐朝的奸臣李林甫有一次看士兵操练,很是勇敢,于是有人在他面前称赞。他说:“兵好是好,可是无思想,”接着鲁迅评价道:“因为兵之所以勇敢,就在没有思想,要是有了思想,就会没有勇气了。现在倘叫我去当兵,要我去革命,我一定不去,因为明白了利害是非,就难于实行了。有知识的人,讲讲柏拉图讲讲苏格拉底是不会有危险的。讲柏拉图可以讲一年,讲苏格拉底可以讲三年,他很可以安安稳稳地活下去,但要他去干危险的事情,那就很费踟踌。”我引这段文字的目的,并不是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主要是想表明一个意思,就是知识分子有软弱性。鲁迅自己尚不将自己排除在外,何况他人?这个软弱性的危害实在很大,为什么中国的封建社会拖延得那么长?既然知识分子不肯干预政治,天下就总是由农民抢过来抢过去,虽说这里面也有开元盛世,但一治一乱,总是起起伏伏,翻来覆去,不肯向前迈进一步,所以鲁迅用三句话就概括了中国的政治状况:“曾经阔气的人要复古,正在阔气的人要维持现状,未曾阔气的人要革新。”假如知识分子能早一日觉醒,早一日走出象牙塔,去了解社会,关心政

治,我想,中国在近代是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的。

其次,从社会的大环境去探讨,这一点是相对主要的。关键是饭碗的问题,知识分子也是人,也要吃饭,他们的饭碗掌握在谁的手里,就自然而然地为谁献计献策、歌功颂德。在封建社会,知识分子唯一的出路就是做官,官大也好,官小也好,只要做上去,就可以安身立命,那时候还没有职业作家一说,也没有这许许多多的行业,社会里主要就是官员和农民,所以,知识分子是无从选择的,要么去做官,要么像陶渊明一样去种田,两相比较,当然是愿意做官的多了。今天,我们也许会嘲笑屈原、杜甫的愚忠,但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就是那么一个样子,苛求没有用,要怪只能怪社会制度与形态。说到封建社会在这方面的弊端,还是那句话:“在上者以政治争学术。”“争”的结果是知识分子都跑到统治者手底下去做官了,被统治者包养起来,成了他们的帮闲。 到清末封建秩序渐渐被打破,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批先进人物,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蔡元培、鲁迅、周作人、胡适„„这时知识分子才普遍地拥有了独立的思想与人格。然而,即便如此,情况也不是完全没有危险。知识分子必须警惕另一种情况,即鲁迅所指出的“沦为大众的帮闲”。

不吃官饭了,知识分子通常要改吃文学这碗饭,但,诚如周作人所说:“作家须听出版界的需要,出版界又要看社会的要求,新旧左右,如猫眼睛的转变,亦实将疲于奔命。”一个知识分子,一旦沦落到看大众眼色写文章的地步,他也就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帮闲了,再回过头来看看当代的中国文坛,这种帮闲岂不是很多?鲁迅和周作人的预见可谓高明。对于这个怪现象,解决方法是有的,就是另外寻一种谋生之术,不要单吃文学这碗饭,以免随波逐流。如以文学为饭碗,则终不免为文学所奴役,另有谋生之术,文学事业才能获得独立。当初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都不是学文学的,并且在成名之后也还在教育界兼职,但他们最终都成了文学方面的大师,这不就是很好的例子么?

秦始皇巩固统一的措施

秦王政兼并了六国,结束了战国割据的局面,统一了中国。他觉得自己的功绩比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还要大,不能再用“王”的称号,应该用一个更加尊贵的称号才配得上他的功绩,就决定采用了“皇帝”的称号。他是中国第一个皇帝,就自称是始皇帝。他还规定:子孙接替他皇位的按照次序排列,第二代叫二世皇帝,第三代叫三世皇帝,这样一代一代传下去,一直传到千世万世。全国统一了,该怎样来治理这样大的国家呢?在一次朝会上,丞相王绾(wān)等对秦始皇说:“现在诸侯刚刚消灭,特别是燕、楚、齐三国离咸阳很远,不在那里封几个王不行,请皇上把几位皇子封到那里去。”秦始皇要大臣议论一下,许多大臣都赞成王绾的意见,只有李斯反对。他说:“周武王建立周朝的时候,封了不少诸侯。到后来,像冤家一样互相残杀,周天子也没法禁止。可见分封的办法不好,不如在全国设立郡县。”李斯的意见正合秦始皇的心意。他决定废除分封的办法,改用郡县制,把全国分为三十六个郡,郡下面再分县。郡的长官都由朝廷直接任命。国家的政事,不论大小,都由皇帝决定。据说秦始皇每天看下面送来的奏章,要看一百二十一斤(那时的奏章都是刻在竹简上的),不看完不休息。可见他的权力是多么集中了。在秦始皇统一中原之前,列国向来是没有统一的制度的,就拿交通来说,各地的车辆大小就不一样,因此车道也有宽有窄。国家统一了,车辆要在不同的车道上行走,多不方便。从那时候起,规定车辆上两个轮子的距离一律改为六尺,使车轮的轨道相同。这样,全国各地车辆往来就方便了。这叫做“车同轨”。在秦始皇统一中原之前,列国的文字也很不统一。就是一样的文字,也有好几种写法。从那时候起,采用了比较方便的书法,规定了统一的文字。这样,各地的文化交流也方便多了。这叫做“书同文”。各地交通便利,商业也发达起来,但是原来列国的尺寸、升斗、斤两的标准全不一样。从那时候起,又规定了全国用统一的度、量、衡制。这样,各地的买卖交换也没有困难了。秦始皇正在从事国内的改革,没想到北方的匈奴打了进来。匈奴本来是我国北部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战国后期,匈奴贵族趁北方的燕国、赵国衰落,一步步向南侵犯,把黄河河套一带大片土地夺了过去。秦始皇统一中原以后,就派大将蒙恬(tián)带领三十万大军去抵抗,把河套一带地区都收了回来,设置了四十四个县。为了防御匈奴的侵犯,秦始皇又征用民力,把原来燕、赵、秦三国北方的城墙连接起来,又新筑了不少城墙。这样从西面的临洮(今甘肃岷县)到东面的辽东(今辽宁辽阳西北),连成一条万里长城。这座举世闻名的古建筑,一直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古老悠久文明的象征。后来,秦始皇又派出大军五十万人,平定南方,添设了

三个郡;第二年,蒙恬打败了匈奴,又添了一个郡。这样,全国总共有四十个郡。

──摘自白话《史记》

焚书坑儒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因为开辟了国土,在咸阳宫里举行了一个庆祝宴会,许多大臣都赞颂秦始皇统一国家的功绩。博士淳于越却重新提出分封制度不能废除,他认为不按照古代的规矩办事是行不通的。这时候,李斯已经做了丞相。秦始皇要听听他的意见。李斯说:“现在天下已经安定,法令统一。但是有一批读书人不学现在,却去学古代,对国家大事乱发议论,在百姓中制造混乱。如果不加禁止,会影响朝廷的威信。”秦始皇采用了李斯的主张,立刻下了一道命令:除了医药、种树等书籍以外,凡是有私藏《诗》、《书》、百家言论的书籍,一概交出来烧掉;谁要是再私下谈论这类书,办死罪;谁要是拿古代的制度来批评现在,满门抄斩。第二年,有两个方士(一种用求神仙、炼仙丹骗钱的人)叫做卢生、侯生,在背后议论秦始皇的不是。秦始皇得知这个情况,派人去抓他们,他们早已逃跑了。秦始皇大为恼火,再一查,又发现咸阳有一些儒生也一起议论过他。秦始皇把那些儒生抓来审问。儒生经不起拷打,又东拉西扯地供出一大批人来。秦始皇下令,把那些犯禁严重的四百六十多个儒生都埋了,其余犯禁的就流放到边境去。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焚书坑儒”事件。秦始皇正在火头上,大臣们谁也不敢劝他。他的大儿子扶苏认为这样处置儒生太严厉,劝谏他不要这样做。这一来,触怒了秦始皇,命令扶苏离开咸阳,

到北方去和蒙恬一起守边疆。

2.算一算:模拟战国时期不同货币间的兑换

教师:(投影展示)假如1个圆形钱换3个铲币,4个铲币换5个刀币,2个刀币换1个蚁鼻钱。问题:(1)1个圆形钱能换多少蚁鼻钱?(2)1个蚁鼻钱能换多少铲币呢?

学生:(1)1个圆形钱能换15/8个蚁鼻钱。(2)略。

3.穿越时空隧道:假如我是秦国的一个商人,货币的不统一可能会带来哪些不便?

学生甲:货币不统一,人们生活不方便,如购物、旅游、住宿、吃饭,到一个地方要换不同

的货币,又没有统一的标准,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

学生乙: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大量的货币换算很繁琐。度量衡的不一致,经商往往容易亏本,加剧了商人的经营风险,从而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

学生丙:不利于国家税收的征收,影响国家财政收入,挫伤生产者的积极性。

学生丁:不利于国家的统一等。

4.想一想:作为秦始皇应该怎样解决货币不统一带来的不便呢?

学生:我想作为秦始皇应该统一六国的货币。如果人们使用同一种货币就不会有繁琐的货币

换算问题了,也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现在欧洲人就统一使用欧元。

(2)张传玺主编:《简明中国古代史》的记述

统一货币 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下令废除六国旧货币,制定新的统一的货币。新币分为二等,黄金为上币,以镒(重二十四两)为名;铜钱为下币,文曰“半两,重如其文。”1旧币的废除,新币的实行和货币的统一,消除了过去由于币制复杂而造成商业交换中的困难,促进了商业的发展。铜钱的价值单一,交换方便;圆形中孔,规格一致;个体轻巧,便于携带,是一种进步的币制形式。自秦朝至于清朝末年,此种币制形式一直被采用。

统一度量衡 秦始皇下令废除六国旧度量衡,以原秦国的度量衡制为基础,向全国颁行新的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及标准器。当时所下诏书文曰:“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壹之。”2在历代发现的为数众多的秦权和量器上,都带有这一诏书的全文。这说明了秦始皇对于统一度量衡一举是很重视的。

统一车轨 秦始皇还在全国范围统一车轨,大车的两轮之间,皆宽六尺,史称“车同轨”。这样,便于在大路上运行。这一措施对发展交通运输业起了促进的作用。

统一文字 华夏文化的文字,本来是同源的,在商和西周的八百余年间,有很大的发展。可是至春秋和战国时期,由于长期分裂割据,诸侯各自为政,独立发展,这就影响到文字的发展。所以秦统一之后,在全国范围面临的情况是:“言语异声,文字异形。”3这样的情况不仅严重妨碍各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还是一种严重的易于导致分裂割据的因素。秦始皇有鉴于此,命李斯主持进行文字改革工作。办法是以原秦国的字体为基础,参照六国的文字,制定字形固定、笔画简省、书写比较方便的“小篆”(也叫做“秦篆”),作为规范化文字,推行于全国,从此统一了文字。

狱吏程邈(miǎo秒)又根据民间已行用的新字体,造隶书,字体方正,笔画更简省,也更便于书写。到西汉初年,隶书已成为通行的字体。

秦始皇和李斯改革并统一文字,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对祖国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的发展,也发生了极好的影响。

秦始皇为了巩固新建立的封建国家,对六国旧贵族和政治上的反对派,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政策

论焚书坑儒与教育

论焚书坑儒与教育

摘要: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为了便于国家的统治,秦始皇推行法家的治国思想,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引发了焚书坑儒。焚书坑儒是中国思想文化上的劫难,是政治斗争的惨剧,对文化教育事业造成极大摧残。本文着重阐述焚书坑儒产生的背景、原因、给后世教育带来的影响,及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关键词:焚书坑儒;背景;原因;后世教育;启示

春秋战国时期,各种思想流派形成,出现了“九流十家”。各家学派各抒己见,相互抨击,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推动了学术思想的繁荣昌盛,迎来了我国古代学术发展的黄金时代,为教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教育史上,这一时期是私学发展的鼎盛时期,然而到了秦朝,秦采取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教育政策,严禁私学,忽视学校教育的作用,爆发焚书坑儒事件。

一焚书坑儒产生的背景

(一)思想文化方面

正如许慎《说文解字》中说:“当时田畴异亩,东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统一后,“书同文,车同轨”,不仅在经济、文字、政治上进行控制,而且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需要,又在文化教育思想领域进行独裁统治,采取禁私学政策。

(二)统治集团内部思想方面

秦始皇采取李斯的建议,实行便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但统治集团内部对分封制和郡县制产生意见分歧,思想上没有达到统一。

二焚书坑儒产生的原因

(一)知识分子与当时实行的法家思想格格不入

秦始皇并不是开始就在文化思想教育领域采取残酷的手段,他曾派人搜集大量的宫廷、民间的古典文献,并征聘70多位老学者,授博士之官,还召集2000余人的学生,置于博士之下命之曰诸生,目的是利用他们对古典文化进行整理分类,以政府的力量禁止不利于封建专制政权的书,推广那些对秦政权有利的书籍,诚如秦始皇所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天下”。由此秦始皇对这些博士、诸生待遇优厚。

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像秦始皇想像那样,这些博士、诸生是旧时代的学者,他们认为复古周礼的儒家思想都是好的,所以,他们不但对加强专制统治思想没有帮助,反而对秦始皇的行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秦始皇是个瞧不起儒家,推崇法家思想的人,他十分推崇韩非的主张:“明主之国,无门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认为这是富国强兵,超过三皇五帝的唯一妙招,所以他对博士、诸生的表现心有不满。

(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当权者倾向于焚书一方。

在秦始皇三十四年,一次宴会上仆射周青臣把设立郡县制作为秦始皇的功德之一加以歌颂,而此却遭到博士淳于越的非议,他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于是,秦始皇便让大臣们就此事展开讨论,丞相李斯坚持己见,主张郡县制,此时他已感到统治内部思想观点的不一致,是加强中央集权、推行郡县制的障碍,因此李斯语皆道古而害今,饰虚言以乱实。在批驳淳于越的同时,将矛头指向传播各种学术思想的私学,他指出:“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同时提出焚书主张,并得到秦始皇的赞成,即除秦国的典籍、农书、医书及神问卜卦之书外,其他藏书全部烧毁。就这样到处点燃了焚书之火,秦以前的很多古文典籍化为灰烬,而儒家学者成为主要打击对象。

(三)方士求药未得,造谣言迁怒秦始皇。

焚书后的第二年发生坑儒。秦始皇虽然曾持战杀场,统领大军,歼灭六国,但是他迷信神仙,面对死亡也有那种恐惧、怯弱的心理。他在“六王毕,四海一”后,派人寻求长生不老药。其中有方士侯生、卢生,因长期求药未得,在逃跑之际又聚众散步对秦始皇大为不敬的言论。当然,对于威严残暴的秦始皇来说,

这是一种耻辱,对此很是恼火,于是下令严加查究,士人们相互告发,共惩处活埋诸生460余人,且其中有一大批是儒家知识分子。

三焚书坑儒对后世教育方面的影响

(一)对秦以后历代当权者为巩固统治而推行的主流思想的影响

秦始皇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对百姓进行文化教育思想专制统治,焚书坑儒,推崇法家思想。于是秦以后历代当权者都注重对人民进行思想控制。

汉朝,经历了初期的无为而治以后,在汉武帝时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魏晋南北朝时,佛家思想开始广泛传播,但儒学作为官方思想还是占据主流地位;隋唐时,佛、道、儒三教并行,但儒家思想受到一定冲击;五代、两宋时期,理学开始兴盛,儒家地位抬升;明清时期,心学得到发展,科举考试只论八股,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登堂入室,儒学地位达到极点;在上世纪初期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一批先进中国知识分子批判儒家思想,对其进行全盘否定,使教育方面受到重大考验。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大革命时推行“反资”思想,而改革开放后,我们更注重解放思想,倡导以人为本,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促进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二)对学校教育方面的影响

1.焚书坑儒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一次浩劫,是对学校教育作用认识不足的表现,实际上就是取消了学校教育制度,几乎使学校教育遭到废弃。这是一次教育倒退。

这次事件使秦以前积累的一些办学经验及理论流传缺失,给后世教育办学带来很大困难,有些方面要从零开始重新摸索、探究,造成教育

事业发展分裂,如诗歌教育在此阶段处于停滞不前地位。直到西汉王朝建立后,文化教育方得到逐渐发展,私学再次兴起。

2.焚书坑儒使得古代一些古典文献面目全非,遗失损坏甚多,几乎中断文化传承。乃到汉代时出现大量的书,一种书籍往往有多种版本,使人们无所适从,造成学术思想上的混乱局面。这也使人们对秦朝以前各国的发展状况失去中介,认识模糊,给考古研究带来很大损失。

四焚书坑儒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就我国教育史而言,对书籍和读书人的迫害时有发生。类似焚书坑儒这样的举动绝非第一次,也不一定是最大的一次,如明朝的八股文,清代的文字狱及近代史上的文化大革命它们都对中国学校教育事业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当然它们的产生绝不是偶然,而是由一定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决定的。

这就不得不让我们对现代教育进行深思,我国现代教育事业正处于改革中,为了不在改革中对教育产生负面影响,这就要求倡导者、领导者要理清头脑,根据教育需要,实事求是的进行变革,谨记前车之鉴,要在科学指导的方针基础上不断调整,灵活变动,以适应社会需要;而且要大力发展好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满足人民精神生活需求;“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对各种教育学术兼容并收,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并培养全面发展型的创新人才;同时也要保护流传千古的传统文化,发掘以前古代学校教育中的精华之作,推陈出新,汲取营养,取舍得当。以此让中华民族长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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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修改时间:2012年5月12日(星期六) 中午12: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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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秦始皇焚书坑儒

论秦始皇焚书坑儒

近段时间,我国考古界又取得一重大发现,一座东汉大幕在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被发掘,现已被确认为曹操高陵。这一重大的考古发现,终于结束了长期以来豫冀关于曹操高陵落于属处的争夺。但它也把历史上的多个争论热点再次的带进我们的生活,提到历史争议这一话题,我们就不得不提及到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给中国历史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封建专制帝王,他的功绩往往与他的残暴联系在一起,是集“雄主”与“暴君”于一身的较为复杂的历史人物,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对秦始皇的评价长期存在着毁誉不一的争论。

作为20世纪前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章太炎在所著《秦政记》一文中充分肯定了秦始皇的历史功绩,颂扬秦始皇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他指出:“秦皇微点,独在起阿房,及以童男女三千人资徐福,诸巫食言,乃坑术士。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过错。他称颂秦始皇完全可以同三皇五帝媲美,“借令秦皇长世,易代以后,扶苏嗣之,虽四三皇、六五帝,曾不足比隆也。”认为假使秦始皇长寿,死后继位的又是扶苏而不是胡亥的话,那么始皇的功劳即使把他提到三皇五帝之列,变为四皇六帝,也还不足以比拟他的崇高。

章太炎在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历史作用的同时,还从“守法”、“平政”、“好文” 三个方面剖析了他取得成功的原因。但这并不是说秦始皇就没有暴虐的行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好文”又为何“焚书坑儒”?!这是始皇最让后人痛恨的。对此,史学家们至今仍有较大的争论。下面就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问题,集大家之所言对其做进一步的论述!

关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学术界围绕秦始皇的研究和评价问题,曾有过三次比较集中的讨论。尤以第二次和第三次较为激烈。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在郭沫若的倡议下,使为秦始皇翻案也成为当时史学界翻案风的一部分。何兹全、杨宽等纷纷撰文响应郭沫若的观点,充分肯定秦始皇的重大历史贡献。杨宽说:“从秦始皇一生的历史来看,前半段是功大于过,后半段是过大于功。结合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秦始皇还是功多于过。”至于“焚书坑儒”,何兹全指出“焚书”是两种思想斗争的结果,是当时进步思想与反动思想的斗争;“坑儒”是焚书事件的继续,都是有进步意义的。但史苏苑认为“焚书坑儒”,虽然当时有着迫切的必要性但其使用的手段是毒辣的,后果是严重的,不良影响是久远的,结果也促成了秦朝的速亡,故其认同秦始皇是“暴君”的帽子是人民给的,并不使他“受委屈”。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由于“文革”期间各方面也较为混乱,此次讨论达到了更为激烈。据有关学者表示,本次的结果,使史学界至今在此问题上产生了四类观点:

一、基本肯定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林甘泉认为,秦始皇为巩固政权,实行焚书坑儒,有进步意义。

二、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既有肯定的一面,又有否定的一面。翦伯赞在其遗作中指出:“秦始皇用焚书坑儒的粗暴方法对待文化思想问题,这样做是应该收到谴责的,但是这件事的发生,并不是秦始皇个人的偶然冲动,而是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是新兴地主阶级反对残余的旧封建贵族的政治的斗争在文化思想上的反映。有学者强调说“焚书的出发点是对的,而落脚点却大谬。”

焚书的直接结果是把秦始皇的极权推向了更高峰,同时社会危机已明显显露出来。焚书从根本上窒息了人们的思想,堵塞了对事物进行探讨之路,扼杀了文化的发展。坑儒则是秦始皇以‘反复古’为名走向极端的文化专制的表现。

三、彻底否定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吴炜华、孙培青认为,秦始皇焚书从出发点到立脚点,彻头彻尾都是野蛮的、反动的,极恶劣的开了中国文化专制的先河。

四、对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既没有必要痛骂,也没有必要称颂。金立人指出,秦始皇所焚之书,所坑之儒,与当时秦民的关系不大,只是统治阶级内部分封 与集权之争,痛骂固然不必,称颂更没根据。

以上秦始皇研究的分歧,也是史学家们激烈争论的焦点,究竟如何从整体上,全面的,系统的来把握对秦始皇的评价,给后人留下一个怎样的秦始皇形象,还有待于我们的史学家们及历史爱好者们认真的、负责任的作进一步的更深层次的研究论证

秦始皇焚书坑儒

秦始皇焚书坑儒,焚的都是什么书?

(1)史书除《秦纪》以外,六国史书一律烧掉;

(2)《诗》、《书》、百家语除博士官收藏的以外,其他人藏书都集中到郡,由郡守、尉监督烧掉;

(3)医药、卜筮、种树等书不在禁列;

“四书五经”是指哪四书哪五经?

四书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

五经指:《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共分风(160篇)、雅(105篇)、颂(40篇)三大部分。它们都得名于音乐。“风”的意义就是声调。古人所谓《秦风》、《魏风》、《郑风》,就如现在我们说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雅”是正的意思。周代人把正声叫做雅乐,犹如清代人把昆腔叫做雅部,带有一种尊崇的意味。大雅小雅可能是根据年代先后而分的。“颂”是用于宗庙祭的乐歌。

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 (苏轼,苏洵,苏辙三人称为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曾拜欧阳修为师)。(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是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三苏等五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将古代散文史的水面搅了个天翻地覆,使得散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

为什么最热的地方不在赤道?

气温高低不仅仅和纬度有关,还和湿度,海拔,洋流,气压等有关系。

很多人总认为地球上最热的地方是在赤道,因为赤道地区太阳一年到头高高地挂在天空,直射在地面,肯定气温最高。

其实,最热的地方不在赤道。查看一下世界气象的记录,在亚洲、非洲、澳洲和南北美洲一些远离赤道的大沙漠,白天的气温竟比赤道热得多!赤道上的最高温度达55℃哩!我国的戈壁沙漠,白天最高温度也达45℃。

赤道地区获得太阳的光热最多,却不是最热的地方,而一些沙漠远离赤道,为什么夏季反而比赤道热呢?

原来,赤道地区大多数都为海洋所占据。广阔的赤道洋面,能把太阳的热量传向海洋深处,海水的热容量大,水温升高比陆地慢,海水蒸发要耗去大量的热量,因此,赤道地区的温度不会急剧上升。

而在大沙漠里,情况就不同了,那里植物很少,水也难见到,光秃秃的一片沙地,热容量小,所以升温快,沙地传热慢,热量很难向下传达,再加上又缺乏水的蒸发耗散作用,所以,在太阳的照射下,沙漠里的温度就上升得非常快,而成为地球上最热的地方了。 南极冷还是北极冷?

南极周围是海洋,北极周围是大陆

陆地的温度容易增高,也容易下降

水不易增高,也不易下降

这样看来似乎是南极比较冷,或着是说南极的温度比较稳。

南极的中心点最低是零下六十度,北极是零下三十至四十度

=南极比较冷

最后北极的风不强,比较少有暴风雪,所以人还能忍受寒冷南极则经常吹袭强风,有时还会吹夹着杂冰的暴风雪。

总结: 南极比北极冷.

焚书坑儒被误读

  当年焚书,针对的是两类书:一、史书,除了秦国史之外,全烧;二、诗书百家语,不仅烧,而且今后不许人提及。谈及历史,就是以古非今,要灭族;谈起诗书百家语,则不仅要被杀掉,而且要被弃之于市。所以,读书人即使没有被坑杀,肯定也不能靠自己的知识过活了。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是学点技术,比如医药、卜筮、种树;再就是学法律,还只能放下架子,跟着官吏学,进而成为预备官吏。
  当然,对于儒家经典,儒生是可以背诵的,即使文字版被烧掉,凭着记忆,他们也可以写出来。但春秋以来流传下来的各种书籍,在没有印刷术之前,每每有各种各样的抄本,人们也不大可能把它们都背诵记熟。而且竹简形式的书籍,想要收藏本就不易,何况秦朝还拥有一直延伸到乡一级的政府,有如狼似虎的官吏,只要政府一声令下,这些书肯定大部分就给毁了。因此即使有后世的回忆,有隐藏,也不可能恢复旧貌。
  烧书,杀人,都是为了毁掉民间近五百年私学的传统,进而毁掉春秋以来的文化,仅仅在法令学习的意义上,恢复过去的王官之学的面目。从此而后,只有官府才有书,书只有法律书。这样的社会当然特别没劲儿,不仅对先秦之世是一种大反动,就是对于秦自己之前的社会也是倒退――连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也不能读了。当然,在暴政的高压之下,这样的日子也是能过的,因为,坐牢受刑的担忧,已经压过了日子本身的枯燥。焚书坑儒的真相

焚书坑儒真的相不:把要所的标有签都贴到皇始上

身心提核:两示多千年以来,家对秦史始“皇书坑儒”焚谴责之的不声。断书坑焚作为秦儒始皇的大暴一政乎似成铁已。对案于这所谓桩的案铁笔者,为尚以辨别有明章必的要而;别章辨的明的,目不于在案翻,在于求真务只,实因求为真实是务史安身立学的命基础。

两多千年来以史,家对秦始皇焚书“坑”的儒责谴声之不断焚。书儒坑作秦始皇的一为大暴似政乎已成案铁。行现的国中史教科历,书无是论学中,还的大学是,都会讲到焚书的儒坑。像人教民出育版编社的著义教育务课标准程验教科实《中国书史》七历级上册第10年课“王扫秦六合,”:“说为了加思想控制,秦强皇 始接李受斯的建议发,焚书布,规定除令政府外,间民只留准有关医药下、占卜和植的种书其,他书都烧掉;以后再要有论谈儒家书诗的都判要死处。他又刑把暗中批评 的他批一儒,生咸阳在埋。这就是历史上活‘焚的书儒坑’”。等高教育版出出版的社师范等高专科校历史专学业系教列《材国中古代》史第四章一第“节朝秦 的立和建展”发说:,“书坑儒焚,当在时刚建立起来对的一国家统政权巩的固到一定起作的用,手但段是酷的残后果、恶是劣,的不堵仅了言塞,箝制了思路想而,且 量先秦文史典大籍焚烧,被给国中古代文的化发造展了成无法补的损弥失”

对于这桩谓所的铁案,笔以为者尚辨有章别明必要;而的辨章别的目明的,在于翻案,不在于求真务实只,因求真为务是实史学身安立的基命。础

说焚“”,此事确书。关于有秦皇焚始的书龙去脉,来史记《·始秦本纪》讲述得清皇楚楚清。

怎看么待这文场浩化呢劫?

代者普遍认学为,秦皇始“礼义弃,刑任”(伍法语)。被们的他念对后世影响观大极至。不少今述著讲到秦皇焚书始都达表其目的在了灭绝儒学于,用专法的刑思想。其,这实种点很值得商榷。观

国战前期儒、,两法的家政治张势如冰炭,主两相不容。儒家治着眼政管于理人“,”主通过“张义仁诱导的途”,塑径至造至美的理想人 格,善从而现实家的自政治想理法。家治着政于眼完“善物”即,富国兵,强张主通过刑“法强”制的途,规范社会径从,而到达自的家政目的治。而,诸然百家在子长期辩难争 中鸣,互相取补长,短收借鉴,到吸战国期出后现术融合学趋势的。学融合是政治统术在意识一形态领里域的反映

。第一个

负肩学术起融使命合是的三次任担稷下宫学酒的儒祭家巨荀况。学术界公认荀子的子学

说兼采诸子了精的。华沫若郭生先称荀

子开了儒创 为“学家百汇”的先总。特河要指别的出,荀子纳“是法入“儒””,“儒”统以“法”提出德,刑辅,主法礼用并的会政社主张治是,建为新设封建统治秩序服 兴务。的

子荀曾秦应范睢的相邀访秦请秦。昭王见会荀子问,儒家:竟对究家国有益处?荀无子常肯定非地回答:“儒法者王先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 上者也其。人用之主,执在则本而宜;不朝,则用编百退而姓,必为下顺矣悫”又说:“儒者。本朝在则美,政下位则美在。俗听完”荀的子回答,昭秦称 王善“”这。儒家思想是秦在的首国正面宣次传,并且取了秦得国高统最者的好治感。子还向荀睢指出范秦“国儒”无的问题这。肯会定起秦国引治统集的团深思 刻考。

第个肩负二学起融术合命使的是不吕。韦原他本是卫国大商人吕不韦。囤积把奇的居业商策用于略治,政资助沦为子的质人异上当秦庄王,而他襄己自则为成秦丞相。国不韦是吕干事业大人的。一生他过干好件几大事,纂编《氏吕秋》春就其是之一中。

《记史吕·韦不》传记:载魏“有陵信君,有楚申君春赵,平有原君齐有孟,君尝皆下士,,宾嘉客以,倾相。吕韦以不之秦,羞强如不,亦招 致,士厚之遇,食至客三千。人……吕不韦乃其使客人著所人,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万余言;为以备天万地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 秋春》”。

马司迁认为,吕不韦编《纂氏春秋》吕是与名著战的国四公子比攀,是这表被面象所蒙现的浮浅之见蔽。作政治家的吕为韦不他能,够突学破 术别门派户的限,制预见到在统一势即将来趋的临同时,清醒地看又到单任独用先秦子任何诸家的一想为思指导都不能,建立一起个幅员阔辽的一大帝国,统必博须 采长,重众新合诸整百子家。吕氏《秋》春纂的意编是图为现实国秦一天统下的政治愿望奠定学根术。基个这图在意吕《春氏秋孟·纪·用夏众》中露透很得清:楚“故 善者学假人之,以长其补。故短假人者有天遂下……天下无粹白。之狐而,粹白之裘,有之众取白。夫取于众,此也皇三帝之五以所大立名也。”功

汉书《艺文志》将《吕氏春秋·归为“》杂家”,是只这看它综合到诸子家的百面一,没而到看以儒家为它主另一面的。《库四书全总目要》 说提:“书是较诸之子言为醇独,正抵大儒为以主而参,道以、墨家家,故引六籍之文与孔多、子子曾之言”。特需要指别的是出正,郭像若在沫十批《书判》中所说的 ,吕氏《春》“关秋

于政治理的论统大体上是系因袭家”儒

。战

后国,这两期肩负位术学融合使命

人物的,独无偶有都,跟国发生秦直接系;他们会对联国秦治产政生什影么响呢?

众所知周,自秦孝公任用商变法开始鞅,国秦尊法独,家造荀子成所的“无儒”局谓面“。儒”包括两无方的面思意一,是秦国没指有家儒人物再是,家思想儒在秦国治生政中没活地位有而。种这无“”儒面局在秦昭以王却发生后改变。了

这种

改变我们可,以举几出件史加实以说明。

第一件秦是国博士制的度立建。秦博国士制是度效战仿国期东时鲁、宋、方、韩魏国等的士制度而博建立。所的同不的是东方诸国,博士的制 度来自贤尊传统,博士与国王的关系如师犹,友而秦的博士国度制自来治需要政,已纳经入僚官统系博士与,王的国系关纯粹是君臣。据《的汉·百官公书表》记 卿:载博秦是士奉的常属,秩比六官石,员百多额数十至。人史记载秦博书的执掌士三:一有“通古今是”(《书汉·百官公表》卿;)是“教子二”弟《续( 志汉》或“典职教)(《”堂北书》六钞七引《十书》郭璞晋语);是三辨“否然”(艺《类聚文引应》《汉官劭仪)》或“问对”承(《续汉》志。这三项职掌,)归结 到一,点就是博士要们将掌的历握史识知特,别历代是统经验贡治献来,出现为政治服实。秦博务可士以政参政,议史《记讲》帝述号之、立议诸子为王议、之刻石 秦德之颂、封禅议之议都,博士有参与其间数十名。士成博不分,儒一占家数多也有的,是不家儒,卢像是方士、敖黄是疵名家还有,占“梦士”博头的,可衔能属阴阳 家。

国博制度士建于何时?立史籍没有载记但,以可肯定说建立它秦昭王会于见子之后荀。有关秦博士最早记载的,于《说苑见》卷四十《至 》公:秦始皇帝“吞天既下,乃召臣而群议曰:古‘者帝禅贤五三,王继世,是孰将?为。之博’七士人十对。”未这是始秦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后的事。之考虑到 何一任种制的建立度都不一是一朝所能夕成完,在秦昭会见王子之荀后,到秦兼并六国之前这段,间时里,极可有是能吕韦不拜相以后,徕招下贤天士,为给他们了 定一地的和待遇,所以建位立博士起度制招徕。贤的士儒,生居多,变了秦改国“无”的局面。儒也可以这,说秦统国者最治接终受了荀的批子评。

第件二是昭以后秦王治者统治不国再专法用,表现出儒家并法的用倾。云向秦简梦我们给供提了这方面信。息梦秦云《为吏之道简强》修调身正行 ,说“以:为此人则鬼君读(怀,为

和柔的意思),为人则臣忠为人父;茲(慈),则为子人则孝……鬼君臣忠父,(慈茲)子孝,政本h之也)(。”怀臣

忠君,父慈孝子是,儒家提的倡伦道德,被秦统理治奉为者政施的则原云梦秦简《。诊封式》载记样一这案例:个父控告亲子儿孝,请求不官将其断足流放府,官核 实、照府办。儒的家孝“”,受到道秦国法的律维护已经,纳入国法律秦统系,为教成化、规社范会的具工。

三第是封孔件鮒为文通“”君孔。是孔子鮒的八世孙孔鮒该。六通艺,秦皇始时,召为鲁国文通君“”。秦统者治通过封爵表,了对儒达家思想尊的,崇实上是肯定质儒思家想在理治国上家价的。值

之,昭王时总,期荀子邀访秦。昭应王后,以别特是政上嬴台并兼下天前,后统治者采取儒秦并用、刚法相济的柔策,希政望得长到治安久。

而,儒生人然格流不一品荀,子就说“有俗儒:者,雅有者,儒大儒有者。(《”荀·子儒篇效)何谓“》俗”?儒荀说子:逢衣浅“,带结 其果,略冠先王法而足乱世术;谬学,杂不知法后王而一度制不知,礼义而隆杀诗》《、《书》;其衣行冠为同已世俗矣。”于思说,穿意蓬着肥大松衣服的,阔的宽腰带束得 很浅,着高戴高帽的,只子知道单地效法古代圣简君明,主这能只乱当扰今社会,胡学习乱一堆荒的东谬,西懂得不效后法贤明君代主想统却一制度,不明白要把 礼义置最于高地位降低,了《诗》《、书的》用作,他的们衣行冠为已与经世之俗没人有什不同么,就这俗儒。何是“雅谓”儒荀?说:子“后法,王制一度, 隆义礼而杀诗《》《书、》其言行;已大有法,矣而然不明齐法教之所能不及闻见之所未,,至知则能不也;类之曰知之知不,曰知知不,内不自以,外诬自 以不,欺是以贤尊畏法不敢而傲怠是雅儒;。也”意思,效法后代是贤明主君统一制,,推度礼崇但义低《贬》、《书诗的作》用他;言的行已符合经法大,而的智他 却不慧能决法解制教涉令及到不的题问,对自于己有听没过见过的事情他的,慧也智不触类旁能通但,是他能做,到道知的西就东知道说,不道知东西就说的知 道,对内不不自,对欺外欺人不,并按且这照观念种尊来贤人重畏服法令,不,懈怠敢傲;这骄就是儒。雅何谓“大”?儒子荀说“法:先王,统礼义一制度,,浅 持以,博古持以,今以持万;苟一义之类也,虽在仁鸟之中兽若,白黑,倚别物怪变所,尝闻也未所未尝,见也,卒然一起方则,统举而应之类,无儗作所,张而法 度,则晻然之若符合;是大节儒者。

也”意是思效法,古圣代君主明,括总义礼统一,制度用浅,易懂的显理道把握广去的知识博根据,古经验代把握今的现形,势 从事一一物的个来认识性事万物的万共

性只要合乎仁;义事的情,怕它混杂在哪兽群鸟,也能中像识别黑白样把它一轻易举地分辨而出;来怪奇事物的诡,异的变化,虽 从然没来有说过,听来从没有见看过它,然发生突某在地方一也,举能起纲来应纪对,且不而会疑,迟不惭会愧用法,衡量度一,犹如符切一样节吻;这就是大合 。儒

不,秦过始皇任用所的儒生俗儒多,,雅儒,大少儒一也个有。没《记史·禅封书记》,载秦皇始登帝上位第的年,三巡东在驺,峄举行祭祀山典 ,来礼颂秦歌的功朝。业于是征齐鲁地集的儒生区博士七人来到十山脚下。泰这群儒生有中人议说论:代封禅使古的车子要用蒲草裹上车用,因轮害怕为伤压山上的 草土木;地石面还打扫要干,净再枯草和用麦稭做垫为,然后祭祀席说这,是易容遵的循。始皇秦到这听番议论,为怪认,难以异采施纳,从用讨厌儒此生这。可 以是说始秦皇下焚令的前书兆

。上面所

,是述秦皇下焚始令书的背大景了解。了这大背个景再,看始皇的焚秦,书就难不现发目的确其不在实灭儒绝学而在,禁私学止。

焚议的李斯,书是学大儒师子荀门的。他生会不不得懂儒的价值学非,要绝灭儒不学可他的建。议中几句至有关要的重:话臣“请史官《非秦》皆烧之。非博纪士所职官,天苟有下藏诗》、《《书及》家语者,百诣守、悉尉杂烧。…之…令三下十不日烧,黥城旦为。…所不去…者,药、卜医、筮树之种书。 这就”是说禁,是针令群臣和对姓百达的,而皇下官府的藏室书在此不列而且,士博官由于责职关系允许收藏是《诗》《、》和百家语书。的外另作为,儒家 六之经一的《》,属易于卜类筮书,本根不焚毁在列之。决焚书定的始皇,在秦兼天并下程中过儒,并法用,赢胜利,他对得儒的价值学肯有定认所识。秦始皇没有糊 涂到连室皇官府的藏书一都齐毁焚的地步所。以,尽管代焚秦规模巨大,但书是在室官府所保存皇的秦先典基本籍受未。损

关于个结这,有史实论以证可明《。记史乐·》记书载秦二:世湎沉靡之音靡李斯进谏:“放,《弃》诗、《书》,极声色意祖伊所以惧也,; 积轻细,恣心长夜过,所以亡纣也”。意是思说,《》诗《、书》皇帝是必修课的不学,《习》、《书》,诗而湎声沉色会使,权沦丧。由政可此,皇室内证藏府 《诗有、《》》。书史记《张丞相·》记传载张苍“秦:

时为御,史主柱方书下。罪,亡有归”。来后他跟随,刘邦因,功封为被平侯北。张曾苍拜子为师荀学习 《,氏左春秋》。惠汉帝年(四元前公19年1,)废除书挟。律北平侯苍率先献张春《左秋传》。氏该

卷帙繁重,应书秦是官代旧府,藏苍张用职务利之便,官从府盗 出这是。官藏书府不在毁之列的焚证。《史例·儒记传林记》载: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秦…时书焚伏,壁生藏,其之兵大后起,流。伏生亡求其书 ,数十篇,亡得独十九二,篇以即于教齐之鲁。间者学是由能言颇《尚》书。”见可秦博官是允许收士《诗藏》、《》书的。这样来,除看各史记国独周室藏逃 难秦火之,外朝内秦府官方保留着一相套当整完的秦先籍。而典这相当套完整的秦先典籍因又羽入关项,火烧宫秦最,化为终烬灰。

或许有人说:尽秦管皇在皇始官室府保存有相当完里整的《诗》《、书》可,是焚书规令定“敢有语偶诗《》《、》书弃市者。…若…欲学有法,令吏为师以”。这样只像准习传法令,不传准《习诗》《、书》久而,久之,儒必学灭然绝。

其实

,种看这是法被史记》《流版本行误所导刘宋裴。駰史记《集》解在“若有欲学令法下”引“徐面广:‘一无曰令二字法。”有’“法无 ”二字,令至重要。有关法令”“二,字自然是只准习法传令而无“法;令二”字即允,传许诸习子百,家是要“只吏为以”,师这实质是上禁止学私,让官复学辟 。人研前读斯的李议,建只意到注文有上“则学习法士令禁辟,”便以有“法令为”二为字是却,略忽际。实实以际之,当以无“考法”令二字为是秦始皇。焚 之后书没,废有除士博制度典,职或教子弟教是博的士掌。职儒家孙叔在通秦始皇秦、世二,时是都待博士诏,归汉后,子从弟者百人余正如秦。史专马家百非《在 秦史·集育志》中教说:“若所有欲,学吏以师。”为“盖指博吏而士。博言乃士政府命官之故,谓吏之。”

始秦皇三四十焚年书,十七年三巡,在南会立刻石,稽铭中说:“文省饰义宣,子有而,嫁死不贞倍。防内外,隔止淫禁泆,女男诚洁。夫寄为豭,杀 之无罪,秉义男程妻为。嫁逃子,得母不咸,廉清。大治化濯,俗天承风,下被蒙休经”这段文字。全儒家是贞伦常的节说。教撰文和书者者写,是都丞李相斯。 见可,论是无始秦皇还是李斯,,在焚之后,书仍运旧用家儒想教化思下天整饬,俗。风

斯李是眼有、有才光的华治家政他清。地认识醒到“六国弱”皆,唯秦具独“备诸侯,灭帝业”成条件的,遂西说“

秦王。他”统论,一反 客逐,制远订近交、各攻个破击的策,略佐辅嬴政成完一统业;他驳大封建行,县郡,倡统一导的治主政,张响影后世千年两。但,是斯未能理解李荀的子以礼“” 贯“通先王”法与法“王”之后,在处道理二者关系的上

失于颇偏;且人而格卑下妒贤嫉能,,对同落井下石,窗恋贪禄位,被利用服奸佞,屈终被最斩于腰阳咸传 。观点,视统斯为李法家若,依荀的子点观李斯尚可,于归“雅儒”之列

之总秦皇,、李斯焚诗《》《、》书暴虐的政策目,的在灭不儒学,绝在禁止而学,私返回学在“府”官的旧轨道,历开的倒车史。

说“坑儒再”此,疑窦丛生事,恐子属虚乌。但需有明声,戮不杀政同见者对于古,今中历外统代治者来说,空见司,惯秦皇并不例外。始里这讨的是,秦探皇是始坑杀过儒否生。

去年11月

18日《,华中书读》“国学报版”表李开发先生元的文《章书坑焚儒半,伪造桩的历史。》先李对“生儒”坑出四个疑点提笔者十分, 赞同。李先但说:“考察生汉一西代焚书,坑儒这个用语还没有现。”这个结论是出误的。错面下,笔者就坑儒”“故原事、型“书焚坑”儒用语出现的和坑故儒的事 细精化些做探,讨出提更多的问疑求教于海内,专外家学者、。

坑儒故事原

型见《说于苑卷二十《反》质,讲方》士生、侯生卢怕害续留在秦始继皇边会遭身杀,戮是于起一跑逃“,始闻皇之,怒大曰:‘ 异吾厚日卢生,尊而爵事,今乃诽之谤。吾闻我生多为诸妖言,以乱黔首。乃使御’悉史诸生上。生诸相告传犯法者,四六百十余人皆坑之。,”

《苑说》是西末汉叶刘辑向皇录室和民间书藏的中关有料,资然后类、整理而成分的杂著类。唐编史代家学刘几的知史通《杂说篇》指·责刘“向陈广虚,多构事伪辞”。说苑《》稗属官野史之,坑流一儒事,不足本。

信始秦焚皇《诗、《》》,禁书私学,以可彻说砸碎鲁底诸的儒碗饭鲁。儒一定又诸恨怕。又涉起陈以后,孔子义世孙孔鲋率八诸鲁儒孔持氏礼之 器,往归王陈孔鲋,当上博士了这在。《史》记和《汉》中都书记有载孔。鲋率鲁儒诸陈王投个艰难是的痛的选择苦当。者事须拿必令出人信服的由理,“坑”儒的故 说事定不是就孔鲋编造来的出。事故最初的传流围大概范在鲁诸就之中儒。

假使秦始

皇真果杀坑生儒百六十余人,秦四末汉非孔姓的儒生肯初定有人会讲述事此。然事而是实曾做:秦过士,到博文汉时帝还授传文《尚 书今的》伏生任过;汉秦两代博的士叔通;孙秦在汉两代教以《诗授

》闻名的浮丘;秦伯为御时入汉史丞相的当张苍,这些人也没谁谈过论秦皇坑始的儒情。事别特 得提出值汉初儒学巨的子谊贾他,的写那篇脍炙口的人论文《过政论秦,》专门判秦始皇的过失批里,说秦始面“废皇先之王道,焚家之言百,以黔首愚;隳城,杀名 杰;收天豪之下兵,

之咸聚,销锋阳镝,以为金人铸十二以,天弱下民之,”本没根谈儒坑事之这。些实,事不能令不们对我秦皇始坑说儒的真实性产生法问。疑

先率出“讲焚坑书”儒用语,是的汉前期西学家经安国。孔依张舜《徽汉·书艺志文释》通说中法孔安国,孔子乃二十世孙相。孔传壁藏古文所经书 尽归安孔。国作《尚书序》他,说“:秦及始灭先皇典籍代,书焚坑儒天,学下,士难解散逃,先人用我藏家书于其屋。”壁又《作古文经孝传训序,说》:“逮乎 国六学校衰废,,秦始皇及焚书坑,儒《孝》由经绝而是不也。传(”可均辑《严汉全文》卷三十)秦汉际,非孔之名姓儒都不讲坑儒,孔而安国一讲坑 再儒这对,笔的者测是个猜持支秦始,皇儒的坑事故有十八九是孔编鲋的。造

“焚坑儒”书个用这语《史记》中在没出现有,但《秦皇始本》纪载记了书与坑焚儒两件这。司马迁事人写事注意细节,叙常使常读感者生 到、动具体、形象真如面,其人对身,其境临《。汉·书司马传》迁称他:“赞叙善事,辩理而不,华质不俚而;文其,直事核其不虚,,美隐恶,不故之谓实录。 然”他叙而“述儒坑”,时基本因上袭《苑说反质》·传闻的,缺细节,乏被坑如儒生要人首物的名、姓杀坑儒的生具体办法、详地细等点,以说没可有做“到文其直,其事核 。司马”曾向孔迁国求教安古文《书》尚。安孔教授古文《尚国书》定会肯提秦到皇始焚坑书,按理儒,说马司完全迁以从老师可里多得到那一些儒坑的 息信而,实却没际。有这问题个以可有种解释两一,种是安孔从家族国辈长那听里的来始皇秦焚书坑的儒事故根本缺就少节,所细以不讲来;再一出种是司马迁孔 安跟学习国古《文书尚的》时候年还轻,老听师说秦始焚皇书坑就儒以信为,没真提有什么疑出。这两种问解释论无哪一种确,都正后来对马迁司写秦始皇撰文的化 政有影响。

马迁在《史记》司中多处到秦始提皇的化政文,但策是口径并不致。一秦《始皇纪》既本写了焚,书又写了坑儒。儒林传》《说“及至秦:季之 ,焚世书诗,坑士,六艺从此术焉。缺《封禅”书》说:始“皇禅之后十封三岁秦亡,。诸儒生秦疾焚《诗》《书、》,诛文戮,百姓学其怨

法,下畔天。之”照 依秦始《皇本纪》说法的,儒事件坑是方由士生、侯卢生逃引叛的。起秦始认皇卢为生等谤诽他又,想起诸生也诽联谤他遂,下令调,查“御使史悉诸上生。诸生相传 引,告乃除犯自者四百六禁十人余皆,坑咸阳,使天下之之,以惩知后”。这里坑是杀一色儒生的。《林传》儒里却的说“坑术士”。是

儒生方与士操之所不术,同 不混能。或许有人认为淆秦,之汉,儒者与方士已经交时,“坑术士混等于“”儒坑生。那么”《封禅书》中讲,“诗焚书,诛文学戮”为什,又么没“说儒”坑 ?同呢讲样始秦皇的文政化策,处三样,笔者三意到注,三种说这,法西在汉前都期在,存是这不是表出太现公史司迁马对待史问题历不能定断一的客观种态度呢?

二百年过去多。坑了故儒事精细化的东汉儒学由家宏完成卫。卫宏撰写了诏《定古文书官》,序:“说秦焚书既患,天苦下不从 所改法,更而诸到生拜者为,前后郎百七人,乃密令种瓜冬骊山于谷中温坑,处实成,瓜博诏士生说诸,之人人不同,命就乃视之。伏为,诸生机贤儒至焉,皆 相难不决,方发因机,上填从以土之皆,压终乃无声,。

事故得写令惊人心魄,却动不住推敲。唐代经训学诂家师颜古:“说新丰县今汤之处温,号儒乡。温愍西汤南三有里谷马,之谷西有坑岸,古老 相,传以秦为坑处。儒”唐新代丰马县,谷是就现临潼今温县镇。泉这里的温泉2℃,4是关中地但区冬季气温常经到达下零1℃左0右。纵令温泉地温使升高能 ,西让瓜发籽芽、爬,但蔓结绝不出。或瓜有人说:许“可这是能温栽室。”培室温培技栽术实确古代中国发是明的不过。有,关温栽室培的最早记载,见于盐《铁论·散 不足》,是汉西昭时帝,晚期所于坑谓儒的故足事一百有二十年。另多,外史书载秦记始“皇性刚天愎用自“”意欲得从,“乐以”刑杀为”威。既他然为认诸生以 古非,犯今诽谤,罪该杀根,用不本设计着圈套让,自背上一己个欺的恶名声。试诈这符合秦始皇的问个吗性?看来,始皇坑儒的故秦事越传离谱,越不可信越。

们我承认秦始皇残的,但不赞暴成秦始让皇背坑儒黑的锅,为实事求是是史因工学作者应永当尊奉的圭臬远

焚书坑儒的真相

这才是真正的焚书坑儒!

焚书 焚书源于周青臣与淳于越的一段论争。 前213年是秦始皇在位的第三十四年,为了庆贺秦王朝修筑长城及取得南越地,始皇在咸阳皇宫里大宴群臣。 有一个名叫周青臣的仆射借给皇帝敬酒的机会称颂始皇说:“以前,秦国很小,地不过千里,亏得陛下你神灵明圣,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莫不宾服。”接着,他又大赞郡县制,说秦始皇改诸侯分封制为郡县制,使国家无战争之患,人民得以久享太平。其功德从古至今没人能比。周青臣的话虽然不无阿谀奉承的成分,但陈述的也基本上都是事实。不料,却引起了一个名叫淳于越的人的不满。

淳于越一向主张厚古薄今,认为古代的东西都是好的,当代的东西都是不好的。当他听周青臣赞美郡县制,贬低分封制时,奋然而起说:“我听说商周时代都因分封子弟而传国近千年,因为分封子弟功臣可以让他们与国君互相照应。如今始皇您富有四海却不分封子弟以作呼应,倘若出现像篡夺齐国政权的田常式的人物,那将何以应付?周青臣不向陛下您指出这一点,反倒当面奉承,不是忠臣!” 淳于越与周青臣并无过节,这场争论纯属观点之争,也有文人相轻的味道,本不应该产生什么实质的后果。不料此时丞相李斯却突然插了一杠子,使情况发生了质的变化。 李斯说:“三皇五帝治国各有其法,都搞得好好的。这是因为他们能根据天下大势,来用不同的政策。如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愚腐的儒生不明其理,淳于越拿三皇五帝来举例,这值得去效法吗?那时候诸侯相争,大家都想招徕天下的读书人,现在天下已定,以法治国,老百姓致力农工业,知识分子要学习法律,这才是正道。现在这些儒生不从当下出发,反而以古代的例子说现在的不是,迷惑百姓,我冒死劝皇上:过去天下大乱,各执一词,才有诸侯并起,都借着古代说事儿,花言巧语没有一句是有用的,大家都尊崇乱七八糟的学术,而不是国家的制度。如果皇上统一天下,应该统一思想……臣请求:如果不是我朝撰写的历史都烧了,除非是博士官的职责,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都让地方官烧毁……” 李斯啰里啰嗦说了许多,中心内容只有一个,那就是应当厚今薄古,而不能以古非今,为此,他建议烧书,而且要以严厉的措施去执行。 注意,李斯要烧的是“秦纪”以外的历史著作,并没有建议秦始皇连儒家的《诗经》《书经》以及诸子百家的书全部都烧掉。 另外,在《史记·李斯传》中也提到了此事,司马迁转引李斯的话说:“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李斯对于那些诗书百家语,仅用了一个“去”字,并没有肯定地要“烧”。紧接着这段话还有一句:“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注意这里是“收”而不是“烧”。 结合以上三段话,可以明显地看出,诗书以及诸子百家的书并没有烧,只是由秦王朝中央政权和相应的政府官员收藏,目的是为了“愚百姓”,而不是为了损毁。 《史记·萧相国世家》中的一段记载也可以证明秦始皇并没有烧书。这种记载是:“何(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汉王所以具知

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意思是说,当初刘邦军队攻下咸阳城后,萧何先行没收了秦朝丞相、御史所藏的律令、图书;后来,刘邦坐了天下后,从这些图书中获得了天下要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等等资料。 从这段话中中不难看出,秦始皇只不过下令收缴民间图书,藏在官府和学官之手,并没有将它们烧了,至少没有全烧了。否则,萧何收什么?汉代又怎么可能“得百家言四百二十篇”。 烧掉前代所著史书,无疑是不折不扣的文化犯罪,但事情应该一分为二,对于“烧尽天下书”这样的误解,还是应该澄清的。其实始皇也不是傻子,如果把书都烧了,上层建筑也就全完了,统治的基础同样会受到极大的动摇,他不会连这个都不知道。

坑儒 “坑儒”一事缘起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年)。这一天,嬴政驾幸梁山宫,随行的人马车骑甚众。把酒临风,驻足山顶时,秦始皇偶一抬头,发现丞相的随从很多,不由得皱了皱眉头。当时秦朝的丞相设左右两名,分别是李斯和冯去疾,不知超标的是哪位。这一细微的举动被随侍在侧的一个中贵人(宦官)发现了,这个中贵人与超标的这位丞相是朋友,就将皇帝对他的车骑过多似有不满这一情况泄露了出去。 几天以后,秦始皇不知道如何听说了此事,于是大起诏狱,把当时在身旁的中贵人全部处死,弄得人人自危。随后就发生了侯生和卢生逃跑,四百多人被迁怒而丧命的事。 这杀死的四百六十多人都是些什么人呢?自西汉以后,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是儒生。然而,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叙及这段史实,原文是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术士不等同于儒生。术士者,方士也,是我国古代好讲神仙方术的人。如秦始皇时“入海求仙”的徐福,汉文帝时“望气取鼎”的新垣平,汉武帝时主张“祠灶”的李少君,自言能“致鬼”见李夫人的齐人少翁,等等。 再者说,骗秦始皇钱财“以巨万计”的是方士,如率童男童女渡海求仙的徐福,以及诽谤秦始皇并逃跑的侯生、卢生,秦始皇为什么要拿儒生泄愤呢?退一步说,即使侯生、卢生是儒生,秦始皇也不会放过骗走他钱财的方术之士而单单去惩治儒生。换言之,根本没有证据证明秦始皇当年坑杀的都是儒生。 人们之所以认为秦始皇坑的是“儒”,有一个理由是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称所坑者为“生”,而司马迁在《史记》索引中的说“自汉以来儒者皆号生”,所以,“生”即“儒者”。其实,这明显是断章取义,因为汉代以前,方术之士也可以叫生,如《史记》中有载的安期生就是著名的术士。所以,秦代的“生”不完全是儒生。况且,“坑儒”是秦始皇去世一百多后才出现的说法,于是有人认为,“坑儒”应是西汉文人出于对秦始皇暴政的愤怒,而强加给他的不实之词。如章太炎、顾颉刚等人,就认为秦始皇并没有坑过儒,他坑的其实是“方士”。 方士中可能有儒生 前面虽然论证了秦始皇并没有专门坑儒,但是所坑的“生”中,是否有一部分是儒生或准儒生呢? 据《史记·儒林列传》记载,秦始皇“焚书坑生”之后,其长子扶苏谏道:“如今天下初定,远方的人民未必心服。这些儒生(原文是“诸生”)都是学习孔子的,陛下这么严厉地惩罚他们,我怕天下百姓因此而恐惧不安。请皇上明察。”秦始皇闻谏大怒,把扶苏赶到遥远的北方边境,让他当蒙恬的监军去了。此举,导致了后来的沙丘之变。 司马迁在记载秦始皇咸阳坑生一事时,只是笼统地说“诸生”或者“术士”,扶苏在进谏时,则把“诸生”的意思解释得非常明白:“诸生皆诵法孔子。”——儒家代表人物孔子的徒子徒孙自然就是儒生。 为什么同一本书记述如此混乱呢?可能是因为秦始皇喜鬼神之事,

派人到处求仙药,于是有一些儒生便投其所好,混进术士的队伍,本想借此博取功名利禄,不想却被秦始皇所坑,所以司马迁才说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另外,方术之士多数也是读书人,可算是准儒生。更何况,一旦杀戮就可能伤及无辜,这些被坑的“生”中难免会有一些被错杀的儒生。 秦始皇“坑生”的行为对秦王朝的打击是巨大的。在司马迁看来,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对当时人们研习“六艺”是个致命打击。陈胜吴广起义之时,山东一带的儒生毅然参加义军,孔子的八代孙孔鲋还做了陈胜的博士,后来与陈胜一起遇难。陈胜能够在一个月内就建立起自己的政权,这些儒生功不可没。 按理说,儒生应该是最维护君臣纲纪的一批人,此时却纷纷跟随陈胜造反,一方面或许是因为“焚诗书”式的文化专制政策剥夺了他们进行学术研究的权利,使他们无以为生,忍无可忍之下走上武装反抗之路。同时也应该与一部分儒生被杀有关。试想,假如秦始皇坑杀的都是些装神弄鬼、招摇撞骗的方术之士,不会对儒生们产生那么沉重的打击,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也不会那么恶劣。 综合上述各点,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秦始皇焚过书,但并非尽毁;发生咸阳的坑“生”事件,其矛头主要指向方术之士,但也波及到儒生。秦始皇并非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蛮横无理,他所作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那些真实存在的事情虽然不能抹去,但通过揭示其背后的真相,可以帮助我们后人看清历史人物的真实面貌。希望世人对秦始皇的误解由此篇开始化解。

成语故事_焚书坑儒

【释义】毁灭古老文化,杀害文人。

【出处】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统一天下称帝后,又打败了强大的匈奴,非常高兴。就吩咐犒赏三军,大宴群臣。席间,有个博士说道:“殷、周两朝的王位传了一千多年,是因为分封子弟功臣得到各地诸侯辅佐的缘故。如今陛下有了天下,皇室子弟却都是普通人。一旦出了事,靠谁来援救呢?凡事都效法古代才能长久。”

丞相李斯马上接着说:“黄帝等五帝办事不相重复,夏、商、周三代制度也不因袭守旧,所以能兴旺安定,并不是故意要同前代相反,而是因为时代不同,不能不有所改变。如今陛下开创了大业,建立了万世功业,怎么能再去效法三代的做法?现在天下太平,法令统一,百姓理应好好经商,种田,儒生也要好好学习和遵守法令制度。但是,就是有一些儒生不学今而专学古,他们纠集起来,向百姓造谣,制造混乱,如果不禁止这种风气,皇帝的权威就会降落。为此,我请陛下下达一个法令:凡不是秦国记载的历史,都把它焚烧掉,凡不是博士所掌管的典籍,包括藏有的《诗》、《书》、诸子百家的著作,由官府人员全部集中起来,堆在一起烧掉。凡是几个人在一起谈论《诗》和《书》的,处以死刑;凡是引用古书反对时政的,全族处死。官吏有知情不检举的,与犯人同罪。法令下达后30天内不把这些书交出来焚烧的,处以黥刑,并罚四年劳役。医药、算卦、种植等方面的书,可以不焚烧。”

秦始皇同意李斯的建议,命他起草法令。不久,就公布了焚书的法令。

当时,秦始皇正在寻找所谓长生不老之药,结果花了许多钱财,还是没能弄到。后来,他又听信了专搞迷信的侯生与卢生两人的谎言,让他们再去寻找长生不老的仙药。这两人知道不可能找到这种仙药,私下议论说:“始皇帝的为人,残暴专横,自以为是。他出身于诸侯,并吞天下后,为所欲为,以为自古以来没有人能比得上自己。他喜欢用刑罚、杀戮来树立威信。大家唯恐获罪,只图保持俸禄官位,无人敢效忠进谏。秦法规定,一个人不能兼有两种以上的方技:如果方技试验无效,往往要处死。观测天象的多达30人,都是很好的读书人。他们害怕触犯忌讳,只是一味奉承,不敢直言他的过失„„”

两人合计了好久,最后决定逃走。秦始皇知道后大怒道:“卢生等人我很信任他们,还赐给他们许多东西,如今却说我的坏话并逃跑,在咸阳的许多儒生,我派人侦察下来,他们中有的竟在散布妖言,惑乱百姓,真是可恶!”

于是,秦始皇让御史对所有的儒生都进行考察审问,又让儒生们互相检举揭发。他亲自圈定把违犯禁条的460多人全部活埋在咸阳。

后来,人们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形成了“焚书坑儒”这条成语。

论始皇帝焚书坑儒

论始皇帝焚书坑儒

自古以来人们对于秦始皇的评价大多都为暴君,认为秦始皇滥用酷刑,修建宫殿,搞得百姓哀声载道。其中有一件事最为被史学家还有文人墨客所用,那就是焚书坑儒,在这些人的眼中与作品中,始皇帝的焚书坑儒简直丧尽天良,不仅坑害了当时的文人墨客,更是将古人流传的资料等都给焚毁了。然而事实真的就如那些文人墨客所写的吗?

众所周知,诗人们在创作的时候总是需要使用一些修辞手法,这些修辞手法的使用往往伴随着诗人自己的主观思想感情,加之始皇帝自楚汉就一直被丑化,所以最后以讹传讹,导致始皇帝在寻常百姓的眼里就是一个十足的恶魔,可是倘若仔细去看一些资料就会发现,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不假,可是远远没有文人墨客们所传述的那么夸张。

要说焚书坑儒,先说焚书,始皇帝下令焚的书,皆为《诗》、《书》一类,这些书与当时的新制度不服,为了统一思想,使新制度新政策能够顺利实施,焚书是一项必要的举措,而且始皇并没有严令禁止这些书籍,只是不允许私人百姓收藏而已,学者还是可以将这些书籍收藏起来,并大胆进行阅读的,也就是说,始皇焚书并没有将中国的古老文化葬送,而是让学者们继续阅读,研究,使之流传至今,也保证了新制度新政策的顺利实施。这与我们当今处于互联网时代却无法访问谷歌等有相似之处。

再说坑儒吧,这里的坑儒并不是字面意思上的坑杀儒生,而是术士,所谓术士,以当今科学角度来看,就是一群行驶坑蒙拐骗手段的人,当时秦始皇为了能够永远的当皇帝,所以就请了这些所谓能找到长生不老药的术士去仙山求长生药,结果几年下来不仅耗费了大量钱财,而且就连求药的术士也跑路了,始皇一怒之下就将咸阳附近与之相关术士们抓起来了,进行了坑杀。相比于明清有的所谓明君动不动就搞文字狱,因为几个字导致成千上万的人为此而陨命,始皇帝比这些明君算是有仁心了吧。

其实,通过焚书坑儒这件事来看,秦始皇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恐怖,残暴,易怒,滥杀无辜。这让我想起来了一句话,历史总是由成功者书写的。就以已经流传下来的这些来看,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也远没有文人墨客所描绘的恐怖,更不用说经过那么长时间,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黑化了。

我现在由衷觉得初中历史课本里面的一句话说的非常好,不能片面的因为主观因素去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而是要全方位的去考究,因为像个十年,百年乃至千年,真正的事件是如何发生的不得而知,所以我们应该小心翼翼的去从各种资料里面去筛选信息,去总结,去得到自己心中的答案。

所以我认为通过始皇帝焚书坑儒可以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所谓史料,也有可能是当局统治者随意杜撰出来的。

最后,作为一名秦地咸阳人,为这块土地能出秦始皇这样的名人感到自豪,也为程步先生能在绝大多数人黑化秦始皇的时候,在他的著作《真秦始皇》里为秦始皇平凡感到感谢。

“焚书坑儒”是非说

  “焚书坑儒”指的是秦始皇在李斯的进言下,诏令民间禁止收藏诸子书籍,并对是古非今的儒生采取坚决打击的政策。秦始皇专门颁布了《焚书令》,规定诏令所到30日内,民间所藏的《诗》、《书》、《百家语》等书籍尽行焚毁,不得收藏,违者“黥为城旦”,并发配边塞去修筑长城。此后,秦始皇为了消弭“祸言”、“僭论”,在咸阳一次就活埋了460余人。这便是日后人们所熟知的“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的由来
  
  在今人看来如此血腥无道的戕杀政策,竟只源于洒宴上的一次争论。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举行盛大的酒会,许多达官显贵被邀列席。当时有个叫周青臣的官员在宴席上大拍皇帝的马屁,面谀他是自三皇五帝以来,最有威德的君王。本来君王设宴,臣下称颂,相互吹捧,也是情理之事。可是,就有这么个书痴博士叫淳于越,自誉为清流,不谙官场之道,当面斥责周青臣的奴才嘴脸,在皇帝和众大臣的面前大放厥词,称古今天下惟有“师古”才能长久。这时身为丞相的李斯对此大为小满,为了搏回皇帝的脸面,大加呵斥,认为像淳于越这样的文臣“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的谬论纯粹是蛊惑百姓,危害社稷。李斯转而谏言要始皇对这些人严加惩处,并提议把除《秦记》、占卜等以外的书籍全部焚毁:除宫廷所藏图书外,天下百姓私藏的《诗》、《书》等诸子典籍全部由当地官员负责烧�,胆敢有谈论《诗》、《书》者。以妄议古今之罪杀而弃市。至此,一场血雨腥风的运动拉开序幕。
  也许有人惊叹,仅因臣下的一番言论,有必要如此大动干戈吗?这当然不仅仅是为了维护皇帝颜面这么简单的事,还有更深层的缘由,其因有三:一则,李斯本崇信法家,对儒家的那套仁政德治并不认同,在意识形态上加以歧视。二米,李斯高居相位,需要依靠强权来排除异己,树立威望。再则,秦始皇刚刚鼎定天下,费了好人的劲才消灭六国,而这些文臣竟又提出“分封天下”的舛论,并对始皇的功绩不以为然。这些都促使始皇深感社稷小固,需要来一次思想上的大清洗。故而,在种种因由的交织下,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焚书坑儒”运动。
  
  坑杀的都是儒生吗?
  
  这场由“古今”之辩而引发的论战,实质上已演绎成了法家与儒家的对弈。那么,是否焚烧的就只是儒家之书?而坑杀的只是儒家之士呢?其实不然。有学者提出秦始皇焚的只不过是当时的一些无用之书,坑的也并不是儒生,只是一群方术之士,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江湖骗子。
  秦始皇是十分崇信方术的,他希望能够长生不老,永续帝业。民间如今还流传着徐福尔渡、寻找长生不老药的故事。据《史记》所载,公元前212年,秦始皇因羡慕传说中长生不老的“真人”,曾命侯生、产生等方士去求神问药。这世上本没有长生不老药,更无“真人”、“仙人”,方士们自知无法交差,就纷纷出逃,秦始皇闻讯后大怒:“方士本来是求神炼丹的,现今侯生等人逃离�中却不禀报。而且徐福等人耗费我巨额财赀,终不见归。况且卢生等人受我加官进爵,今天也来毁谤我,我以恩德来对待他们,他们却不回报,”于是下令对所有在咸阳的诸生文生,细加拷问,有妖言惑众的,以谋乱社稷、蛊惑百姓的罪名进行惩处。在秦始皇的命令下,御史开始悉案问诸生。诸生们深感不妙,纷纷避祸。其中有460余人,因被供犯禁而被秦始皇活埋于咸阳。这就是所谓的“坑儒”。
  从《史记》和后世的文献中,我们发现,令秦始皇愤慨的是侯、产、徐福等炼丹的方士,并非儒生,而且坑埋的人中,并无确切记载都是儒生。何况《史记》记载此事并无“坑儒”一词,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说:“及至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可见,按司马迁的说法坑的只是术上,并非儒生。那么是谁提出“坑儒”一说的呢?我们追本溯源,发现最早见诸笔端将“术上”改为“儒生”的是《古文尚书》的前序。《古文尚书》早在清代就被学者定为伪书,乃是后人讹作,故而不足为凭。
  那么,为什么《尚书》要作“伪证”,嫁祸“始皇”呢?其实,这与《尚书》本身的周遭有关。当时,秦始阜确有“焚书令”,时任博士官的伏生,惧怕典籍遭焚,携简册隐遁,藏十自家壁中以避祸。汉代以降,皆儒学当道,不免有人深感切齿之痛,遂生诬蔑之辞也就不足为奇。
  那么,秦始皇为什么要坑术士呢?其原因有二;一因那些方士没能按照秦始皇的意愿,寻找到“长生不老”药;二则在于那些方士妄议朝政、造谣滋事,所以秦始皇得以除之。由此看来,“坑儒”并非始皇本意,即便坑埋中杂有儒生,也可能是因乱席卷的。因此,“坑儒”一说是站不住脚的。
  
  “焚书”后果真书文绝迹?
  
  “焚书”的政策的确对中国先秦的传统文化产生了致命的打击,以至于司马迁也感叹“六艺从此缺焉”。那么,秦代果真“书文绝迹”?
  其实不然。单单从李斯的《焚书议》中,我们就可以窥见一斑。第一,焚毁的书只是涌盖了儒家在内的诸子苫述,《秦记》等史书尚存。第二,只焚民间所藏图书,而国家所藏图书尚存。第三,并非意指今后就不读节,而是要百姓以吏为师,勤学法令。第四,特�注明医药、占卜、农艺等书籍不在焚�之列。可见,“焚书”旨在消弭非士流思想,或者说是非法家的思想,并非是弃书不习,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何况,只允许�廷贵族藏有图书,而不许百姓私藏,这分明是一种愚民的政策。相比于汉武帝的“罢黜百家”、董卓“焚书”、明朝的“八股文”、清代的“文宁狱”都有异曲同工之效,只不过是愚弄百姓,稳固根基,树立统治阶级的奴化思想而已。故而,“焚书”不会招致书文绝迹。而后世文人愈加诬辞,白般贬低,出只不过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进行辩驳而已,与李斯的借刀杀人无异。
  姑且,我们承队“焚书”遗祸甚远,那么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如何?是不是秦朝上下都认真执行了呢?从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这一观点还是值得商榷的。如湖北秦墓中出土的简帛,涉及天象、式法之类的方术书特别多,故此坑术士和焚书的政策对楚地影响不大。而且简帛中残存了战国时的楚字,可见秦灭六国并没有完全消弭本地文化,仅凭一场“焚书”运动就使书文绝迹,不免笑谈,
  秦始皇的愚民政策,非但没能使秦朝千秋万代,反而国家迅速灭亡。掀开秦末农民起义的历史,陈胜、吴广都只是些目不识丁的农民;起兵于江东的项羽、刘邦也都只不过是寡民小吏,亦绝非鸿儒文士。可见,秦始皇将矛头直指儒生不免冤枉。项羽得胜咸阳后,开始火烧阿房宫,宫廷内所藏图书都被付之一炬。反倒是民间藏书,在汉代后人�涌现,如鲁工毁孔于宅所得孔壁书,河间献王广罗天下的古书等等。正是这些民间藏书的幸运保存,使得汉以后的《诗》、《书》等儒家经典愈加流传。
  而当初秦朝特准保护的医药、卜筮、农艺等书籍却在战乱之中遭致陨灭的境地。要不是得益于后世考古工作者的挖掘,不少星象、占卜、养生、病方、脉经等书籍可能就此埋没。如果没有后世考古上作者的挖掘,今天我们对先秦的科技著作的认识和了解也就只能永远停留在《汉书・艺文志》中所列的那张书单上了。
  
  [责任编辑] 王 凯

浅论秦始皇之_焚书坑儒_

青年文学家

2009年第3期

浅论秦始皇之“焚书坑儒”

刘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610064

摘要: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历来并认为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灾难。然而,焚书并非焚掉所有经典,只是

针对五经而言;坑儒并非坑尽天下儒生,只是坑方士的误读。“焚书坑儒的影响是有一定范围一定限度的,不能以此将秦始皇完全否定。

焚五经坑方士影响关键词:

刘婷(1987-)女,汉族,重庆人,四川大学文新学院文艺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方向:古代文论作者简介:

与文化

【中图分类号】K2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09)-03-0086-02

秦始皇在公元前213年的焚书和在公元前212年的坑儒在中

国历史上留下重重一笔。隋朝牛弘提出“五厄”之说,认为中国历代图书被焚毁,首当其冲即为秦始皇焚书。几千年来,焚书坑儒成为学者们争议的一个焦点,重点在于秦始皇是否真的罪不可赦,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第一摧残者,焚书是否真的将中国古代文化铲灭无遗,坑儒到底是坑儒生还是仅指方士?

一:关于焚书

有关焚书坑儒的典故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记载得最为详细:“丞相李斯曰‘······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①

(一)柳先生在《中国文化史》里说“第执‘焚书坑儒’一语,遽以为秦之对于古代文化摧灭无余,是实不善读史耳。”认为“刘海峰《焚书辩》为秦平反,最得事理之实。②”刘海峰在《焚书辩》里是这样说的“《六经》之亡。非秦亡之,汉亡之也。然则博士之所藏具在,未尝烧也。迨项羽入关,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而后唐、虞、三代之法制,古先圣人之微言,乃始荡为灰烬。。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中更认为“秦焚书,六经未因此而亡”,而后世将六经之亡归罪于秦焚,在于“刘歆之伪说也”。首先我们必须承认,秦之焚书并未“对古代文化摧残无余”,然而认为焚书对古代文化一点影响也没有,亡书之过全在后世也是不全面的看法。李斯的话里说得很清楚“非秦纪皆烧之”,不管是博士官还是非博士官所职。焚书的目的在于使天下人不能“道古以害今”,因此前代六国的史书是不能保留的,六经之中,《春秋》《尚书》都在史书之列,属于“非秦纪”的范畴,并未被当作经典来传承,应该在被焚之列,因此六经在焚书中肯定是有所亡缺的。

(二)章太炎则认为焚书的范围不但包括六经,更及于诸子,他在《秦献记》中说“商君以《诗》《书》《礼》《乐》为‘六虱’,尽铲灭之,而以法家相秦者宗其术。然则秦不以六艺为良书,虽良书,亦不欲私之于博士。③”“余以著于法令者,自《秦纪》、《史篇》、医药、卜筮、种树而外,秘书私匧,无所不烧。方术述作,无所不禁。④”这是对秦焚六经的一个解释和考证。更从秦始皇统治的角度出发,为秦焚诸子论证———“诸子之术,分流至于九家,游说乞贷,人善其私,其相攻甚于六艺。今即弗焚,则恣其曼衍乎!诸子与百家语,名实一也。不焚诸子,其所议者云何?⑤”而后又以诸子“其语易晓,而口语相传者众”来解释“诸子尺书,文篇俱在可观”。其关于焚诸子的观点遭到多人反驳。钱穆就从“口语相传者众”来加以驳斥———“诸子如墨、庄、荀、管、韩、吕皆巨帙,岂易尽谙?《艺文志》所收先秦百家书富矣,谓尽出记诵,事岂可信?谓其书多空言不载行事则如吕之《十二纪》,管之《幼官》、荀之《序官》、韩之《内外篇》、墨之《备城门》以下,皆非所谓行事法式不便谙诵者乎?推此言之,知章氏诸子便谙诵故完具之说非也。⑥”这一反驳可观有力,使章氏这一说法变得不足为信。另外,诸子在当时都是为“趋合诸侯”而作(“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汉书·艺文志》)被认为是治国之方,处于治国的考虑,秦始皇应该不会烧掉诸子。另外,秦时在思想

上并未大一统,统治思想主体上是法家,但也不排斥其他各家,博士生的存在就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因此,诸子应该是不在焚书范围之列的。

(三)东汉王充认为焚书只焚五经,不及诸子。他将“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中之书解释为五经之总名。赵岐、王肃、近代的国学大师钱穆等都认同这一说法。。首先,《易经》被认为是卜筮之书而幸免遇难已是共识。然而,秦时没有五经之说,那是汉代的说法。王充所认为的书是五经之总名这一解释不足为信。我们可以从焚书的目的来推断。李斯是针对淳于越的“事不师古而能长久”之语而提出焚书一说的。因此焚书的目的是使人们不能“语皆道古而害今”。从这一原因可以大概推知焚书的范围应为各国史书、典章制度及一些能提供师古、道古资料的书。《尚书》、《春秋》等属于史书的范畴,这两部书被烧掉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有学者认为,“非博士官所职”不能藏《诗》、《书》,那么博士官的藏书应该是包含着两者的,应有所保存。然而在《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伏胜为秦时博士,而藏书于壁中,后兵祸大起,伏生流亡,重新安定下来时,发现所藏“亡数十篇”仅剩下了29篇,这一记载与非博士官所职不烧相矛盾。因此这一句话不足以成为焚书的具体依据。《尚书》在秦火中是最大的受害者,《春秋》次之。两者由于内容的不易流传和背诵,在秦火之后几乎消亡。汉时诸人所献之书,也以二者为多,(鲁恭王于孔壁得到《礼记》、《尚书》《春秋》。北平侯张仓献《春秋左氏传》等)。至于《礼》、《乐》二经,在战国时期已经有所遗失,秦时所剩无几,焚或不焚对其流传状况影响不太,因此不能把二者的亡逸全怪在秦始皇头上。而对于《诗经》一书,尽管其保存状况较好,然而大部分学者依然倾向其在被焚之列。因为其为讥讽之作,给人们留下大量讽政、议政的题材,自然是不得不焚。钱穆先生从《诗经》在当时属古文着眼,认为其与秦文不合,“秦既一天下文书,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则古文书与新朝官书抵触,不合时王之制,在无用之列,故尽遭焚灭也。”因此,焚书至少焚掉《尚书》、《春秋》《诗经》三经。

二:关于坑儒—坑儒还是坑方士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由于方士候生、卢生等人的欺骗和辱骂,秦始皇勃然大怒,下令拷问咸阳400多名方士,欲寻侯生、卢生。事后,将相关460人全部坑杀,史称坑儒。

首先,从坑儒的原因来看,是因为几个方士的欺骗,和广大儒生并无直接关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是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史记·秦始皇本纪》)从秦始皇的这句话里可以看出,他要“使人廉问”的“诸生”指的是和卢生(史书载明其活动仅限于访仙求药,是纯粹的方士)身份相同的方士。因此不应祸及与此没什么联系的广大儒生。

其次,从这一事件发生后的影响来看。儒生并没有因为这一事件的打击而大大减少。作为博士官的许多儒生依然在朝。如叔孙通、伏胜等。《史记·叔孙通传》就记载一次秦二世召集三十几名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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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儒生商议“楚戍卒攻薪入陈”的事。而这种庭议必然不止一次,儒生在朝廷的地位也可见一斑。另外,汉初定礼仪时,叔孙通为汉高祖在鲁地就召集了儒生三十余人及其弟子百余人。如果秦始皇真是坑的儒生,儒生们在事件之后应该不会依然如此兴盛。

章太炎在《国故论衡》里说“儒”有广狭不同的三种说法:“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墨子·经上》篇说名有三种:达,类,私。如‘物’是达名,‘马’是类名,‘舜’是私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说文》)。太史公《儒林列传》曰‘秦之季世坑术士’,而世谓之坑儒······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⑦”章太炎先生在这里很好的解释了这一问题。在秦及以前,儒生是一个范围很大的人群。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专指儒家学派的儒生是不太一样的。不少学者就认为儒家是起源于术士,因此那时的儒生和方士是没有很大区别的。

三:焚书坑儒的影响

首先,不可否认的,焚书坑儒导致部分古代经典的流失。使今天的许多学术问题成为悬案,阻碍了后人对古代文化的深入研究。

然而我们也应看到,焚书并非将古代经典全部销毁。作为一个统治者,提出这一政治也是必然的。如胡适所说:“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人,看了这篇宣言,并不觉得有什么可以惊异的论点,古来的思想家,无论是哪一派,都有压迫异己思想的倾向。”⑧而且不少经书仍然得以保存,比起清朝的文字狱,焚书这一政策的执行(上接第85页)

以身作则,躬践力行,极得学生爱戴。同时,巡抚徐嗣曾善待士人,为书院设都讲,增加生员的补贴。因此,来书院就读的人数激增,学舍都容纳不下了,只能几个人共住一室,但是书院“人人自奋于学,材俊辈作。”论者谓“不啻世远主讲时也”,鉴于他的高尚品德和对鳌峰书院所作的贡献,他死后,书院以学者祀之。

三、孟超然的学术著作

孟超然逝世二十年后,他的得意门生冯缙说:“先生德业之懿修之身而被于人,非一乡一时之望而已,而身殁之后,慕其人者以不见其书为憾。”于是,他就与同门陈寿祺一起将从孟超然的子孙那里得到的孟氏手稿,刊刻成《亦园亭全集》,使之流传于世。然不知为何今所见的都是线装书,不见平装书,这多少令人有些遗憾和不解。

孟超然的学术著作,即《亦园亭全集》包括十二种著作,分别是《丧礼辑略》、《诚是录》、《焚香录》、《求复录》、《晚闻录》、《广爱录》、《家诫录》、《瓜棚避暑录》、《使粤日记》、《使蜀日记》、《瓶庵居士诗钞》、《瓶庵居士文钞》。其中前八种亦被称为“孟氏八录”。

《丧礼辑略》一卷是孟超然居丧时,采士丧礼戴记、荀子及司马光、程子、朱子说,并采用近代诸儒论说,用以纠正闽俗丧葬的过失,从而撰写的。

《诚是录》自序云:“夫不葬其亲者惑于堪舆家言,然犹未知其祸之烈也。”于是,取孟子“掩之诚是”之语也,辑录自唐以来诸家言葬,以便世人怵惕,为《诚是录》一卷。

《焚香录》卷首云:“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八个字是为学之要,所以修身立命者全在此,分为四门,备载儒先之语,时时观览,可以治心。”可见,《焚香录》一卷是他记录省察身心的实践要略。

《求复录》四卷乃取周易复卦之义,归之损益二象,采先儒格言比类所成。

《晚闻录》一卷是孟超然闭门养病期间,闲暇无事,阅读了《朱子全集》后,就辑录朱熹与友朋及弟子的问答,用来规劝和教诲世人的。

《广爱录》一卷。“广爱”是本着孟子仁民、爱物之义,专门列举放生、戒杀等故事,让人们不要肆意戕害生命。冯缙评:“广爱录秉承先训而推广言之,旁征因果,盖训俗不得已之苦心也。”

《家诫录》一卷,摘录弟子的职责,采马援告诫兄弟子孙的书、诸葛亮的诫子书,陶渊明与子疏,以及史传、子、集中所有告诫子弟的诗文,用来训示子孙。

《瓜棚避暑录》二卷,杂考经史识遗佚。冯缙评道:“(《瓜棚避暑

录》寓意怡情,多足以为征文考献之助。”而陈衍的《石遗室书》亦云:“辨论事理,而考据亦复精确。下卷间有及乡邦轶事。”

《使粤日记》二卷,《使蜀日记》五卷,记录孟超然典试广西、督学四川时的所见所闻及其感触。尤其《使蜀日记》,还记录陆游《入蜀记》以及王士禛《蜀道驿程记》所没有记录的蜀地疮痍萧条之态。

《瓶庵居士诗钞》四卷、《瓶庵居士文钞》四卷。孟超然的诗缠绵芊丽,颇有中唐的风味,陈子昂的遗风。他的文是“取精,多而用物,宏忠孝根于至性,气谊存于知旧。”谢章梃更是称赞道:“诗文雅洁,多明理见道之言。”

统而观之,孟超然因他的学识和品行著称于世,不论是其学术著作亦或学术主张都对当时及后世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参考文献:

[1]陈寿祺冯缙辑.亦园亭全集[M].

[2]清李厚基修.陈衍等纂.郑贞文续修.魏应麟续纂.福建通志[M].民国十一年至二十七年间修印本.

[3]吕渭英修.郑祖庚纂.闽侯乡土志[M].清光绪二十九年刊本.[4]清孙尔准修.陈寿祺纂.程祖洛等续修.重纂福建通志[M].同治七年正谊书院刊本.

[5]王钟翰.清史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6]清李桓辑.国朝耆献类徵·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五辑[M].台湾: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7]清孙林辑.文献徵存录·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五辑[M].台湾:台北文海出版社,1986.

[8]陈寿祺.左海文集·续修四库全书1496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注释:

[1]散馆:清时翰林院设庶常馆,新进士朝考得庶吉士资格者入馆学习,三年期满举行考试后,成绩优良者,留馆,授以编修、检讨之职,其余分发各部为事中、御史、主事,或出为州县官,谓之散馆。

[2]京察:中国明清两代对在京官吏定期考绩的制度。明代一般每6年进行一次京察。四品官以上由本人自陈,由皇帝裁定;五品以下具册奏请。清代吏部对文武官员3年考绩一次,在京的称京察,在外地的称大计。京察三品以上的,由部开列事实,具奏裁定;四、五品官特简王大臣验看,其余之官则由长官考察。

也没有那么强硬与残忍。坑方士的做法尽管绝对,然而也不能不说是对当时荒诞不经的言论泛滥的一个纠正。我们应该用历史的态度来对待历史,才能有助于我们发现真相。

参考文献:

[1]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2]明建,《国学大师眼中的焚书坑儒》,《文化透视》,2007年第4期。

[3]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4]张世龙,《论秦始皇焚书未坑儒》,《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注解:

①: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

②: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第301页。

③:章太炎,《秦献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8页④:章太炎,《关于秦始皇·秦献记》,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0页。

⑤: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⑦:章太炎,《国故论衡》,中华书局,2008年

秦始皇为什么要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对中国文化来说,影响可谓深远,很直接的摧残了中国的文化,压制了人们的思想。当时秦始皇为什么要焚书坑儒呢?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尤其是为了加强思想文化上的统治而采取的残暴措施。这一措施阻碍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并开创了文化专制的先例。 当时秦丞相李斯认为,儒生不学习当今的法令,以古非今,会扰乱百姓的思想,建议除了国家收藏的书籍和秦国的史书、医药、卜筮、农业的书籍外,把其他所有的《诗经》、《四书》等诸子百家书籍和原来各国的史书一律烧掉。于是,秦始皇下令烧书,使无数的文化典籍变成了灰烬。这就是“焚书”事件。

秦始皇曾请方士为他提炼长生不老药。 方士侯生与卢生两个人私下议论秦始皇。秦始皇知道了方士、儒生在背后诽谤他,非常愤怒,下令追查。经过审问和互相告发,有460多个方士、儒生受牵连而被活埋。这就是“坑儒”事件。

来源:http://www.faqwhy.com/post/lishidetiankong/fen-shu-keng-ru.html 秦始皇为什么要焚书坑儒

秦始皇平定六国后尽改旧制:废除集军、政、司法大权于一身的相国职位,设立分掌官员太尉、承相、御史,直接对皇帝负责;改分封制为郡县制,将天下分为三十六郡,由朝庭直接派放官吏治理等一系列新政。实行新政以后,仍有许多儒生怀念三皇五帝,周文、武时代,屡有以应效仿古制,分封子弟等劝说秦始皇者,秦始皇对此十分反感。战国时期本就重武轻文,恰在此时,术士卢生、侯生等惧怕秦始皇翻脸无情而相约逃遁;朝中儒生淳于越等又再次提恢复古制的建议,终于使秦始皇动了杀机。承相李斯又乘机上奏章申请焚书,于是一场惨烈的焚书坑儒运动得以实施。

李斯是新政的设计者与坚决的执行者,面对众多儒生的非议,他力排众议,定要将新政推行到底。他在奏章中说道:丞相李斯昧死上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书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刺面成文为黥,即古墨刑,城旦系发边筑城,每旦必与劳役,为秦制四岁刑。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庞言息而人心一,天下久安,永誉无极。谨昧死以闻。

这篇奏章正好符合秦始皇心意,于是由始皇亲加手笔,批出了一个“可”字。李斯当即奉了制命,号令四方,先将咸阳附近的书籍,一体搜索,视有诗书百家语,尽行烧毁,依次行及各郡县,如法办理。一面将书籍陆续献出,一面把书籍陆续烧完,只有曲阜县内孔子家庙,由孔氏后裔藏书数十部,暗置复壁里面,才得保存。

术士卢生狡猾多智,曾多次晋见秦始皇,骗取了秦始皇的信任,屡受封赏。但他自知自己说的都是鬼话,免不得暗地心虚,于是与卢生乘机逃走。秦始皇闻知大怒,更把火气撒在儒生身上,颁下诏旨,命令御史拿问众儒生。御史等禀承秦始皇意旨,严刑审讯,屈打成招,一律定为死罪,将四百六十多个儒生,尽驱入深谷中,上面抛掷土石,霎时间将谷填满,一班读书士子,冤魂相接,统入枉死城中去了。此为首次坑儒!

秦始皇尽坑咸阳儒生,尚嫌不足,意欲将四方名士、儒生斩草除根。但又怕师出无名,众人不服,于是想出一个下诏求贤的损招,限令地方官访求名儒,送京录用。地方官当即采访,共有七百多人入选,经过面试,封七百人都为郎官。七百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如此容易当上大官,还以为是祖上荫德,于是欢天喜地叩谢皇恩!

当年冬天,有人报称马谷地方严冬生瓜,是一大奇观。秦始皇便请那些郎官来问原因,众儒生也不知其故,其说纷纭,莫衷一是。于是秦始皇命令他们同往马谷,实地考察。其实这是一个大阴谋,早就有人在马谷埋伏,众儒生来到马谷,猛然间一声暴响,无数土石,从头上压来,谷口已被封死,可怜七百人竟不留一个。这就是著名的“马谷坑儒”!

专制社会,顺我者昌,逆我者王,实在不足为奇。比此更为惨烈的事情也多如牛毛。到是儒生们为官位所引诱终为人所算令人叹息!

秦始皇“焚书坑儒”新论

作者:李禹阶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5年02期

  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04)06-0024-06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一重大政治、文化、学术公案。从汉至今二千余年,对此的评说不绝于史。有秉儒学传统口诛笔伐者,亦有对此存疑或疑为夸大其事者。细研史籍,我认为始皇“焚书坑儒”是与秦统一之初的政治、文化政策有极大差异的。它标志着秦帝国在统一全国后政治、文化取向发生的一个重大转折,亦是秦始皇本人帝王心理失衡的个性心理特征在政策上的反应。  一  秦统一六国,除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有着一以贯之的以巩固大一统中央集权的法家思想为主导的政策、措施外,还在文化一统政策上有着细密的思考。从当时形势看,地处关中,久处戎、狄的秦与关东六国、尤其与东方滨海的齐鲁之地相比,其文化内涵及文化心理上的劣势是不言而喻的。秦地处关西一隅,其风格“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史记·六国表》)。而关东诸国,尤其是齐鲁之地,是周以来的“礼义之乡”,全国重要的文化与学术中心。孔孟之徒、缙绅之士播及远近。且不论战国时齐稷下学宫之盛,邹鲁之士谈仁说义,靡然向风;仅就《汉书·儒林传》所载继秦不久之西汉著名文士地域分布看,齐鲁士林上承东周,文风之盛,亦在全国首届一指。《儒林传》所载文士212人中,有籍贯可考者191人。这191人中,鲁国人最多,达31人;其次为琅邪郡19人,东海郡17人,齐郡12人。此四郡共占有籍贯记载之文士的41.3%,而鲁一地则达到16.2%之多。可见,在西汉山东滨海一带仍是全国重要的人文渊薮,名士辈出之地,也说明了齐、鲁在全国占据的文化与学术优势。  秦统一前夕,应该说对于当时的天下大势有着初步的估计,这就是秦的武强文朴。秦挟“虎狼之师”,横扫六合;但它的文化传承与法家文化取向,却被关东六国“比于戎、翟”,诸夏耻与之,这不利于它对全国的政治、文化征服。从史籍记载看,秦在东周以降,其学术、文化著作之质与量实与关东六国不能抗衡。《汉书·艺文志》等书所载目录中,我们所见标识秦国卿、相与士人所著的仅《史籀》、《商君书》、《秦诗》、《由余》、《田俅子》、《秦谶》、《尸子》、《张子》、《吕氏春秋》等书之目,这其中大部份还是由六国士人仕秦时所著。而其书中内容主要涉及兵家、法家、农事、历法、小学、占卜等实用与“中用”之学:如《史籀》系文字之书,《秦谶》系阴阳卜筮之书,《商君书》取自法家,《田俅子》取自墨家。这正与秦由来已久的农战论与功利观相一致。而关东六国与秦相比,则人文藩滋,文学之士比肩。基于这种武强文质的情况,早在六国统一之前,始皇帝的“仲父”、秦相吕不韦便召集六国士人,作《吕氏春秋》一书。《史记·吕不韦列传》记:

  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从这段记载看,吕不韦作《吕氏春秋》,乃是利用六国辩士,兼容六国学术智慧,对即将建立的大一统帝国进行的一种文化“自立”行为。从吕不韦居官之尊及他对此书所任之重,可视为一种统一前夕所给出的对未来帝国的文化导向与政策暗示。《吕氏春秋》被后代史家文人公认为杂家之学。而《汉书·艺文志》评论杂家曰:“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从班固所论来看,杂家之学在当时被看作涉政类书籍是无疑问的。它的优点是合儒、墨、名、法之教,以知国体,资王道,“贯”王治;其不足处是荡者为之则散漫而寡要。关于此书内容,亦是遍及诸家思想。如《吕氏春秋》序高诱注曰:“……然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以忠义为品式,以公方为检格,与孟轲、孙卿、淮南、杨雄相表里也。”高诱见解受后代儒学影响,尽管有其偏颇之处;可是指出该书综罗百家,试图“经天纬地”的观点却是持平的。这可与吕不韦在该书其它内容相互发明。因此,吕氏著书,其用意深刻。该书从体例到内容的最大特点,便是广涉诸子,遍引诸学,揉合道、法、儒、名、阴阳、兵、农诸家,试图为帝国奠定新的则天法地的“大圜”“大矩”。而却绝无商韩“燔书”“禁学”之文化专制色彩。这不能不说是吕不韦对于秦统一后文化政策上表现出的一种倾向。  但是,西秦及吕不韦的悲剧在于,这种文化的“自立”行为,竟然只能采撷六国之学,“使其客人人著其所闻”,对六国文化与学术实行大规模的剽窃与综罗。这从某一方面,亦可以看出秦文化底气的不足以及文化内涵的单薄。《吕氏春秋》意欲成“帝王”之言。它虽然未能达到成一家之言的目的,但也似乎发出了一个政策信号,即文化上的统一主要以融合与吸收为主。这也正是文化力低下的民族在对文化力较高的民族在武力征服过程中所遇的障碍及其通行的规则。因此,在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庞大武功帝国后,它并未采取自穆公以来所实行的商、韩厉行禁止“文学之士”的文化一律政策,而是对关东六国尤其齐、鲁之士实行了开放、容纳及礼遇的对策。据史载,秦开国时置博士员甚众,基本上是齐、鲁之旧儒生。“始皇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于是征从齐、鲁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史记·封禅书》)从史籍看,七十人大约是秦宫廷所置博士员定数:“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三十五年,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议,……博士七十人未对。”(《说苑·至公篇》)在中央官吏职能中,博士乃是文化与礼仪之官。《汉书·百官公卿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北堂书钞》:“秦博士,典教职,礼仪之所寄也。”(《北堂书钞》引晋中书郭璞语)各书大多称秦置博士70人,而始皇即帝位三年征从齐、鲁儒生博士70人,说明博士来源乃是以齐、鲁之地为主。在秦开国时中央官吏还不多的情况下,这应当是一支庞大的在秦宫廷服务的东方文化队伍及文化势力,也是一股言论力量。从史籍可考的秦博士所持学术来看,主要是来自于齐、鲁儒家者流之习研经术文学礼仪者。如“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史记·儒林列传》)“漯水又东迳汉微君伏生墓前,碑碣尚存,以明经为秦博士。秦坑儒士,伏生隐。”(《水经·河水注》)“叔孙通者,薛人也,秦时以文学征,待诏博士。”(《史记·叔孙通列传》)此外,散见于史籍有姓名可考的秦博士还有周青臣、淳于越、黄疵、桂贞、沈遂、茅焦、羊子、高堂生等;亦有汉初“四皓”为秦博士之说。故而郑樵评论秦时儒风未衰时说:

  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余人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是秦时未尝不用诸生与经学也。况叔孙通降汉后,有弟子百余人,齐鲁之风,亦未尝替。故项羽既亡之后,而鲁为守节礼义之国,则知秦时未尝废儒。(《通志·校雠略一》)  秦始皇在帝国广置博士员,任用齐鲁儒生的同时,还不断地向东巡游,封禅泰山,挟武威以宣其文治。据史载,秦始皇在统一后的十多年里,很重要的一项工作便是巡游四方,尤其是向东巡游。在帝国建立后的五次出巡中,有四次是在东南方之滨海地区。《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八年,上泰山,“并渤海以东,过黄、月垂,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二十九年,“登之罘”、“遂之琅邪”;三十二年,“之碣石”“刻碣石门”;三十七年,“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并海上,北至琅邪”,由之罘“西至平原津”。  在古代舟车极为不便的情形下,这么频繁的出巡,驱车而东,其有关国是的重大目的是不难想像的。始皇每到一地,都要刻石留念,以志秦威。如《峄山刻石》《琅邪刻石》《之罘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等等。而刻石内容,不外于“颂秦事,明得意”“表垂于常式”“垂著仪矩”“光垂休铭”。尤其在始皇二十八年东巡的《琅邪刻石》中,有这样的内容:  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与议于海上,曰:“……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  始皇好于刻石,无疑是颂扬帝德,炫耀武威。但东巡刻石中倡扬“道”“德”尤甚于宣染其武功,这不是偶然的,应当是始皇试图文治天下,“兴太平”,拉拢关东六国士人的政治宣传与举措。《史记·秦始皇本纪》:“以威、德与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说明秦上层统治者是深知文治武功之互补的。而其“道”和“德”的内容也包含了儒家礼仪及孝、贞的伦理规范。例如泰山刻石有:“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史记·秦始皇本纪》)会稽刻石文:“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絜诚。”(同上)峄山刻石有“孝道显明”等提倡孝道的话。故顾亭林在《日知录·论秦刻石》中道:“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也。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於秦,即以为亡国之法,亦未之深考乎!”顾氏之言,应见秦文化政策之一端。

  在始皇所立“博士”中,既有邹鲁儒学之士,也不乏齐之阴阳方术之士。如位列七十博士之中的卢生、侯生,便是始皇引为“以鬼神事”“求芝奇药仙者”的方士之流。秦始皇多次巡游滨海之域,其深层心理,还有接近并探求神仙世界的期望。《史记·秦始皇本纪》曰:“既已,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自此开始了中央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求仙运动。求仙运动是帝王对权势欲求无限的放大,是对永生的追求。这之中包含了他个体心理上对权势的自信、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滨海之域神仙文化的一种迷信与希冀。这种个人心理的因素,始皇在位时间越久,就越强烈地反映出来。“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其明年,始皇复游海上,至琅邪,过恒山,从上党归。后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从上郡归。后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道登会稽,并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药,不得,还至沙丘崩。”(《史记·封禅书》)这种至死不渝的追求神仙及长生之药的行为,说明齐之滨海文化对秦上层统治者思想影响之巨。这也可以从始皇“行礼祠”齐之八神得到说明:“于是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齐所以为齐,以天齐也。其祀绝莫知起时。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莱山。……七曰日主,祠成山。……八曰四时主,祠琅邪。”(《史记·封禅书》)。根据《史记》记载,太山梁父、之罘、成山、琅邪都为始皇所亲历,说明祠齐之八神确有其事。中国古代由于从史前社会过早过渡到阶级社会,各诸侯国统一的宗教神尚未确立。以各部族神为代表,而沿袭史前遗风的“泛灵论”,在古代为各国君王所重视。尤其承戎狄之俗的西秦,质朴的关西鬼神文化不能满足统治者之欲望。因此,始皇多次巡游东方,行祠齐之八神,既有对东方宗教文化的一种礼尚之意,对滨海之“齐”的文化尊崇,又有对神仙芝药的梦想。这应当是研究秦宗教与文化政策的重要着眼点,也是战国末期秦国研究一统文化政策时以法家思想为主,兼及儒、道、阴阳诸家的一种余绪吧。  但是,在秦帝国武强文弱条件下制订的对关东诸国的“文化怀柔”政策,却因东西二域两大文化系统的差异与冲突而迅速遭到挫折。

  秦以军功立国,骨子里尚力轻文、重利而鄙道德。《荀子·议兵》:“秦人其生民以狭厄,其使民以酷烈。”郝懿行《荀子补注》云:“狭厄犹狭隘也。”《史记·刺客列传》有“以雕鸷之秦,行怨暴之怒”的说法。而关东六国,尤其居东的齐、鲁一带,自古多说士墨客,其行止多“宏大不经”,士林承稷下之风,多有恣荡自由之谈。这就使两种文化系统及社会心理的融合不是短期可及,一蹴而至的。更重要的是,秦帝国的上层统治者并未深切理解吕不韦的良苦用心,没有认识到文化融合问题对长治久安的重要性。他们骨子里迷信以“力”取天下,治天下,将文化怀柔作为一种粉饰太平的工具。正如秦始皇本人所谓:“(吾)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里提到的“兴太平”之术,实际上表达了始皇帝对经术文学之士和方术之士的两种异中有同的认识:经术文学之士欲以兴太平,是一种治国之略;方术之士欲练以求奇药,是帝王个人求仙长生的需求。这两种需求都是“兼”的内容,也是帝国武功的延伸。在统治者看来,它们都是附冀于帝国专制独裁与军功这张皮上的毛,是粉饰文治武功和帝王延年益寿的需要,不涉及帝国的“力”治的基础与统治的根本。这种以文学方术之士粉饰太平的作法,是对文学方术之士一种骨子里的轻视,它表现了秦人重武轻文的狭隘性、功利性与短视性。这样下去必然会使帝国初期执行的耀武兴文,以齐、鲁之经术文学礼义补帝国之治化的政策受到破坏。  事实确是如此。早在始皇二十八年封禅泰山,秦始皇及其僚属就与齐鲁儒生在祭拜礼仪问题上发生了冲突。始皇即帝位三年,东巡郡县,征从齐鲁儒生博士70人,至泰山下议封禅之礼。“诸儒生或议曰:‘古者封禅为蒲车,恶伤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秸,言其易遵也。’始皇闻此议各乖异,难施用,由此绌儒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诸儒生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史记·封禅书》)  从秦之官僚体制看,“天下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天下之事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量,不中量不得于休息。”(《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是绝对服从、秩序与专制的政体形式。今遇有邹鲁古风、宏迂不经的儒生不识时务的“各乖异”议,虽仅涉及到封禅的交通等小事,但它是对以武恃强的秦专制君权封建体制对关东文化容纳限度的考验。可惜的是秦上层统治集团采取了“绌之”即排斥的方法,这便引起秦、齐重“力”重“道”两种价值体系的冲突。儒生博士在初始兴致勃勃,而后“不得专用于封事之礼”这种奇耻大辱后,借始皇遇风雨亦反“讥之”,由此揭开其后冲突的序幕。

  始皇三十四年,即秦山封禅事件六年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政体与文化两种价值观的冲突爆发。“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却紧接着批评始皇不师古、不分封子弟功臣,不是久安之策。于是在师古与分封问题上产生争论。丞相李斯以法家立场否定了淳于越的观点,并进一步提出:“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请禁便。”(《史记·秦始皇本纪》)  这便是名著史籍的李斯焚书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即秦代文化政策的取向与如何对待儒生代表即博士员的问题。从秦代文化政策看,当时正面临原关西秦域与关东诸国地域两种文化的冲突。秦虽然采取了文化兼容的政策,来解决重“力”与重“道”,武强文弱的矛盾。但是,在王朝短短八年的实践中,秦欲以经术文学之士“兴太平”,带来的却是与秦的专制、皇权、秩序、服从以及相应的文化禁锢政策相反的结果,是“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秦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建立的官僚体制及其影响的文化制度正受到广泛的社会批评,这可以从“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看出其中实情。而这种社会层面的文化批判是本之于先秦诸子之学、本之于与法家相异议的各学派。这种“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的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战国百家争鸣、“处士横议”风气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是对武功帝国专制政体的批评,其中当然也包含了帝国的“官学”以及法家为本的意识形态,即所谓“非法教”。面对这种挑战,如果以一种涵容的、宽怀的眼光去看待,处理,历史将可能会导向另一种结局,秦王朝将会走向另一种未来,即以“道”“德”为本的长治久安。因为仅从当时强大的武功帝国的国家机器与军事实力看,是不会被这承先秦余绪的百家“私学”的区区议论所击垮。可是,历史进程在这里显出了它的必然性。既然以军功、秩序、服从以及文化禁锢政策而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的秦帝国能取得赫赫功勋,君临天下;那么面对这种文化价值系统上的差异,这种“心非”“巷议”的社会批判;武器的批判必将显露出对批判的武器的专横及专制来。历史在这里拐了个急弯,即帝国建立初期企图以人文“道”“德”、经书文学补“法”,以此“兴太平”,倡文教的指导思想,迅速演变为对诸子之学、百家语义禁忌的文化专制政策。秦帝国在文化政策上又露出始于商鞅的“燔诗书而明法令”的一贯政策取向。这也就是李斯所主持的“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敢有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

  平心而论,任何政权在刚建立时,都有统一思想、意志的需要。这是巩固政权的基本条件。但对秦帝国而言,面对关东诸国曾经历的诸学杂陈、诸子争鸣的巨大文化遗产、文化余绪、文化现实,应当如何对待,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探索、对待并涵融的事。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佩服秦相吕不韦在大统一前夕对吞并六合后秦帝国文化取向的深邃眼光以及以诸子杂取作为大规大矩的思想。  秦帝国采纳了李斯的建议,采用极刑对待敢于街谈巷议、偶语《诗》、《书》、以古非今者。这就将西秦的文化专制主义施向全国,将帝国的专制、服从、秩序、等级、军功引进文化领域。从这时起,帝国初始的文化怀柔政策被原西秦的“燔诗书而明法令”的文化禁锢政策所取代。它也宣告帝国初期企图以怀柔文化而“兴太平”,以文治天下的政策取向的彻底破产。但李斯进言中,对东方文学经术之士还留有一丝“关照”的缝隙,这便是位居博士员的经术文学之士还保留持有与议论《诗》、《书》的权利,即“非博士官所职……”。但在全国焚诗书的高压氛围下,这一权利又能延续多久呢?它的实际价值何在呢?果然,“焚书令”实行后不到三年,秦宫廷又爆发出一个重大政治与文化事件,这就是“坑儒”。其实,早在实行“焚书”“禁书”令后,帝国的文化取向就十分显明,而文学经书之士(包括朝廷上聊作粉饰的博士儒生)的命运也被早早决定了。这就是导致“坑儒”事件的方士侯生、卢生所说的“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侯生、卢生以始皇“贪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的理由逃亡。这下子引爆了始皇早已久忍在心的怒气。“始皇闻之,乃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史记·秦始皇本纪》)从这段话看,始皇大怒的原因一是涉及个人心理因素,即耗巨资遣方士求长生仙药的愿望落空。根据史籍,前有徐市、后有卢生等人赴海求药,但“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成为世人讥笑的把柄。这使权势欲无限放大的始皇在求仙的精神追求中遭受挫折,不由他不大发脾气。二是方士的逃亡再度引发他对儒生的怨恨,积怨由此爆发。本来,在秦帝国上层对关东文化的认识中,儒生与方士处于同样地位。儒生谈经书,方士则秉承战国阴阳家学说,而日益世俗化、神仙化、闲散化。两者在秦初俱是滨海文化的主流。但一是学术,一是卜筮。从当时观念看,学术以道德、文章干政;卜筮以求仙、遁世营造另一人生极致。这对秦帝国统治者来说,俱有利于饰太平,求神境。这种将儒生与方士相同看待的观念,可能正是重实用、讲功利的秦人对东方文化理解上的错误,也可能正是他们对儒生、经书、《诗》、《书》、礼乐加以轻视的深层心理原因。不论怎样,方士的逃亡,引起始皇对儒生方士群体的忌恨,于是残酷的株连与镇压拉开了帷幕。史载“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史记·秦始皇本纪》)

  对于始皇实际坑儒的人数多少以及坑儒方式,历史上曾有过不同看法。如《盐铁论·利议篇》引大夫语曰:“故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史记·儒林列传》正义、《汉书·儒林传》注、《后汉书·陈蕃传》注则具体指为在汉新丰县温汤之处以视瓜之名皆坑之。被坑的人数亦有七百多人至四百六十余人不等的说法(《文选·西征赋》注作四百六十四人,《论衡·语增篇》作四百六十七人,《诏定古文尚书序》作七百人)。但不管怎样,坑儒的意义不在于具体诛杀儒生多少或手段如何,而在于向天下昭示秦帝国文化政策的取向,昭示帝国以“力”制文的既定政策。正因如此,在“坑儒”并“使天下知之”后,帝国内部一片禁文肃杀之氛。连公子扶苏为“诵法孔子”的儒生辩护进谏,也被视为大逆不道,贬边远上郡,远离政治中心的京城。至此,秦虽然仍保留了“备员弗用”的博士官一职,但其战国以来的百家争鸣,处士横议的气象却自此湮灭。秦宫廷中聊以备员的“博士员”即经术、文学代表的士群体,自此沦落为聊备皇帝顾问的吏员,而中国帝制下的文化定位由此有了“独尊一术”的取向。其后叔孙通以“园滑”著称于世,是士群体在权势高压下对专制政体所采取的态度与对策,也开启士群体在专制政体下儒学价值观与承意顺命,“道义”与威权二者谁寄于谁的内在矛盾与冲突。其后儒家再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禁锢专制政策的产生以及文化专制的延续,应是这一专制理念的延伸。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  1.秦帝国建立之初的文化政策与文化定位与其后采取的极端的文化禁锢举措有所差异。应该说,帝国初始时的文化定位乃是试图融合关东关西两大价值系统文化,实行文化怀柔与文化融合政策。不希望引起关东关西文化冲突大约是秦帝国最初的文化政策取向与文化目标。这和《吕氏春秋》以“百家”贯以王治的意图应是切近的。  2.秦帝国的文化怀柔,乃是用长期在西秦行之有效的商韩法吏文化,去兼融关东地域文化,尤其是齐、鲁之地的儒、道、阴阳之术。初始的帝国统治者并未意识到这几者在本质上的重大区别,对其“兼”“融”的严峻性估计不足。这也导致其后极端文化政策的出现。  3.始皇焚书坑儒,是当时东西区域文化价值系统对立并冲突的结果,亦是始皇求仙受挫后偏激的个性心理因素所致。它是秦帝国横扫六国、君临天下、崇尚以“力”统“道”的功利性文化价值观的反映,也是对主观力量无限自信的一种表现。从根本上说,它是西秦商韩法家文化专制内涵所确定的必然性。

  4.“焚书”“坑儒”,并公示天下,是秦帝国文化专制政策的确立,它标示了大一统君主制集权的官僚体制系统在文化定位上的价值观内涵,即等级、秩序、服从、功利等。此后,承秦之制的汉帝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唯儒独尊的文化形式,以及以专制主体的官僚体制价值系统为内涵的“新儒家”大一统学说的学术与理论体系,都正好是秦帝国文化禁锢政策的承继。它的变通之处在于其内容上吸取秦亡教训,注意到中国宗法社会的性质,由此将强调宗法血缘的道德礼仪的邹鲁儒家文化兼融性地标贴在法家专制主义思想文化的表面,互为表里体用,完成了中国专制主义思想学说的转型。这也开启了中国封建社会二千多年来文化专制政策的先河。  收稿日期:2004-10-20

作者介绍:李禹阶(1953-),男,重庆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国思想史、社会史研究。重庆师范大学,重庆 400047

“焚书坑儒”的偶然与必然

  【摘要】“焚书坑儒”作为秦始皇的暴政之一,千古以来痛斥不绝。它的残暴不仁,毋庸置疑。但仔细考虑可以发现,“焚书坑儒”事件的发生是必然与偶然的统一。一方面,它是新生政权统治者统一思想,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的“必然”举措;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专横暴虐的君主在政争、情绪激化的情况下选择的错误的政治手段。始皇此举的政治目的在于惩处不忠,铲除奸邪,避免动乱,并非专门针对某一学派或学说。

  【关键词】秦始皇;焚书坑儒;偶然性;必然性
  公元前213和212年的“焚书坑儒”,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在秦始皇“有累圣德”的各种事迹中,“焚书坑儒”是最残暴、最专横的。这也是为秦始皇做历史定位时最有争议的事件。
  主持“焚书坑儒”的秦始皇遭到千古唾骂。古代许多论者把它作为秦政暴虐、始皇无道的证据;许多现代论者把它作为中国古代文化专制的典型案例。“焚书”事件对中国文化的严重摧残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坑儒”事件则生动昭示了专制政治的暴虐、专横。“焚书坑儒”的基本性质可以断定为“暴政”“暴君”无疑。即使依据当时的价值标准判断,秦始皇对于这两件事的处置也是严重失当的,他对两桩暴行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但从历史发生的具体过程看,秦始皇并非完全“无法无天”、“恣意妄为”;换句话说,“焚书坑儒”事件有其发生的偶然性和必然性,即使始皇自己可能也未曾料到他的两项决策会成为千古议论的话题。
  在具体论述这一问题之前,首先要明确“焚书”和“坑儒”是两回事,它们一前一后,背景各异,性质有别。作为两个相对独立的政治事件,尽管它们有一定关联,但其是非曲直还以分别论述为宜。
  一、焚书
  《史记・秦始皇本纪》对“焚书”缘起有详实记述。“焚书”事件起因于对秦朝政治的评价,争论的内容涉及周秦两种政治模式的对比。仆射周青臣赞颂秦始皇一统天下,威德超迈千古,充分肯定郡县制,所谓“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博士淳于越对此不以为然,认为秦始皇不效法殷周实行分封是错误的,甚至有亡国之忧,所谓“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尽管周青臣有谄媚阿谀之嫌,淳于越有直言敢谏之名,但从中国历史的实际进程来看,淳于越并不明智准确,反倒周青臣的说法与事实更为接近。
  从思想史上看,以“秦制”“秦政”为代表的新的政治模式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自是以来,诸子百家就对它议论纷纷。直到大清帝国灭亡之时,有关争论依旧延续不断。人们只要评价“秦制”、“秦政”,就必拿“周制”、“周政”相比较;否定“秦制”、“秦政”者,必然攻击“郡县”与“法治”。秦始皇行郡县是“大私”、“专权”,是“不合圣制”、“不行王道”。这种评论充斥于历代文献。“郡县”之争不是具体制度之争,而是新旧两种政治模式之争。见于文献记载的秦朝统治集团内部的重大政见之争主要围绕这一问题展开,所以淳于越提出的问题是当时人们心中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
  面对这一“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秦始皇当时的反映还是颇具帝王气度的――“始皇下其议”,也就是说,他没有当朝勃然大怒,更没有当堂论罪,而是按照正常议事制度,交由群臣会议。
  然而,他在政策抉择时作出的反应却是失当的。秦始皇采纳李斯之议,颁布焚书令、挟书令。诏令下达不到三十天,民间大部分违禁书籍化为灰烬。事实上,秦始皇无意于绝灭各种书籍,只是不准广大臣民利用这些典籍来反对他和他所建立的王朝,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秦始皇“焚书”有一定的偶然性,即在特定情境之下政见之争被激化的结果。正如著名史学家翦伯赞指出的:从统一六国到“焚书坑儒”事件发生,时隔八、九年之久。在长达八年的时间里,秦始皇既没有“焚书”,也没有“坑儒”。“对于古典文献,不分青红皂白,非秦者烧”,这不是秦朝的既定国策。在下达焚书令时,他并没有明令保全哪一家,或者灭绝哪一家的著作;在后来“坑儒”时,也没有明确指出哪一派的学者“必诛之而后快”,而是针对具体“罪行”量刑定罪。在统一学术的问题上,很难说秦始皇已有了固执不变的成见。所以一旦由于突发事件把这一问题摆在朝堂之上时,秦始皇选择了一个最粗糙、最野蛮的方案。
  应当指出,秦始皇并未焚尽天下书。但究竟烧了哪些书,史学界至今莫衷一是。王充在《论衡・正说篇》中认为,法令规定只烧私人所藏的《诗》、《书》、百家语, 博士官所收掌的不烧。后世学者多沿袭其说。清人刘大�著《焚书辨》,力证官书不烧,认为博士收掌之书未焚于秦始皇,而是项羽屠咸阳、烧宫室时才被烧毁,因此焚书的罪魁是项羽而不是秦始皇。而且从道、法、名、墨、阴阳诸家之书的流传情形看,秦始皇也的确未焚诸子之书。此外,虽然秦廷颁布了“焚书令”, 但要真正做到尽烧其书,事实上是很困难的。《史记・六国年表第三》说:“秦既得意, 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后世学者多认为秦始皇没有也不可能做到将天下之书都烧尽。宋人郑樵、近代康有为、章太炎等人对此都有所指证。郑樵甚至说:“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亡。”
  秦始皇的文化专制有明确目的:维护大一统的政治局面。正像他的前辈孔子曾以诛杀少正卯来铲除异端,正如他的后辈汉武帝曾以“独尊儒术”来规范思想一样,这种行为前有古人,后有来者。但以行政手段强行统一思想很容易走向“焚书”的极端。在这个意义上,秦始皇“焚书”又有其必然性。这是一种典型的帝国行为,又是一种世界性的历史现象。在世界古代史上,以强制性手段消灭异己,统一思想,可谓司空见惯。诸如西欧中世纪基督教政教合一政权以铁血手段禁止“异端”信仰、禁毁有关书籍,以“猎巫”方式残害异教徒;阿拉伯人攻陷亚历山大城之后,为了维护伊斯兰教义而焚烧图书馆。
  秦始皇“焚书”实际上对秦朝的统治有害而无益,不仅达不到统一思想、禁绝批评的目的,而且更不利于统治思想的发展和完善,最终失去了民心,走向了灭亡。   二、坑儒
  对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发生的“坑儒”事件,从《史记・秦始皇本纪》详细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坑儒”是由方士“诽谤”皇帝引起的。韩终(韩众)、徐福(徐市)等一批方术之士,曾以神仙之术、不死之药诓骗秦始皇,使其深信不疑,并对卢生等人“尊赐之甚厚”,结果却是屡屡上当受骗。这些人不仅欺君罔上,而且“诽谤”政治,攻击君主。此外,秦始皇还得知这并不是个别人的行为,被官府以官爵、俸禄供养在咸阳的诸生中竟然有人“�言以乱黔首”。任何人遇到这样重大的事件都很难抑制内心的愤怒,更何况是颐指气使、唯我独尊的秦始皇帝!从这一角度看,“坑儒”事件属于典型的“帝王一怒而天下秋”,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把它与不同学术之争牵上关系显得有点勉强,更不是专门指向儒家的残暴镇压。
  秦始皇此举的政治目的在于惩处不忠,铲除奸邪,避免动乱。他没有专门针对某一学派或学说,所坑杀的对象是政府供养的“诸生”中的“欺君罔上”者和“�言惑众”者,无论方士、术士、儒士,有犯禁者则杀。至于扶苏所说“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其中的“诵法孔子”者并非仅局限于儒家学派。自春秋战国以来,孔子及儒家思想的影响日益深远,许多学派学者都对孔子思想给予不少肯定,渗透、采纳更是不可避免。秦相吕不韦为统一中国造舆论而成的“杂家”著作――《吕氏春秋》,其伦理主张大体就是沿袭儒家的。简言之,这是一批“欺君罔上”者、“以古非今”者、“偶语《诗》、《书》”者,其中以儒者或深受儒家政治思想影响的学者居多。
  客观地说,“坑儒”也是事出有因的。依据中国古代的法律规定和道德规范,包括儒家倡导的“君臣大义”判断,侯生等人犯罪事实清楚,是典型的“小人”、“奸佞”、“欺君罔上”、“大逆不道”。即使按照汉儒“以经义决狱”的思路量刑,对他们也应“杀无赦”。从统治的立场看,无论在哪个朝代,秦始皇将他们处决的判决都是“合理合法”的。按张分田先生的话说:“‘坑儒’是专横残暴的君主政治下的正常的统治行为,是典型的社会性暴虐、时代性暴虐、制度性暴虐与个体性暴虐相结合的产物”。这是其必然性的一面。
  只不过他所采用的手段太过残暴狠毒,引来了历代评论者的口诛笔伐。并且可以判断,他所坑杀的四百六十余人并未全部都触犯了预设的刑律;除了侯生等“奸佞小人”或多或少犯有诈骗罪、诽谤罪外,其余大多属于思想言论问题,而思想问题即使在当时也是以不杀为宜的。
  三、“焚书坑儒”的历史评价
  “焚书坑儒”作为秦始皇的暴政之一,千古以来痛斥不绝。它的残暴不仁,毋庸置疑。但仔细考虑可以发现,“焚书坑儒”事件的发生是必然与偶然的统一。
  因此,我们在评价“焚书坑儒”时也应从这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它是新生政权统治者统一思想,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的“必然”举措;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专横暴虐的君主在政争、情绪激化的情况下选择的错误的政治手段。
  自秦以降,“焚书坑儒”形成的文化惯性,对后世政治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以行政权力强化思想控制、文化控制、意识形态控制,成为帝制时代的政治文化传统。一些朝代的大规模的“焚书坑儒”行为,烧掉的书籍和因文字狱被杀的儒生数量恐怕秦始皇也会感到吃惊。如清代乾隆时期,一方面夸耀文治,一方面又大兴文字狱。在编撰《四库全书》的十年中,只要见到诋毁清朝的文字书籍,或认为有狂悖不驯之语, 一律加以销毁,甚至一些与政治毫无关系的典籍也难逃厄运!
  既然如此,为什么对于秦始皇的指责如此强烈呢?说白了,就是因为秦王朝是个短命的王朝,它的迅速崩溃与其“暴政”有关,而“焚书坑儒”又是最令知识分子反感的暴政。其实,作为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起统一中央集权大帝国的君主,秦始皇面临的反对力量是异常强大的。作为统治者,秦始皇做得并也不过分。当然,诚如《新唐书・艺文志一》所说:“自六经焚于秦而复出于汉,其师传之道中绝,而简编脱乱讹缺,学者莫得其本真,于是诸儒章句之学兴焉。”从文化传承的角度说,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确实是中国历史文化上的一次灾难。

焚书坑儒研究综述

近代以来“焚书坑儒”研究综述

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史·上册》晁福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 《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著 人民出版社 1958年版 《中国文明史》启良 花城出版社 2001年版

《秦史稿》林剑鸣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秦献记》章太炎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2年版

《秦汉史》田昌五、安作璋 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中国儒学史·秦汉卷》李景明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8年版 《秦汉史》翦伯赞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3年版

《中国文化史纲》冯天瑜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4年版 《中国古代史》刘泽华 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

《秦汉的方士与儒生》顾颉刚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

摘要 : “焚书坑儒”事件是作为秦始皇“暴君”形象的证据而众所周知的,它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史学界对于这一事件的研究也已经比较深入。尤其是近代以来,许多史学界大家都对这一问题发表了看法。无论是中国通史、秦汉史,还是文化史、儒学史、学术史等著述中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并且著者都予以深刻的分析,提出自己的见解。对此问题也发表了大批高质量、高层次的学术论文,为“焚书坑儒”的研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视野。

关键词:焚书 ,文化专制,评价,反思

一、关于“焚书”的研究

近代史学界一致认为“焚书”事件的导火索是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咸阳宫召开的御前会议中关于实行郡县制还是分封制的那次争论。很多学者都对这一争论背后更深层次的导致“焚书”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在这一点上主要的观点有:第一,从法家思想的指导来分析”焚书”的原因。胡适从秦始皇、李斯所处的社会背景及他们的思想出发来探讨“焚书”这一事件,认为古代的思想家,无论哪一派都有压迫异己思想的倾向。从思想根源的角度,认为秦始皇、李斯都相信历史进化的原则。反对复古的思想,导致了“焚书”的发生。钱穆也认为“焚书”的渊源是荀子、韩非的法家学说。

第二.从儒法斗争的角度来看“焚书”的发生。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一书中认为“焚书”是苟子法家学派同孔孟正统儒家学派之间的斗争的结果.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极端尖锐的反映。“政治上学派上的斗争一直发展到大惨杀,把孟子学派的儒生大体杀尽”。启良的《中国文明史》书中也从儒法斗争的角度来分析”焚书坑儒”事件。认为“所焚百家之书,主要是儒家的经典《诗》《书》,因为当时的‘自由化’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所以秦始皇才会格外同儒生过不去。”“焚书”是秦始皇以法治天下。视儒学为无用之学的产物.实质上是秦始皇在“清除思想的异端”。谢承仁在《中华传统思想文化渊源》一书中也认为“‘焚书’是具有全园规模和深远影响的一次儒法斗争的高潮”。韩星在其书《儒法整合:秦汉政治文化论》中论述了“焚书”是法家“法治”路线在政治实践上排斥儒家“德治”的结果,是法家和儒家在秦朝内部一场激烈的思想文化冲突。法家要通过这一事件根绝儒家“德治礼治”传统对政治的影响力。

第三,从秦始皇统一思想的目的来看“焚书”的原囚。如在《华德焚书异同论》(《鲁迅全集》第五卷,《准风月谈》)一文中鲁迅认为秦始皇“焚书”就是为了统一思想。顾颉刚在其书《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中提到,“焚书”就是秦“初统一时的历史使命”。在田昌五、安作璋所著《秦汉史》一书中也认为“焚书”的目的是为了统一法令.这是“政治变革中常有的事”。晁福林在《中国古代史(上册)》一书中也认为“焚书”的主要目的在于统制人们的思想。除此之外,何兆武等所著《中国思想发展史》一书中认为“焚书”的原因是为了巩同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政体.实现思想统一,排斥儒、道各家,禁止各家“私学”存在。

第四,从李斯的个人作用来看“焚书”的原因。林剑鸣在《秦史稿》一书中认为“焚书”的导火索是实行郡县制还是分封制的争论。但是无论是哪一方的争论都是为了秦朝的长治久安,但是由于李斯的借题发挥,最终酿成“焚书”的结局。许凌云、许强在《中圉儒学通论》一书中也认为李斯在”焚书”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李斯主张定“法教”为“一尊”,禁止“百家”对“法家”的非议。

确保皇帝的权威,从而促成了“焚书”的发生。

第五,其他方面的观点。王志民在其书《齐文化概论》中分析了”焚书”与齐文化的关系。认为“焚书”表面上是实行郡县制和分封制的争论。实际上上是“反映着秦、齐文化两种不同价值观念的撞击”。在杨天保的文章《逼士入农——对“焚书坑儒”的另一解读及现代之思》中,作者认为“焚书”是秦朝当权者基于一种社会经济考虑.将一次“廷争”渐次升级成“焚书”.最终构建出一种解决劳力不足问题的变通手段:政府采取“灭学”的方式一再“逼士人农”,试图以此调整人口结构,进而相对扩充劳动力,缓解经济危机。

二、对“焚书”范围的认识。

“焚书”没有烧光所有的书,这是肯定的,但是具体包括哪些书。史学界有不同的观点,颇具代表性的有“六经未亡说”。康有为在其《新学伪经考·秦焚六经未尝亡缺考》(《康有为全集》)一文中,站在今文论史的立场角度认为“秦焚书.六经未因此而亡”。认为“焚书”并没有造成“六经”因此而亡.而是“刘歆伪造”的结果。与之观点类似的有刘泽华在《中国古代史》一书中的论述。“六经、诸子皆焚说”:章炳麟在《秦献记》(《太炎文录初编》)一文中主要肯定了“焚书”包括诸子,认为“不焚‘六艺’,不足以尊新王。诸子之术,分流至于九家,游说乞货,人善其私,其相攻甚于‘六艺’。今即弗焚,则恣其曼衍乎?诸子与百家语,名产一也。不焚诸子,其所议者云何?”从政府统一学术思想的角度出发,认为秦既然焚《诗》《书》,如果不焚诸子,不合情理。李景明在其《中国儒学史·秦汉卷》一书中认为“焚书”的范围乃“百家语”。不止儒家经典。“只焚五经,不及诸子说”:钱穆在其著述《国学概论》中分析了刘大樾、章学诚、王充等人对于“焚书坑儒”的认识,认为“焚书”是“只焚五经.不及诸子”。

三、关于“坑儒”的研究

对于“坑儒”的起阂。史学界也是存在共识的.是由于方士求长生不老药不得而亡去,并且对秦始皇进行诽谤,从而导致了“坑儒”的悲剧。很多学者认为。“坑儒”表面看是秦始皇迷信方士,义被其所蒙骗,并遭到方士的诽谤,引起秦始皇大怒。从更深层的方面来说,实际上也是秦朝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实行思想统制,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产物,在这一事件的过程中,李斯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也就说“坑儒”是“焚书”的继续,持有此类观点的有:翦伯赞在《秦汉史》一书中认为“焚书”是为了消灭复避的思想。但是“焚书”之后,怀有复古思想的旧贵族还在秦朝掌管文化事业,所以为了肃清这些人,秦始皇又借故进行了“坑儒”事件。冯天瑜在其《中国文化史纲》一书中认为儒七“以古非今”导致了“焚书”事件,使得“文化教育再度由官府垄断”.并由此事件导致了“坑儒”,开大规模迫害思想异己的先例。

四、对“焚书坑儒”的评价.

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是全盘否定的观点:郭沫若对“焚书坑儒”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焚书”是文化史上的浩劫,书籍被烧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那种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刘泽华在其书《中国政治思想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认为“焚书坑儒”是对文化的浩劫,是用暴力和行政手段来禁锎人们的思维,是对历史创造力的最野蛮的打击。晁福林在《中国古代史(上册)》书中认为“焚书坑儒”这种残暴的作法给民族文化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何兆武等著作《中国思想发展史》中认为“焚书坑儒”摧毁了古代文化典籍.压制了“百家争鸣”的学术高潮,阻碍了文化的发展。没有统一思想,也没有巩固秦朝的统治。说明“文化思想领域中的问题不能用专制强暴手段来解决”。孟祥才、王克奇在《齐鲁文化通史·秦汉卷》(中华书局,2004年版)中认为“焚书坑儒”是“文化史上的浩劫”,是“丝毫不值得肯定的”。许凌云在其文《“焚书坑儒”应该否定》中,对于“焚书坑儒”进行了大力的批判。

第二种观点认为“焚书坑儒”也有其 积极的一面,梁启超认为“坑儒”的对象,大都“如汉时文成五利之徒”,认为“始皇一坑,正可以扫涤恶氛,惩创民蠹,功逾于罪”。胡适认为虽然“焚书坑儒”的手段很残忍.但是肯定了李斯反对崇古思想、进行改革的精神。刘泽华在《中国古代史》一书中认为“焚书坑儒”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是打击了复古的思潮。维护了中央集权的国家制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翦伯赞在《秦汉史》一书中认为“焚书坑儒”客观上摧残了文化.但对于当时的秦朝。实际上是为了肃清政府中的残余旧贵族势力,以及作为其政治思想指导的旧龌礴文化。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秦汉史编写组《秦汉史》一书认为“焚书坑儒”在“早期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在统一与分裂激烈斗争的年代。秦始皇用这种手段打击复古封建贵族政治的思想,是可以被理解的”。田昌五、安作璋的《秦汉史》一书中认为“焚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以后各代都延续了这种文化政策,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

五、结语

“焚书坑儒”事件一直被视为中国文化专制的滥觞,是皇帝也被当做专制独裁的始作俑者,两千多年来一直被冠以“暴君”的称号,与夏桀商纣并列。然近代以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各地出土的关于秦王朝的文献,那些被历代扭曲的历史开始以真实的面目复原。“焚书坑儒”是作为统治者的维护一统的目的制定的,中国历代都有类似这种文化专制的政策,如唐王朝开创官修历史先河,清代的文字狱,清修四库全书,尤其是近四十年前的那场知识分子的末日“文革”运动,其对文化的迫害很多都远远超出了“焚书坑儒”。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却真实存在过,其留下的记忆痕迹是否对于今天的人们还会产生影响,我们会否仍会重蹈先人曾经犯下错误的覆辙呢。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知晓历史,更重要的是去反思历史,铭记曾经的教训,而不是去遗忘。只有会反思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有未来的民族。

谈谈历史上的焚书坑儒

谈谈历史 上 的焚 书坑儒 

梁 骁 菲 

(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

中图分 类号 :2 5 K0  文献标识码 :   A

广东・   50 3 ) 广州 161 

文章 编号: 6 2 7 9 ( 0 10 — 5 — 2 1 7 — 8 4 2 1 )7 0 7 0  

摘  要  焚 书 坑 儒 常 常 与 秦 始 皇 的 专 横 和 残 暴 联 系 在 一   起 , 是这 种看 法 恐 怕过 于 片 面和 主观 。秦 始 皇 焚 书坑 儒 事  但

出有 因 , 且 其 破 坏 作 用 是有 限 的 。 实 际 上 . 书 坑 儒 是 历  况 焚 代 封 建 统 治 者 实 行 思 想 文 化 专 制 的 常 用政 治 手 段 。  

席之地 , 封建 统治者意识到 , 这种 旧有 的思想如 同幽灵 一 

般 飘荡在秦帝国的上空 , 若不根除 , 不仅惑乱 当朝 的新思想 ,  

而且不利于封建专制的进一步稳 固。淳于越在酒 宴上 以古非 

今, 正好给统治者 找到了一个根除百 家争鸣 、 底打击春秋  彻 战国的思想残余的机会 。除去其专制的成分 , 焚书坑儒体现 出 

关 键 词  焚 书 坑 儒  

秦始 皇  

Bu n n   f t e Bo k   n   r   h   c o a ’ a i e a o t r i g o   h   o s a d Bu y t e S h l rS l   b u     r t e Hit r / L a g Xio e  h   so y / in   a fi

Ab t a t u n n  o   h  B o s n  t e mp r r i otn s r c  B r i g f t e o k  a d h  E e o   s fe  

种顺应历史潮流 、 与时俱进的精神。“ 五帝不相复 , 三代不相  焚书并非秦始皇个人专制独裁 的体 现。“ 始皇置酒咸 阳 

袭, 各以治 , 非其相反, 时变异也……三代之事 , 何足法也!”  目 宫 ” 射周 青臣和博士淳于越就废 分封行郡县 的问题各抒    己见 ,始 皇下其议 ”1 “ [ 丞相李斯 指 出“ 8 , 愚儒 ” 古薄今 的言  厚 论之荒谬 , 分析春秋 战国分裂割 据的原 因在 于“ 皆道古 以  语 害今……人善其所私学 , 以非上之所建立”  生 。 一步道 出现  今私学 对政权稳 定 的破 坏 ,相 与非法 教 ……人则心 非 , “ 出  则巷议 ……率群下 以造谤 。如此弗禁 , 主势 降乎上 , 则 党羽 

成乎下 ” 。㈣接着 提出焚书 的建议 , 最后 由秦 始皇颁 布焚书  令 ,制 日:可 ”I。由此可 见 , “ ‘ ’l I 1 在整个焚书计划 的出台过程  中 , 提 出问题 到分析 问题再 到提 出解决问题 的方案 , 由 从 都  

l k d t h   r i ay a d b u a, u   m  f i   a h sv e

  i e  o t e ab t r  n   r t l b tIa ar d t t i  i w n r a h t

i o  o e— i d n  sbe t e B r ig f h  b o s s o n s e  a d u jci . unn  o te o k    t d v

a cd n a  mp r r mo e v r h   a g   s lmi d n fc , c i e t l e e o   r o e ,t e d ma e i  i t .I   a t e   t e b r i g o   e Bo k  st e f u a  u o r t   u es a o td h   u n n   f h   o si h   d la t c ai r l r  d p e   t e c a c mmo  d oo y a d c l r , oi c lme n .  o n i e lg   n   u t e p l ia  a s u t  

Ke  o d  okb rig uy gt  coas i h H a g y w rsb o u n ; ri   eshlr QnS i u n  n b n h ;  

Au h r   d r s   so y a d C l r   fS u h C i a No ma  t o 。 a d e s Hitr   n   u t e o   o t   h n   r l S u Un v r i , 1 6 1Gu n z o i e s y 5 0 3 , a g h u,Gu n d n , i a t a g o g Ch n  

提及焚书坑儒 ,我们 的脑海里就会 浮现 出这样一 个场 

李斯一手包办 , 而秦始皇只是应允该i划 的施行。 我们应该一  十 “ 方面看 出, 在君主专制政体下, 并不就是皇帝一个人来统治全  国, 另一方面又要看 出, 整个地主统治势力正是通过了皇帝一  个人来实行统治的。” 建社会的统治阶级是地主阶级 , Ⅱ   皇帝 

景: 秦始皇 在盛怒之 下 , 不分青 红皂 白地 将所有 书籍 焚毁 ,   与此同时下令 活埋 所有 儒生。诚然 ,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为统 

思想 而实行 的带有 血腥和专制色彩 的手段 。 但是 , 秦始皇 

果 真是仅凭一时之气就 焚书坑儒吗 ?所 有经典著作都 被付 

之一炬吗? 所有儒生都惨遭迫害吗? 如此血腥和野蛮的行为 

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既然李斯提出了地 主阶级 的要求——焚  书, 作为该阶级的代表 , 秦始皇 自然须要顺应李斯 的要求 , 以 

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焚书实质上是秦帝国地主阶级对残余 

的六 国旧贵族势力 的彻底打击 , 以此来加强对人 民大众 的思 

是空前绝后的吗?本文尝试 依据 《 史记 ・ 秦始皇本纪》 中关  当

于焚书坑 儒的记载 , 对这一事件进行重新的审视。  

1 先说 焚

书 

焚书 旨在顺应 时势 的变化 。“ 今天下 已定 , 法令 出一 , 百 

想 控制, 与其说这是秦 始皇个人专 制独裁 的体 现 , 不如说这  是 秦帝 国地 主阶级对其他各 阶层实行专制 的体现 。   焚书并 非焚毁所有 的经典 著作 。“ 史官非秦记 皆烧之 ,  

姓 当家则力农工 , 士则学习法令辟禁。”  平定海 内 , 放逐蛮  夷 ……以诸侯为郡县 ” 嘲丞相李斯 和仆 射周青 臣明确指 出,   废 分封行 郡县 , 重视农 工 , 明法 令 , 严 这些措 施都 是秦始 皇 

非 博士 官所职 , 天下敢 有藏 《 、书》百家语 者 , 诗》 《 、 悉诣 守 、  

尉并烧 之……所不去者 , 医药 、 筮 、 卜 种树之书。 【 帝国处  ”。 1 嗪

统 天下后的创举 。而博士 淳于越的“ 封子弟功 臣 , 自为枝 

于西陲 , 家经典传 人的数量本来就不 多 , 儒 加上焚书令规 定 

保 留博 士官所藏 的经典 ,所 以此次 的焚 书并 没有对所有 经  典著作造成毁灭性 的破坏 。况且 , 与历代封建统治者 的焚书 

辅 ”】 p 已经成 为过去 , 且 这种 以古 非今 的言论 会 “ 乱 黔  并 惑 首” 。秦皇扫六合 , 嗍 结束 了春秋战 国时期分裂割 据的局面 ,   建立 起中 国历史上第一个统 一的多 民族 的封建 国家 。作 为  春秋 战国时期的主流思想百 家争 鸣 ,必然会 受到新兴 的秦  帝 国的全面打击直至完全崩溃 。“ 明代 思想家李贽在 《 纲  史 评要 》 四《 卷 后秦记》 中曾经这样评论李斯 关于焚 书的上书 :   ‘ 大是 英雄之 言 , 然下手太 毒矣 。当战 国横 议之后 , 势必 至  此 。自是 儒生 千古 一劫 , 埋怨不得李丞相 、 秦始皇也 。”【 ’由  5 j 于百家争 鸣在秦帝 国建立之后依 然在社会思想领 域 中占有 

行 为相 比较 , 始皇焚书的规模不 能算作是空前绝 后。“   秦 胡

三省在《 资治 通鉴音 义》 中明确指 出 :秦 之焚书 , ‘ 焚天下 之  人 所藏之 书耳 , 其博 士官所藏则 故在 ; 羽烧其 宫室 , 项 始并  博 士所 藏者焚之 。此所 以后之 学者咎萧何不 能于收秦 图书 

之 日 收也 。 ”- 殿起在其《 并 ’孙 【   清代禁书知见录 自 》 , 序 说 乾  隆 一朝 ,将近三千余种 , ‘ 六七万部 以上 , 几与 四库现 收  种数 书 ’ 等的书籍 , 相 被付之一炬。”   悯

( 下转第 1 1页) 1  

钟 缸 又 i  5  ‘ 7

于读者的接受度。I此在翻译影视片名时,   我们要考虑到受 

众群体的历史文化背景 , 这样才能 翻译 出为观众所接受和喜  爱的作品 。   23 抓住译文的服务对象  . 大陆 的翻译家们

深受 “ ” “ 、 “ ” 则 的影 响 , 信 、达 ” 雅 原 在 

3 总结 

翻译不是译 者个人能力 的展示 ,也不是一种炫 耀或孤  芳 自赏 , 应该考虑到受众群体 的文化背景和感受。翻译是一  种语言活 动 , 目的是帮助人们进 行思想交流 , 以达 到信 息传  播。 尧斯认 为, 在作家 、 品和读者f 作 观众) 的三角关系 中, 后者 

翻译时也尽可 能地 忠实地反映 出原 片名的信息 内容。受大 

陆正统教育 的影 响 ,翻译 工作者深知 影视作 品会影 响国 民

不是被动 的因素或单 纯做出反应 的环节 ,它本身便是 一种 

再创造历 史的力量 。接受美 学强调 的是观众 的主观能动性 的作 用

, 

的价值取 向, 同时也是一种教育 手段 , 以大陆 的译 名一般  所

比较严谨 、正式 。香港是一 个商业化气 息浓郁 的国际大都 

市, 影视娱乐 产业也十分发达 , 观众需要 的是节奏快 , 刺激 ,  

因此观众 的接受和理解对译 文的流传 以及应 用有着决定性 

优秀 的译 文应该是原著——译 者— —观众三位一  体的完美结合 前两者都是为后者服务 , 以后 者为最终受众 

, ,

新 奇的娱乐消遣 , 所以译者为 了吸引观众的 眼球 , 往往会 使  用 一些暴力 、 白的词汇 。台湾受 中国传统文化影 响较大 , 直   有 深厚 的文化底蕴 , 加上受到浪漫 主义的影响 , 以其 译  再 所 文兼 与大陆的 中庸和香港 的商业化之 间 ,译名既充满 了唯  美 的文艺气 质 , 又带有 商业的痕 迹。而三地的译 名受到了各 

群体 来进行创作

所以 , 真正的译者应该 意识 到接 受群体 的  重要 性 针对不 同的群体来翻译 出不 同的作品 , 而在赢得  从 观众 口碑 的同时获得商业 的效益

。  

参考文献 

自观众 的肯定和接受 , 也充分印证 了接受理论原理 , 典  即经

只有被 接受才可 以称之为经典 。正如著名 翻译 家草婴先 生  说 的 :原著作家 的风格 只有一个 ,但文学 翻译 家十个就 有  “ 十种 风格 , 因此 , 一种原著 , 尤其是名 著 , 应该 容许有不止一 

[ 方梦之. 1 】 译学词 M上 海: 外语教研出版社 20 4. 典【】 上海 0  

【 2 ]范仲英 实用 翻译 教程【 ] 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9 . 1 9 9  

【 3 】马小燕_ 浅析英文电影片名在我国内地及港台地区的翻译[. J电  】 影文学, 0 . 29 0  

个译者来译 , 让读者 自由选择他所喜欢 的译本 。” 译文最终 

所 服务 的对象是观众 , 不管 采用何种形 式 , 被接 受才是最重 

要 的。  

[ 张晓林. 4 ] 从

接受美学角度看名著重译——《 老人与海》 旧 新 译本 

比较【_n— sEgs  e h g 07 JS oU  nlhTa i , 0. 】i i c n2  

编辑 黄严磊 

呋 呋六 呋 呋呋 呋呋 呋呋 六  呋呋 呋呋 呋六 六 

( 接第5 上 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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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再 说 坑儒 

坑儒 的起 因错综复杂 。侯生 、 卢生认 为 , 秦始皇天性“ 刚  愎 自用 ……意得 欲纵 ” 【 任用官 员上 “ 任狱吏 ,  在 专 狱吏得  亲幸 , 士虽七 十人 , 博 特备员弗用 。” 在处理 国政上 “ 旧, 以刑  杀为威 ” 导致秦帝 国出现“ ㈣, 天下畏罪持禄 , 莫敢尽 忠。 上不  闻过而 日骄 ,下慑服谩欺 以取容 ……天下之事无 大小 皆决  于上 ”圳 【的局面 。因为不愿 意继续 为“ 于权势 ”o 1 贪 [的秦始 皇  2 1 求长生之术 , 二位方士便逃跑 了。得知 消息后 , 秦始皇大怒 ,   指出 “ 徐市 等费以巨万计 ……徒 轰利相告 日闻……吾尊赐  之甚厚 ……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就下令逮捕审问诸 生 , ”1 2 ] 坑  之于咸 阳。秦始皇并没有认为 自己的统治政策不得人 心 , 而  是痛恨方士利用赏赐的钱财谋 私利 , 甚至造谣生事 。秦始 皇  和方士双方都在 为 自己辩 护 , 实的真相显得 扑朔迷离 , 事 审  问 的结 果是 “ 诸生 传相告 引乃 自除” 这 就更加 为坑儒 的真  , 相蒙上一层神秘 的面纱。是秦始 皇严 刑逼供 的结果 还是确  有此事呢?我们无从得知 。但可 以确定的一 点是 , 历史上很  多事情都没有绝对 的谁是谁非 ,方 士和秦始皇双方 均应负 

在宽 , 其孙发边远为奴 ……”1 { 2 3  

3 结 论 

焚书坑儒是践 踏传 统文化和迫 害知识分子 的行 为。在 

封建专制 主义 中央集权 制度 的保驾护 航之下 ,秦帝 国思想  的统一最终得 以实现。虽然实现 的方 式带有血腥 和专 制的  色彩 , 是我们不能据此而过分指 责焚书坑儒 , 但 更不能仅 凭  焚书坑儒来断定秦始皇是个空前绝后 的暴君 。“ 秦始皇焚书  坑儒 ,后人批 判他 是个大暴君 。但是 历朝历代又有多 少人  ‘ 心’ 虚 向他学习呢?秦始皇在这个方面倒也是后世 的‘ 帝王  之师 ’ 。就人类文明史而言 , 对书籍 和读书人 的迫 害时 时都  有发生 。类似 ‘ 焚书坑儒 ’ 这样 的举动 在中国历史上绝非第 

次, 更远远算不上最 大的一次 。”  

参 考 文 献 

[】 】 】 】 】 】 1 1 0 1] 3[6[718191011 2 1_ ,秦  1[ [ f [ [ 【 [ 【 Ⅱ  [ ] ] 1

1 1 1 ] 25 记 / 2 346 789 1 11 1 1 1 1 2 2 [ P 始皇本纪. 卷六.  

定的责任 。  

[ 王子今. 5 】 细说秦始皇 , / 坑儒. 上海人 民出版社, 0: 6 2 5 4. 0 2  

【] 1 胡绳. 2 两千年问 , “ / 万人之上 ” 在 的人. 中华书局, 0 :1 2 5 . 0 2 

坑儒并 非活埋所 有 的儒 生 , 犯禁者 四百 六十余 人 , “ 皆  坑之咸 阳……益发谪 徙边 。 方士的逃 亡连累了儒生 , ” 与此  事相关 的四百六 十人 遭到迫害 。但是 坑儒 的历史并 没有到  此为止 , 统治者镇 压被统治者所使 用的血腥手 段仍在继续 。  

[ ]52】 君, , 1 [ 14 何 主编 田家淇 , 秦始 皇赢政  焚书坑 儒冲 国长  411 著-

安出版社, 0 : 8 1 8 2 . 2 7 2 、2 , 8 0 1 1   [】 2 赵尔巽, 3 柯劭志. 清史稿 / / 世宗本纪 .   卷九.

“ 乙丑 , 吕留 良罪 , 吕 中 、 治 与 葆 严鸿逵俱戮 尸 , 吕毅 中、 斩 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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